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學術訓練、職業經歷都會影響或者決定其關注世事人生的重心和領域。有著法學博士、高校法學教師、從業律師等學習和工作經歷的女作家艾瑪，她的創作不論是抒寫滿載著她童年記憶的湖南鄉村“涔水鎮”，還是敘述她成年后工作生活的異鄉城市，法律與人生是其作品始終都在探討的話題，對現實社會“理想制度的缺失，正義、公平的缺失”的批判是貫穿其創作歷程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艾瑪的小說可以稱為法律文學。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四季錄》延續了以往的創作特點，將視線投向了人體器官移植市場，聚焦于“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體來源”的立法問題。

艾瑪認為：“好的法律，最大程度上容納了人情，當然它容納的是大人情，而非小私情。”《四季錄》告訴人們當下社會使用死囚器官作為器官移植供應體，的確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這一做法滿足了部分特殊群體的“小私情”，但是它剝奪了死囚犯的尸體完整權，對一個人不公，必然會使他人受損，最終侵犯的是公平、正義本身這一“大人情”。當然，《四季錄》并不是一部旨在演繹闡釋法律條文、司法案件的小說，它包含著作家的現實批判、人性追問、精神救贖。

一

這是一部現實感非常強的作品。艾瑪帶著對現實問題的感悟與思考，啟動了《四季錄》的寫作之旅。小說的中心事件是罹患腎衰竭的大學教師木蓮，由于及時移植了一個十九歲少年的腎臟而獲救；五年之后，由于一個轟動全城的殺人案告破，她才得知供給自己腎臟的少年不是死于車禍，而是因殺人罪被執行了死刑，并且這個名叫袁寶的少年并不是真正的兇手，從此以后，她開始多方尋訪所有移植了袁寶器官的人，走上了十余年之久的呼吁立法“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體來源”的信訪之路。除了死囚器官移植這一敏感的社會話題之外，小說還涉及眾多社會重大話題。純真少年袁寶之死，涉及到死刑存廢和冤假錯案的糾正與賠償；理發師王小金的連環殺人案觸及到底層農村青年的絕望與挫敗；大學教師羅浩的內心糾結牽連到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中存在的權力尋租；羅浩的學生、情人范小鯉的情感之路帶出了色權交易以及中國農村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木蓮的姐姐木菡的心理疾患引出了國家干部貪污腐化以及藏匿轉移非法資產等問題。這些事件都具有新聞性，這些話題都具有社會敏感性，都牽涉重大國家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面對這眾多且重大的社會問題，艾瑪沒有劍拔弩張、聲嘶力竭地去呼喊，她的書寫非常節制，整部作品平靜舒緩、沉郁從容。盡管小說所涉及的事件極具傳奇性、新聞性、話題性，但是整部作品重點呈現的不是離奇的故事、曲折的情節，而是心靈的掙扎、人性的思索。

這是一部對灰色人性進行拷問的小說。關注現實，對復雜的社會現實保持警覺性與批判性，這是現代作家的責任之一，但是，作家更重要的任務是深入人的內心世界，探究人性的復雜性，為黑暗現實和無奈人生探尋精神救贖之路。盡管《四季錄》涉及眾多社會問題，但是，整部小說觸目驚心、令人唏噓不已的還不是現實黑暗，而是命運無常、人心灰暗。這部小說中的人物都有人生暗處，有的直接就生活在社會暗處，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運，按照自己美好理想安排自我人生路，反而都被一種或幾種力量推向了與自己愿望相反的境地，這些力量有的來自外部現實，更多還是來自內心貪婪、精神空虛。在這部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的生存都是一種悲劇性的存在，他們都在孤寂地過著非己所愿的生活，成為雙重人格或者人格分裂的人，并把自己和他人都帶入悲劇境地。親情、愛情、友情曾經是人類抵抗孤獨、認證生命價值的重要倫理，可是，在現代社會，親情、愛情、友情都已經被物質利益所侵蝕，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小說中最令人痛心不是那些為了獲得現實物質利益而犧牲愛情、傷害親情友情的人，而是那些明知愛情、友情已經非常可疑，但為了維持住它，不惜委曲求全，以身體和物質利益來交換，甚至丟掉性命的人。如果說，《四季錄》里有一個純潔的人，那就是少年袁寶。跟隨打工的父母由鄉村進入城鎮的袁寶，把在鄉村養成的探索星空的愛好帶入了城市，他與現實隔絕，沉迷于想象的世界里。然而，這樣一位純潔善良、羞澀靦腆的英俊少年，由于青春期身體欲望萌動，無意之中步入殺人案現場，被當成殺人犯被槍決了。袁寶死了，他的器官挽救了一批人的性命，可是挽救不了沉淪的人心。這些人成功地移植了袁寶年輕而健康的器官，可是他們移植不了袁寶那顆純潔的心。

二

《四季錄》能夠在平和理性而非激進急躁的狀態下完成對人性和法律倫理的深度思考，首先在于小說的人物設置與塑造。艾瑪選擇了羅浩與木蓮夫婦作為小說的中心人物，讓他們親歷死囚犯器官移植事件，成為這一事件的參與者、見證者。二人都是高校教師，而且是從事法制史研究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具有更強的社會批判和自我反省能力，而長期的專業研究與學術訓練，又讓他們能夠從法理和文明史演變的角度對死囚犯器官移植這一現象進行理性的思考。羅浩盡管是書齋里的教授，但是性格開朗，天性樂觀，安貧樂道，人情練達，進退自如。木蓮就像一朵沉靜皎潔的蓮花，天性聰慧，卻安靜平和，對功名利祿都有一種超然出世的心態。羅浩與木蓮夫婦琴瑟和諧，歲月靜好，但是，木蓮的腎臟移植手術打破了他們的生活秩序與心靈安寧。羅浩因為生理欲望移情別戀，與自己的學生假戲真做；木蓮因為疾病被當作“非健康人”而遭受打著“關照”名義的歧視和冷落。顯然，不僅艾瑪認為，她筆下的這對司法研究專家也認為，當他們得知移植器官的供體來源于一個生機勃勃而被錯殺的少年時，得知自己有可能參加了一場可怕的人體器官掠奪時，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正當性”被打破。他們給自己設立了心靈審判庭，展開自我審判，其良心、職業、學養、職責都使他們找不到為自己心靈帶來安慰的辯護詞。他們不能說服自己，無法為自己免責。于是，這個已經成為過去式的腎臟移植手術，在羅浩和木蓮這對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家庭中引發了巨大的風暴，被風暴摧毀的不僅是他們已經出現漏洞的家庭，還有他們的人生信念與準則。

面對一個冤屈而死的年輕人，羅浩與木蓮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與心靈煎熬之中。當個人生活，甚至生存的正當性、合法性都遭受懷疑的時候，這對已經出現裂隙的夫妻，再也無法在自我欺騙中相安無事地生活下去。在欺騙中生活了許久的羅浩，無法面對妻子的目光、自己的良知和職業道德，他選擇了自我放逐、自我囚禁，以此來逃避良心煎熬。羅浩拋棄了在國內既得的一切功名利益，生生地割斷了自己與家庭、祖國的聯系，將自己放逐到異國他鄉，隱名埋姓，成為了一個“卑微”的“底層”體力勞動者，把后半生都囚禁在一個偏僻、寂寞、高寒的異國小鎮。然而，自我逃避與自我封閉不可能解決問題，只能將自己和親人帶入另一種人生困境之中。

面對同樣的人生困境、精神苦痛，木蓮的選擇與羅浩相反，曾經因疾病而走向封閉的木蓮，選擇了勇敢地面對，打開自己，打開自己接受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這一殘酷的事實。靜水深流的木蓮是小說中最動人的人物。這個具有宗教情懷和歷史學專業學術訓練的知識女性，平靜沉默的外表之下是堅硬的生命力，是對真相、真理的執著而熾熱的追求。她獨自承受著誤解與病痛，諒解學生的告狀、丈夫的背叛、女兒的隔膜，甚至能夠理解殺人犯王小金的人生處境，但是，她絕不放棄對真實、真相的追問。她相信唯有事實“才能照亮時間長河里那些黑暗的角落，使人們最終看清楚自己到底身處何境”，所以，她不回避、不放逐，十幾年來冒著危險、頂著壓力、受著侮辱、忍著病痛，自費尋訪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和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為“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體來源”立法而奔走呼喊。在對真相的追問、對正義的呼喊中，木蓮也找回了自身生活的“正當性”。木蓮像一道光照進了現實陰影與人性黑暗之處，也給沉悶的《四季錄》帶來了光亮與溫暖。

三

獨特的結構安排和敘述時間調控，也是小說能夠超越話題性、傳奇性而走進理性思索的重要因素。《四季錄》在結構上安排了序和尾聲，中間以年為標識劃分為四章，前后跨度為十八年。第一章與第二章之間的時間間距為五年，第二章與第三章之間的時間間距為一年，第三章與第四章之間的時間間距為十一年。第一章主要敘述少年袁寶的生活及其殺人案；第二章敘述連環殺人案制造者農村青年王小金的成長歷程，以及木蓮、羅浩夫婦的家庭婚姻生活；第三章敘述木蓮移植了死囚犯少年袁寶腎臟的真相被曝光以后，木蓮夫婦的心靈掙扎與事業家庭變故；第四章敘述木蓮為呼吁“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體來源”立法而作的堅韌不拔的努力，以及范小鯉、木菡的家庭風波，中間穿插了“木蓮的訪問日記”。

小說的序和尾聲以漂泊海外的羅浩作為敘述人，書寫羅浩的生活現狀和心態，羅浩既是中心事件的參與者，也是講述者。這樣的序言與尾聲，造成了閱讀空間和時間的距離感，將正文里的中心事件的新聞性、話題性沖淡，讓受眾能夠拉開距離，用更加從容與理性的心態去審視、探究、體味這些社會事件所包含的“大人情”。序、尾聲、第四章，在時間上屬于同一個區間，事實上，小說一開始就把中心事件的結局呈現在受眾面前，打消受眾對事件本身的好奇心，而將注意力轉向了事件背后的倫理道德與斑駁人性。

從整體布局來看《四季錄》是一種大倒敘，這種結局前置的結構安排，消除了受眾的獵奇心理，讓受眾跟隨著作家的敘述進入人物內心，跟隨人物去思考。在敘述體量或者說敘述時間安排上，小說將主要敘述時間投放在第三章與第四章，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敘述木蓮對移植死囚犯器官的身心感受、精神思考與具體行動。這樣，《四季錄》從結構布局上就淡化了故事性、情節性，使這部現實感很強、涉及眾多立法問題的作品走向對人性的探索、對法律倫理的思考，引導受眾去探求照亮現實的正義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