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云雷相見之前，我就已經從眾多研究文章中讀到了李云雷的一些獨創性觀點，可謂是神交已久了。大約是2006年，我從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畢業到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工作后不久，我們就相遇了。最初的一次是2007年前后，在參加北京的會議結束之后，我應約到北四環附近的酒店與李云雷一起吃飯。到了才發現人很多，大約有十個人左右，祝東力、郝慶軍、魯太光等人就是在那時認識的。其他記不清了，只記得那晚上大家熱情很高，喝了不少酒，暈乎乎、暖乎乎的。因為對鄉土文學、對十七年文學中的趙樹理和柳青等人的共同關注點和興趣點，我與李云雷、魯太光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流，漸漸有了同道中人的感覺與情誼。

李云雷兄是我接觸過的朋友中最能飲酒的兄弟，也是毫無保留、赤誠相見的兄弟。2008年，我參加了在北京教育考試院的國家公務員試卷閱卷任務，住在北京一周左右，便找機會和李云雷、徐則臣、房偉一起在牡丹園附近的一家小酒館相聚。那晚，我們四個人喝光了四瓶牛欄山，徐則臣喝得最少，我喝得不多，喝得多的是云雷兄和房偉兄。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去后，我和房偉互相扶持著在院子里轉了很多圈，才酒意漸消。2009年，受哈爾濱師大喬煥江與徐志偉的邀請，我和云雷都參加了他們的活動。記得晚上我們躺在湖岸邊，一起看星星，聊文學。此后，我們幾乎每年都因為當代文學的會議而相聚多次。2016年冬天，我參加中國文聯組織的年度作品推優活動，與李云雷和劉大先一起喝酒，一起聊聊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學與文學批評，想一起做些事情。結果是云雷和大先喝酒都沒事，不知不覺我喝多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北京會議中心的房間的，第二天一起來就八九點了，差點誤了回濟南的高鐵。

與云雷兄的每一次相聚，我都是身心無比愉悅的，因為不必考慮話說得合不合適、恰不恰當、沖不沖，云雷就像一位大哥一樣，都會寬厚地笑笑，耐心地聽著，從容地發表著他的意見。雖然我比云雷年長幾歲，但是，就思考問題的深度、廣度和厚度，做事的從容、嫻熟和穩重等而言，云雷在我心里都是大哥一樣的感覺。2013年，李云雷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組織全國首屆青年文藝論壇。在大會的開幕式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先生環顧四周打趣地說：“我這些年一直在觀察李云雷，我得出的結論是，李云雷是靠譜的，事情交到他那里放心。”白燁先生說出了我們很多人的共同感覺，李云雷就是一個可以信賴的、“靠譜”的優秀青年批評家。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來路和歸途，每一個文學批評家都有自己從事文學批評的思想基點、情感立場和精神資源。我和李云雷都出身于山東農村，有著彼此相似的生命經歷和情感立場。不是出身于鄉村的人是很難理解我們為什么那么熱愛路遙，不知道路遙是如何和改變了我們的人生，乃至是我們在某一個時期或一生的精神資源和生命支撐。李云雷曾在博客中講述了他從大學到碩士、博士的讀書過程中，他父親曾經的一句問話：“你什么時候畢業啊？”在《我們為何而讀書？》的文章中，李云雷談到母親曾說過：“你一直念書，念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兒啊？”我很明白這里面所包含的深沉情感以及背后所傳遞的無言的疼痛。正如李云雷所言：“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能夠從小學讀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夠讀到博士，不僅是由于個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個恰當的歷史時期。”事實上，李云雷和我們這樣出生于中國農村的孩子，能夠讀下書來，拿到博士學位，有一個從事自己專業的工作，是一個無比艱難的事情。這種艱難，不是智力的艱難，而是經濟、家庭支撐、職業以及由此帶來的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巨大挑戰。正是從我們的成長經歷中，我們痛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當代中國的歷史巨變、當代鄉土中國農村孩子上學讀書的不易與艱辛、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與階層固化的加劇。所以，每當身邊有人談及“你變了，忘本了”，我都特別惱火。變是生活的常態，有什么能不在流變之中？但是生命的來路和根本不能忘。所以，我特別理解、贊賞和欽佩李云雷這些年所倡導底層文學的文學批評理念和文學批評實績，以及這些事情背后所包蘊的深厚人文情懷與難舍的鄉土情結。這也是我曾一段時間所迷茫與執著的，文學批評到底能夠做些什么，文學能否為生命中最親而又最苦難的鄉土大地親人做些什么。

2004年，底層文學開始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壇一股重要的文學思潮，李云雷是其重要倡導者，這里面就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個人生命體驗與時代文化選擇的精神背景。李云雷說：“我關注底層或‘底層文學’，并不只是在關注‘底層’，也是在關注我自己，在關注我的父母、兄弟和鄉村，他們的命運是我的命運的一部分，他們的喜怒哀樂也是我的喜怒哀樂的一部分，我關注他們也就是關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層’的處境尤為值得思考。”毫無疑問，中國社會轉型路徑、改革向何處去的深層精神問題，一直在困擾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促使李云雷和我們這一代人從新的角度思考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

可貴的是，李云雷不僅大力倡導“底層文學”這一文學理念，對這一文學新思潮進行持續性關注、探究，還對“底層文學”進行理性的思考和自覺的理論建構。李云雷倡導的“底層文學”，不僅要打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對“純文學”的執迷，而且有意識地建構一種新的文學美學原則和美學理念，乃至是以新文學秩序的建構、新文學作品的書寫來顛覆那種不公正、不公平的舊秩序，建構一種基于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美學精神的新文學、新文化和新文明秩序的更高目標和文化愿景。對于李云雷和一些批評家所論爭的何為底層、能否為底層代言、如何為底層代言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批評的概念，“底層”邊界的模糊性和彈性，恰恰是其生命活力與藝術張力豐富的體現所在。在李云雷看來，知識分子不能完全代表底層發言，但是“作家與知識分子對底層苦難的關注與表現仍是值得尊敬的”，“作家與知識分子的‘代言’和底層的發言應該是互相補充，形成一種關注底層的風氣。”我們要看到底層問題的豐富性與悖論性，不可把底層道德化與固化，把底層與知識分子做絕對性的對立化與區隔化分析。底層的思想與情感，未必就是底層。阿Q對革命黨最初是排斥的，想象的未來生活是“主子”的生活。而有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創作，如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趙樹理的小說，恰好體現了一種底層的生活、情感和生命世界，建立了一種與底層生命相連、血肉相同、情感一體的底層敘事與“苦汁子”的生命體驗。老舍說，我閉上眼睛就知道那些拉車的、唱戲的、手工藝人的言語和行為姿態，因為他們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親人。事實上，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從情感深處就和底層是一體的，不是代言的問題，而是同言和自言，是同一的呼吸、情感和靈魂。時至今日，“底層文學”絕大多數是作家和知識分子完成的，我們應該質疑的不是應不應該，可不可以的問題，而是是否真正實現了代言，即代言的準不準確、藝術性與審美能力高不高的問題。在更高的意義上，底層文學和純文學是相通的，是以達到了中國的、人類文學經典為終極性評價尺度的。應該指出的是，李云雷所倡導的“底層文學”的理論思考或許需要進一步論證、思考和完善，但是這一理論倡導的價值和意義是極為重要的，是具有“先鋒性”的、引導性的、不可替代性的，如一把無比鋒利的尖刃刺破了文學虛幻的迷霧，讓我們現實的苦難和真相，重新回到一種偉大的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傳統之中，再次驚醒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與責任。

作為從農村長大的批評家，李云雷與鄉土文學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聯系。農村、農業、農民是李云雷和我思考問題的起點，也是我們的生命根源所在。所以，李云雷的文學批評對鄉土文學問題的思考是深入文學理論內部的一種思考，有著很強的問題意識，往往一語中的、一針見血。更為可貴的是，在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學習，李云雷獲得了一種更為寬廣雄厚的世界性眼光和批評視野。在《如何開拓中國鄉村敘述的新空間》一文中，李云雷從歷史性和共時性、從鄉土中國和全球世界、鄉村與城市等多元空間來審視、思考當代中國鄉村敘述問題，呈現一種寬闊宏大而又堅實深情的獨特思考，讓我獲得很多精神啟發。李云雷認為，當代中國鄉村正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化，一是中國鄉村內部的傳統家族共同體文化的解體，二是中國劇烈的城市化進程從經濟、文化、政治、道德等各個方面極大地改變了鄉村，三是置身于全球化資本主義語境的中國鄉村問題，已經逾越了鄉村與城市，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這樣的視野中，‘鄉村’便不是遠離城市的遙遠之處，而是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所在，也不是落后于城市數十年的保守之地，而是與城市處于同一個世界的空間。”李云雷認為，中國鄉村的劇烈變化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百年來中國文學敘述的中心始終是以鄉村為核心的，因此“我們講述中國鄉村的故事為就是在講述中國的故事，只有中國鄉村的故事才是最為深刻豐富的‘中國故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我們來說，講述中國鄉村及其變遷的故事，關注的不僅僅是‘鄉村’，而是中國人在當今世界的遭遇，我們需要講出現代中國人的‘故事’。”李云雷的是思考是極為深刻的，是以中國歷史大變遷、百年中國文學史的為精神維度來思考和定義當代中國鄉村敘述的重大意義、價值及其豐富精神內涵。這一觀點，對作家和批評家而言都有著很大的精神啟示，讓我們重新思考和認識當代中國鄉村敘述的、不可替代的、最為深邃與豐富的價值之所在。不僅如此，李云雷認為，當代中國鄉村的劇變是“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在歐美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涌現了一些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師，比如英國的狄更斯，法國的巴爾扎克、司湯達，俄國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國的德萊塞等，但是在我國，尚未出現能夠概括這個時代的大作家與大作品，這不僅在于中國作家的藝術能力，而且在于我們缺乏把握歷史的理論與歷史眼光，我們需要在世界文學中講述‘中國鄉村’的故事”。

李云雷的批評視野是廣闊的，而他所關注的文學批評對象是極為豐富的、多方位的，幾乎覆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的各個方面和熱點問題。在他的勤奮、多產的背后是一個無比熱忱的、有著充沛人文情懷與憂患意識的、時刻可以燃燒的靈魂。“我們能否理解這個世界”、“‘內心疼痛’如何表達”、“我們如何避免一個同質化的世界”、“我們能否想象我們的未來”、“如何重建批評的公信力”、“如何創造中華民族新史詩”，李云雷把他內心所體驗的時代精神問題與文學命題呈現給我們；他對都市文學、打工文學、70后與80后文學、非虛構寫作、長篇小說與我們的時代生活等批評對象的關注與思索，都展示著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批評的活力與他自身批評世界的多元精神向度。

李云雷內心世界思考的問題，是我所遇到的問題，是我們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加速度發展世界的問題。作家阿來在《空山》三部曲中塑造了一個藏族詩人，他說“這么兇 這么快 這就是時代”。這就說我們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的新時代，文學與我們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無邊的挑戰。“這樣的挑戰可以說是多重危機的重疊，印刷文明的危機，文學的危機，‘新文學’的危機。我們只有清醒地意識到文學在當代文化與社會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在歷史整體演變中的節點，才能更清晰地承擔其使命——重建文學與民眾、世界的血肉聯系，講述新的中國故事，想象并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圖景。”這就是我們時代批評家李云雷的思考。

回想一下，我與云雷認識也十年多了。李云雷在文學批評的道路上，漸漸有了新的風景與收獲。近幾年來，李云雷開始了屬于內心世界和現實生活的文學探索，寫作了很多有獨特語言風格、故事架構和豐富精神空間的小說，為他的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審美體驗。我讀過一些云雷的小說，是很有味道。

李云雷是優秀的、有理想精神的批評家，是我們的好兄弟。“不動聲色的堅韌、浪漫之后的堅實而又不落俗套的日常生活”，是曹文軒老師對云雷的期待與祝福，也是我的祝愿。生活是美好的，可期待的。期待著與云雷兄的下次相聚，喝點小酒，開懷暢談，聊一聊我們這個時代“理想的新文學”。

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中午

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修訂

山東師大長清湖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