作為史劇家，郭沫若在抗日戰爭中后期情思異乎尋常的奔涌，借著當時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自由與專制、愛國與賣國、統一與分裂、進步與倒退大激戰的巨瀾，他構筑了名垂青史的六大歷史悲劇。一九四二年推出的五幕劇《屈原》則是其中的高峰。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大詩人，人們不再稱羨他的峨冠博帶，儒雅瀟灑，他在劇作家脈律的擊迫下咆哮著，掩映著日月星光，裹挾著風雨雷電。

屈原是一個為光明和自由而戰的不屈戰士，他是光明與自由的化身。詩人的身分在劇作中已淡化，屈原全然是作為政治家活躍在全劇的沖突中。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長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正是這種浩博的人道精神引發著他對于祖國和人民熱切而忠誠的愛。他企盼著楚國能夠和關東諸國和親，結束分裂的局面，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讓所有的百姓都能“過人的生活”。然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并不見容于這樣的人物，相反更多地出演著聯翩不輟的“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的歷史悲劇。楚國南后鄭袖、上官大夫靳尚等和秦使張儀，內外勾結，愚弄并利用昏君楚懷王，在屈原的周圍布下了一張碩大的誣陷網。

要打破國王對屈原的信任，是南后集團最初陰謀的中心。南后美艷精明，也識得屈原的華美詩文，但她卻同時又有著特別自私、陰險和殘忍的心懷。第二幕，由她導演并主演的“淫亂宮廷”丑劇凸現其卑鄙無恥的靈魂，是她代表的賣國集團誣陷屈原的第一次突然襲擊。屈原臨對如許事變，開始是茫然不知所措，直到南后再次侮辱他的人格時，他才緩過氣來提出分辯與申訴。他雖含冤莫白，胸廓中依舊系縈著楚國的大局和受難的人民。他沉痛地對楚懷王說： “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宮廷里來，也可以不再和你見面”，可你“要多替楚國老百姓設想，多替中國的老百姓設想”。他轉而向南后發出使人全身骨節臟腑都能震撼的話： “唉，南后!我真沒有想出你會這樣陷害我!……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啦!”

經由第三幕靳尚等人欺騙鼓動群眾為屈原“招魂”，屈原再次受辱后，第四幕的屈原被推上與南后集團正面交鋒的峰巔。憤怒出走的屈原同張儀、南后等人邂逅，當南后對屈原的迫害從離間他與楚懷王關系發展到正面加倍的人格侮辱時，屈原摒棄了往昔申辯立場，把斗爭的矛頭直指陰謀的策劃、指使者張儀，并毅然揭出了南后賄賂張儀狼狽為奸，陷害忠良，出賣楚國的罪惡事實。但是，他畢竟還寬宥懷王，這與其說反映了屈原思想上的局限，無寧說是表現了他蘊藏于內的深明大義、含辱負重的無私之心。他仍然呼吁懷王： “大王，你是始終不覺悟嗎?楚國的江山社稷在你一個人身上，你不要使我們若教氏的列祖列宗，斷絕香煙血食呀!”所有這一切，還不足以減輕南后陰謀集團越來越兇險的迫害，屈原終于被關進東皇太乙廟。

當第五幕開啟時，被禁的屈原又遭逢毒殺的詭計，他鐘愛的學生嬋娟因誤飲毒酒而死于非命，太乙廟升騰起沖天的火焰。著名的《雷電頌》便出現在這一幕的第二場。郭沫若使他筆下的屈原經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甚至難以想象的苦難，曲折跌宕，日顯嚴峻的沖突造成了主人公有力的悲劇環境。因為屈原所經受的磨難，他的生存環境不是平庸的，所以他的奪目光彩的生命力，他的忠貞至誠的精神力量，他“獨立不倚，凜冽難犯”的斗爭熱情，得到極其濃烈酣暢的表現。面對著正在沉入黑暗深淵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滿腔冤屈，滿腔憂憤，以凜然的氣勢，發出了閃電驚雷般的怒吼。他思念著洞庭、長江、東海……那是赤縣神州、自由祖國的象征，借著風暴、雷霆、閃電的巨威，去驅逐黑暗，蕩滌專制，迎接光明與自由的新世界。他身處充滿嚴威的東皇太乙廟，卻用憤怒的心火燒毀著一切權威的假面，對人民摯愛的偉大情感，終于使他對天下一切污濁穢垢作出了無情而神圣的宣判： “我沒有眼淚。宇宙，宇宙也沒有眼淚呀!眼淚有什么用啊?我們只有雷霆，只有閃電，只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里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

如果在方生與將死之間，屈原演出了雄渾悲壯的第一主題，那么，“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是屈原人格的第二主題。一篇《桔頌》便是他的偉大人格的最集中的寫照。正因為桔樹“內容潔白”、“心胸開闊”，故而能做到“賦性堅貞”、“至誠一片”，也故而能做到“不隨波逐流”、“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他的完善的人格理想是： “又聰明又厚道，又素樸又絢爛，亦圣亦狂”，他要的是人的“一片天真”。在抵御和抗斗南后集團誣陷迫害的情節中，屈原的人格力量和生命價值已經被劇作家勾勒得相當清楚，在全劇中，劇作家還調動了其它詩學手段加強了這個層面的色彩。除了用象征手法，即以桔樹的堅貞潔白象征屈原的人格外，對照又被廣泛地運用著。南后是顯例。南后的陰險殘忍的人品內容幾乎可以用她自己的話來概括： “我要多開花，我要多發些枝葉，我要多多占領陽光，小草、小花就讓它在我腳下陰死，我也并不憐憫。”她在劇中的所有丑惡表演凸現了她所具備的人格特征是同屈原絕然對立的。為了有意加強對比，劇作家布設了宋玉和屈原的性格矛盾。宋玉原本是屈原寄以厚望的學生，并以詩篇《桔頌》相贈。然而，宋玉究竟是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在老師受到打擊時，就動搖而成了南后的幫閑文人。“我們出身寒微的人，老實說是想高攀高攀一下的啦”!這類品性，那種攀龍附鳳的性質，有負屈原。同時也反襯著屈原獨立不倚的精神。此外，嬋娟這個形象倒動人地烘托輝映著屈原的精神。她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她不能像宋玉那樣“吟詩作賦，談論國家大事”，但她懂得在大波大瀾的時代應該怎樣做人，她是屈原的真正弟子， “意趣堅定”， “與桔樹同風”，一直到死都將屈原寫的《桔頌》藏之胸懷。在關鍵時刻，不怕威脅，鄙視利誘，表現出舍身捍衛真理的高風亮節。“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的磊落。先生決不愿茍且偷生，我也是決不愿茍且偷生的!”她在屈原的精神照耀下成長，接受了大波大瀾的考驗，最后在屈原的懷抱中安詳地死去。她的光輝同屈原的光輝合為一體了，或者說屈原的精神和他的生命價值，因著嬋娟的精神及其歸宿更加噴射著無際的光焰。

劇作《屈原》是一部偉大民族靈魂的史詩，屈原的形象寄寓著劇作家深厚的憂憤和欲罷不能的激情，他是郭沫若“獻給現實的蟠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