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翼于一九三八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華威先生》,成功地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偽善浮夸、驕橫無恥的中下層國民黨黨棍的肖像。畫幅五千言,所描畫的對象,姓華名威,人們都稱呼他為“華威先生”。
華威先生——“他永遠挾著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遠帶著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著他的結婚戒指。拿著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著,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據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對抗戰活動表現得異乎尋常的“積極”和“熱心”,他坐著“鋼絲在閃著亮”的包車,像“閃電一樣快”的飛跑,忙著去參加各種抗日的會議;他“一天要開幾十個有關抗戰的會”,老覺得時間不夠支配,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如此的抗戰救亡專家,作家在現實生活中見過。抗戰初期,張天翼在長沙搞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當時的“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的部長都是民主人士,后來國民黨要來爭領導,要爭作部長,演出過不少“當了部長又不干抗日的事”的活劇。華威先生大抵是作家“有感于此”而作成的人物。
在這篇速寫中,作家從錯綜復雜的生活現象中,截取了最能表現生活特征的五個橫斷面,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本方面。
華威先生跨上他的包車,到“難民救濟會”參加會議。照例——會場里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里等著他,他是遲到了。他的“態度很莊嚴,用一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并且還點點頭, “眼睛并不對著誰,只看著天花板”。他似乎挺客氣地選擇了一個離主席位子最遠的冷角落坐下。并立即聲明:“我不能當主席”。他拿著一枝雪茄煙打手勢?!肮と司韧龉ぷ鲄f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夠支配,只容許我在這里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當主席”。兩分鐘后,猛的站了起來,拍幾下手板,打斷了主席“哇啦哇啦”的講話,他開始發表了一通有關“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一導中心”的意見。之后,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瞧著天花板點點頭,挺著肚子走了”。這是第一個斷面。
第二個斷面發生在“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場。華威先生又遲到了,進了會場,點著了雪茄煙,裝腔作勢地“拍了三下手板”,看見已有人在講話了,頗感不適,于是又是打斷了別人,習慣地說看: “主席”, “我因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同樣,又是一通“文化人在當地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之類的話。
五點三刻,華威先生來到“工人救亡協會指導部”的會議室。這是第三個斷面。他又“遲到了”,這回他臉上卻堆滿了笑容,并且“對每一個人點頭”,劈面致歉: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敝飨坏脤λπ?,他卻“笑著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他當時和那個小胡子私下的攀談幾乎像工筆鏤刻——他“帶著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 “小聲兒問那個小胡子:昨天你喝醉了沒有?”“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干掉……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算賬呢:要質問他為什么把我灌醉”。人們或許會相信在這樣一個有身份的會議上,華威先生會堅持到終席。然而失望的是你們!他照例打斷人家的發言,不過較之前番兩次多了一些“請求各位原諒”的說明,而他的發言倒仍然是一個中心點: “這個指導部是個領導機關,這個指導部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婦女界組織的“戰時保嬰會”,本以為無須勞華威先生大駕,總得體諒體諒這位大忙人,所以沒有邀請華威參加。這在華威看來,無疑是擺脫領導的荒唐,簡直叫他“吃了一大驚”。于是,小說有了第四個精約的斷面。華威到處打聽,調查,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把下巴掛了下來”進行恫嚇,威脅,最后終于挖空心思擠進去,當了戰時保嬰會的委員,實現了領導權。于是故伎重演: “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著皮包去坐這么五分鐘,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p>
最后一個斷面發生在華威先生的家中。他正在對兩個組織“難民讀書會”的學生發脾氣——“渾蛋!”他咬著牙,嘴唇在顫抖。“你們小心!你們,哼,你們!你們!……”他倒在了沙發上,嘴巴痛苦地歪著。 “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全部緣由是簡單的,大抵是為著青年如此對他這個“領導”還不夠虔誠,而他卻以政治問題加罪于青年,并且爆發出整篇小說最強烈的聲調和形體。
華威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偽善浮夸、驕橫無恥所包容的社會內容是深廣的,他的身上凝集著那些抗戰初期國民黨頑固派新官僚的共同本質。他的謙讓,他的忙碌,掩蓋著他在覬覦抗戰領導權的實質。“五四”以來新文學作品中刻劃的官僚形象,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居多,而華威卻是官僚中的新派:黨棍。他只有產生在特定的抗日時期,是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的典型環境中的“這一個”。惟其如此,他的結局不會太妙。小說在結尾處,畫龍點睛地寫出了他的色厲內荏: “嘴唇在顫抖”, “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里嘶嘶地罵著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洶涌壯闊的人民群眾抗日洪流必將淹沒這種丑類。
諷刺的生命在于真實, 《華威先生》的諷刺深深扎根于生活真實的土壤中。嫻熟的夸張手法,使華威先生從外表、自白、心理到所有舉止被一層滑稽的色彩涂抹著,尖銳地暴露了生活中的喜劇性矛盾,放大了反面事物的典型特點,使華威的形象浮雕化、漫畫化。諸如本文開首所列人物的外形特征,類乎小說中“接著掏出表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著,嘴唇使勁撮著,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又類乎華威在與小胡子的那番交談中所表現出來的矯情和夸飾……,都是旨在撕破華威從外表到內心的無價值的內容給人看,形成了蘊藉而深刻的諷刺。
萊辛在《拉奧孔》中指出:“尊嚴與禮儀的表象如果和可嫌厭的東西形成反襯,也就會變成可笑的。”三個會場,華威表現出三副嘴臉,三種態度。在“難民救濟會”上,目空一切、唯我獨尊;“通俗文藝研究會”上,布鼓雷門、裝腔作勢;而在另一個層次較高的“指導部”會議上則是另一副樣子:又是堆滿笑容,又是點頭哈腰,連聲道歉之外,還伸了伸舌頭。作家著墨經濟,華威先生阿諛逢迎、圓滑世故的性格卻躍然紙上。作家又常常抓住人物自相矛盾的言論和行動,讓人物在矛盾的狀況中自我暴露,自我鞭撻,寓強烈的諷刺于人物的言行之中。他為了表現對抗戰運動的誠意和熱心,吁請“你們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這時他的內心語言大概是: “反正我成天泡在外面?!彼麧M以為用這一招可以堵住人家的口了。可是,他萬萬沒有料到,一位長發青年卻當面揭穿三次登門都吃閉門羹。華威于是狼狽起來,只能尷尬地以“我有別的事”來為自己辯解,但是他越辯解,就越暴露出自己的虛偽,小說的諷刺效果因此也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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