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仁青的作品中到處是歌，他也是一個會唱歌的人。聽過龍仁青唱歌的人，大約會對民歌產生新的印象，他不是用我們習慣的那種如民族服飾般千人一面、甜亮脆柔供人玩賞的民族唱法，而是作為一個具體的、打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在唱歌。在嘈雜的酒席上，他立起來唱歌，或許因為喝了酒的關系，他眼睛半閉，聲音低啞、含混、斷斷續續，仿佛是在草原的大風中，那歌聲并不企圖將我們摁在原地，裹挾我們，而只是暗自吁請一種或許存在的簡單共鳴。

他的一些令人動心的小說，如《光榮的草原》《情歌手》，還有《唐僧肉》，都如是訴諸一種短歌般單純肅穆的情感，父與子的，祖與孫的，騎手和草原的。這種情感既熾熱又內斂，因此時常并非投向他人，而是投向周圍不說話的萬物，投向青海湖、亂海子、水晶晶花，投向花園里的蜂蝶、小鎮上的店鋪，甚至投向太陽。然而龍仁青又并非民族風情的兜售者，相反，他似乎倒是秉承了過去唯在京派小說家那里時常得見的所謂“抒情現實主義”的傳統——一種善于捕捉事物某一獨特方面的本質，并用人類心情的某方面同它關聯起來，再形諸語言文字，以便在讀者心中激起那種所需要感情的才能。

京派小說家面對鄉土社會不可避免的衰落，或哀婉或振拔，但對于自小游走在漢藏兩域的龍仁青而言，他所面對的，不單是新和舊的更新代謝，還有兩種完全異質文化之間的對峙。因為對這兩種文化都有同等程度的熟悉，他遂不會簡單地站在某一面反對另一面，而是試圖同時從兩面來觀看，而由此形成的沉靜自制，以及如走鋼絲藝人般對于某種微妙平衡感的把握，也是他一些小說給我的基本印象。

在《咖啡和酸奶》中，同時向兩位少女示愛的扎度遭遇穿幫。他既喜歡已經融入現代生活習慣喝咖啡的吉吉，又還貪戀在草原生活只喝過酸奶的旺措。他坐在為游客服務的雪域藏餐吧里企圖點一杯咖啡而未得，這里只有酸奶，因為來自都市的游客都更喜歡酸奶。他不太客氣地打電話喚旺措前來約會，要給她看水晶晶花心形的照片，而同時，他又把這照片討好地發給了自以為遠在外地的吉吉。結果，旺措帶著吉吉一起前來了，她們嘲笑扎度的不專，把酸奶淋在他頭發上，揚長而去，這竟還遭到旁邊一對男女游客彼此淋酸奶的模仿，以為是某種習俗。

在這出精巧的喜劇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兩種文化顯而易見的沖突，而是這種沖突被小心翼翼地加以限制，如一杯在表面張力下滿而不溢的水，映射出日常生活里每個人的尷尬、矛盾和委屈。這不單是一個小說技巧的問題，也關乎對人世的認識。

與很多只會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法去粗暴認識現實的寫作者不同，對龍仁青而言，同時接受兩種彼此沖突的觀念，停留在某種模棱兩可的雙重感知上，幾乎已成為一種本能。而這恰恰是和現代小說的教義相吻合。“你只是一個凡人，所以，你的心靈必定同時懷有兩種思想”，布朗肖曾引用過一段古希臘的頌詩，以此為言語的復多性申辯。而感受到這種復多性的人，其實反倒不太需要一些外在的戲劇性行為，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并非體現為一個激烈斗爭的人，相反，他時常只是顯得軟弱，無奈，就像被淋了滿頭酸奶的扎度并沒有發怒，也沒有釀成什么事件，他只是無奈地坐在那兒，旁邊還有兩個錯誤的效仿者，而餐吧老板鄧巴正拿著餐巾紙向他們走來。

無論是單純的情感，還是文化的沖突，龍仁青擅長的，是將其轉化成某種具有象征性的靜態場景，如同一個浸淫于故土的風俗畫家。他的小說中時常并沒有什么激烈的故事發生，而在當代小說一大片講述中國故事的熱鬧中，這種非戲劇性其實倒是彌足珍貴的特色。讀他的有些小說，容易想到汪曾祺在《晚翠文談》里說過的話，“寫小說就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許多驚心動魄的事呢）……要把一件事說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說，不能著急，這樣才能體察人情物理，審詞定氣。”

也正因此，當他嘗試增強一點小說戲劇性沖突，或者企圖將某個社會事件引入小說的時候，往往會不自覺地依賴死亡、巧合等突發因素，并在結尾處略顯不自信地點出主題，這多少拉低了他小說本來可能抵達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