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匡迥，號超人，吳敬梓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匡超人是溫州府樂清縣大柳莊人，因家境貧寒，讀不成書，二十二歲時，隨一個賣柴的客人來到杭州謀生。誰知客人消折了本錢，他便流落在外，靠擺一個拆字攤糊口。這時的匡超人單薄瘦小，衣裳襤褸，雖然備受生活煎熬，卻仍然保持著淳樸、善良的心地，勤勉好學的習慣。拆字之余，便專心研讀科舉文章，只是想起家中病臥在床的父親，便忍不住掉下淚來。

馬二先生的出現使匡超人的生活產生了第一次轉機。這個一心想回家盡孝的年輕人不僅意外地從馬二先生那里得到銀兩衣物的資助，更記下了馬二先生的諄諄叮囑： “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這番話喚醒了匡超人心中潛藏著的欲望，使陷于困窘中的小伙子看到了一條“光明”之路。他小心地收起馬二先生贈送的八股選本，踏上了歸途。

從生活無著，不能盡孝的苦惱中擺脫出來，匡超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他躊躇滿志，認準功名舉業這個目標，一步步努力走去。他以一個淳樸的鄉間青年的全部熱情和精力，挑起了奉養孝敬父母和讀書求功名的兩副擔子，雖然父親病重、族叔逼要房子，哥哥嫂嫂又只顧自己，這些使匡超人的面前困難重重，但他心中充滿向往，渾身充滿活力，每日里勤懇勞作，殺豬、磨豆腐、做生意，用辛勤的汗水來養活父母、維持家庭。他盡心侍奉父親。曾經感嘆“有錢的不孝父母，象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的年輕人，一旦有了盡孝的機會，果然盡心竭力。他不僅處處為父母分擔憂愁，夜夜服侍病中的父親吐痰喝水、小解、出恭，而且為了父親舒服，總是在他出恭的時候雙膝跪下，把父親的雙腿扛在肩上。生活的重擔并沒有磨蝕他的志向，匡超人每夜里總是一邊侍候病人，一邊發憤讀書，常常一夜只睡一個更次，卻仍然精神抖擻，渾身充滿力量。大柳莊淳樸的民風和樸實敦厚的雙親哺育了年輕人，匡超人勤謹克己、寬厚待人，將孝悌二字看得極重，成了大柳莊有名的孝子。

匡家的生活剛剛安定，一場大火又燒去了他們的住房，一家人只好暫借和尚廟安身。匡超人雖然憂愁，卻仍然日日勤勉勞作，夜夜挑燈苦讀，朗朗書聲在靜謐的夜晚一直傳到廟外。這一日深夜，樂清縣知縣李本瑛從廟外路過，聽到讀書聲，很是感動，發一個帖子讓他去考童生。李本瑛的出現，使匡超人生活中出現了又一個轉機，他求取功名的愿望開始付諸實踐，從此走向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生活。

匡超人考場順利，不久進了學。誰知平地風波，一直照顧他的知縣李本瑛忽然被摘印，為免受牽連，同村潘保正囑咐匡超人到外地暫避一下。這時匡太公已經病逝，匡超人拿著潘保正的書，又一次來到杭州，投奔潘保正的堂弟潘三。

匡超人此番杭州之行與以往不同，他不再是流落異鄉的可憐蟲，因為有了秀才身份，他雖然尋訪潘三不著，卻結識了一幫做詩的名士朋友。這幫朋友在來自窮鄉僻壤、孤陋寡聞的匡二面前展現了一個完全陌生的新天地，使他知道了天下還有“進士不如名士”的道理，見識了斗方名士們心地鄙俗、矯情做偽，以及他們招搖誆騙的生活方式。這一切使心地乖巧的匡超人大開眼界，他很快學會了西湖名士們高談闊論、裝腔作勢的丑態，也很快學會了他們彼此唱酬、冒充風雅的本領。

匡超人正熱衷于和“名士”們交往，潘三的出現又使他的生活完全改變了軌道。潘三在布政司衙門當差，他心狠膽大，什么事都敢干。匡超人目睹潘三買賣官司、包攬詞訟，轉眼間就賺下大錢，也不禁動。在潘三的唆使下，他開始參與假造公文，代人應考等“有想頭的事”，從中得到許多好處。當他在潘三的幫助下成了親，生了女兒，安下家來的時候，他早已不再是那個鄉間的誠篤樸實、心地善良的年輕人了，兩年間，他沾染了都市的種種惡習，變得庸俗、勢利、虛偽、絕情，而且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了。

地位的變化使匡超人的丑惡行徑一樁樁暴露出來，但在歲考中他卻以優行入貢，這無疑是對科舉制度的無情嘲弄。正當他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中洋洋得意之時，潘三因罪行暴露，入了大獄。匡超人不免驚懼交加。恰巧在此危急關頭，已升遷為給事中的李本瑛召他前往京師。在李本瑛的幫助下，他考職內廷教習，又瞞下已經結婚的事實，熱熱鬧鬧娶了李本瑛的外甥女辛小姐。隨著科考順利而突然降臨的一系列榮華富貴使匡超人更加利令智昏，前妻鄭氏病死，他并無真心悲哀，只是強調要在她的遺像上畫上鳳冠補服。囑咐兄長的話中也不再有人情味，只是叮囑“要人家稱呼老爺”， “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完全是一副暴發戶庸俗不堪的嘴臉。為了抬高自己，滿足一步步往上爬的欲望，他不惜詆毀馬二先生，更無情無義地拒絕了潘三想“會他一會”的要求。這時的匡超人，身上多了錦繡官服，心中卻完全喪失了良知人情，與衣冠禽獸無異了。

匡超人的一生是被科舉制度和惡俗的社會風氣所牽引著一步步走向天良泯滅、品德敗壞的一生。那個有著美好人情和正常人性的可愛少年是什么時候開始消失的?從他走出淳樸鄉村的那一天，從他邁向惡俗澆漓的杭州都市的那一天，從他跨入充滿污濁的科舉考場的那一天，他的正常人性便注定了要被扭曲。他結識的馬二先生、李本瑛、斗方名士們以及潘三等等人物，不過是這個社會種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文明的具象代表，他們似乎好心地指點著、幫助著這個鄉間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卻從不同的方向擠壓和扭曲著一個正常的靈魂，使他變得比他們任何一個都更丑陋、更無恥。匡超人的正常人性的質變和精神毀滅的悲劇，是病態社會的必然結果，也反過來映照出這個社會的畸形腐敗、不可救藥。

吳敬梓以現實主義的清醒目光，含著諷刺家的憂傷的微笑，把解剖刀一直伸向了社會人性的深處。他的筆底總是帶著深深的感情，在刻畫那個純樸善良的農村青年時，他筆下充滿了由衷的贊賞之情，在寫及那個完全喪盡天良的內廷教習時，他冷峻的筆調中又時時露出嘲諷的鋒芒，不時輕輕一刺，露出人物道貌岸然后面的極端無恥、極端空虛和極端無知。這種獨特的筆調，為人物涂上了丑角的油彩，使匡超人這個人物具有獨特的認識意義和文學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