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先：引導，包含二義：一指以身作則；二指道德教化。之：指百姓。先：引導。有司：專管具體事務的官吏。舍：放棄，這里意為埋沒。諸：“之乎”的合音，之指賢才。衛君：衛出公，他拒絕流亡在外的父親回國為君，由此造成內亂。奚(xī)：什么。正名：辨正名分，言行舉止要合于名分。迂：迂腐。闕：同“缺”，存疑。中：適當。茍：茍且，馬虎。圃(pǔ)：菜地，這里意為種菜。老圃：種菜老農。情：誠實。達：通達，這里意為靈活運用。專對：獨立地應對。以：用。兄弟：魯國君主是周公之后，衛國君主是康叔之后，這兩人本是兄弟。孔子時代，這兩國都走向衰落，陷于內亂，政治狀況相似。公子荊：衛國大夫，字南楚，衛獻公之子。善居室：善于管理家產。茍：聊且，庶幾，差不多。合：指合乎公子荊的要求。適：前往，到。仆：趕車。庶：眾多，指人口眾多。茍：如果。朞(jī)月：一周年。朞月也寫為“期月”。勝殘：戰勝殘暴。去殺：免去殺戮。王者：實行德治的統治者。世：三十年為一世。冉子：孔子弟子冉求，字子有。晏：晚。政：國政。事：指季氏家事，當時季氏在魯國專權。以：用。吾以：倒裝句，意為用我，指孔子不再任大夫。與聞：古制：曾為大夫者，雖不見用，仍可與聞國政。這里批評季氏與家臣謀國政于私室。幾：期望，此句意為不可以如此期望一句話的效果。說：同“悅”。莒(jǔ)父：魯國邑名，在今山東省莒縣境內。黨：家鄉。直躬：正直的人。攘：偷竊。證：告發。之：到。果：堅決。硁硁(kēng)：形容固執、淺薄。斗：容量單位，等于十升。筲(shāo)：竹器，容一斗二升。斗筲：表示容量少。斗筲之人：才識短淺、器量狹小的人。中行：行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與：交往，交朋友。狂：指理想、眼界高，但行為偏激的人。狷(juàn)：指堅持原則、有所不為、有些保守的人。恒：恒心。巫醫：占卜治病的人。二句引文見《周易·恒卦》九三爻辭，意思是：人不能長久地保持其德，不免招致恥辱。〔51〕不占：指無恒心之人不用去占卜了。〔52〕易事：指為君子辦事很容易。說：同“悅”。〔53〕器：量才使用。〔54〕泰：安詳，坦然。〔55〕木：樸實。〔56〕訥：說話遲鈍。〔57〕切切偲偲(sī)：形容相互勉勵的樣子。〔58〕怡怡(yí)：和睦相處。〔59〕即戎：參軍作戰。

(施忠連)

〔鑒賞〕本篇繼續闡述《顏淵》篇提出的仁政思想。提出為政的一個目標是“近者悅，遠者來”，也是強調統治者必須以惠民政策爭取人民的真心擁護。并強調統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再次指明統治者在倫理道德上的表率作用是治國成敗的關鍵因素。重申了孔子的富民思想。提出“勝殘去殺”的治國目標則是上一篇表達的“無訟”的德治理想的又一表述。此外，還有些語錄進一步說明了孔子的“舉賢才”、“勤政愛民”的主張。

除了對前面已提出的思想加以具體說明的語錄以外，本篇還為仁政學說增添了一些新內容，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第一，嚴厲譴責君主為所欲為的專制主義思想。孔子在回答魯定公的問題時明確提出，君主權力欲膨脹，以為其意志不可違抗，因而唯我獨尊，這是極其危險的。他警告說君主“唯其言而莫予違”的話是可能“一言而喪邦”的。這明顯地表現了他反對君主絕對專制的立場。孔子不懂得可以用政治、法律制度來限制君主濫用權力，但是他明確地指出，君主的權力意志不加限制和制約，危害極大。

第二，認真備戰，關愛士兵生命。孔子雖然向往“勝殘去殺”，但他知道這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孔子并不一味地反對戰爭，對于正義戰爭他不僅不反對，而且還要求積極地加以準備。所以在《顏淵》篇中他把“足兵”列為為政的第二項要務。在本篇中孔子提出，刻苦訓練士兵七年，如此才能派遣他們去作戰。這既是為了獲得勝利，更重要的是為了關愛士兵生命，減少犧牲。孔子把這一點看得很重要，他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這些都反映了他的仁愛思想。

第三，仁政是一項長期的、艱難的事業，不能急功近利。孔子提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說“善人為邦百年”，才能夠“勝殘去殺”，這就是說必須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如此政治上各種舉措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所以他強調：“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孔子告誡將要到莒父為宰的子夏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本篇另一論題是論士，這是孔學中十分重要的內容，是孔子對中國精神傳統所作的一項重大貢獻。士在古代本來是個社會地位不高的階層，春秋時期多為卿大夫家臣。他們一般是敗落貴族家庭子弟，掌握了古代文化知識，到春秋末期已構成知識分子階層的主體，在各國政治生活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孔子就屬于這一社會階層。孔子論述了士的使命、職責，應有的品德和人格，從而塑造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

在本篇中孔子首先指出知識分子必須有社會責任感。知識分子要有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而且要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服務于國家和社會。所以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說：“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句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由于知識分子承擔了重大的社會責任，所以孔子提出士要有堅韌的品質，提倡人要有恒心，又主張士要培養剛毅的精神和踏實的工作作風，由此指出：“剛、毅、木、訥近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極其重視士的堅貞的品性和獨立人格。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他之所以欣賞狂狷這種受到世人非議的人格，是因為狂狷者不盲從潮流、附和流俗，顯示出獨立的人格。狂者雖然在言行上容易走極端，但對現實保持批判的態度，蔑視困難和惡勢力，有一股子精神。狷者拘謹，常常有所顧忌，氣象不夠宏大，但是有骨氣，有節操，堅持信仰和原則，不隨波逐流，不怕因此遭受損失、打擊。因此孔子取人不以眾人的意見為根據，他可能好眾人之所惡而惡眾人之所好，指出“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不能成為定論。

孔子思想的卓異之處在于他看到保持獨立人格，維護自己的立場、觀點與尊重他人的人格與意見、保持和諧的人際關系這兩方面并不是完全對立的，他力圖把這兩方面結合在一起，不以其中一方面損害另一方面，他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這一思想的集中表現。士人應當保持獨立的人格，但仍然要與他人友善相處，因而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這些都表明孔子力圖把人的個體性、獨特性、獨立性與人的社會性、整體性加以結合或協調，這一思想在當今世界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