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倒提

魯迅寫過一篇《倒提》，說洋人在租界優待動物，不許倒提雞鴨，“有幾位華人便大鳴不平”，這些“自嘆不如租界的雞鴨者”是“沒出息的”；又說“我們的古人”想到過“人民的倒懸之苦”，卻“還沒有察出雞鴨的倒提之災”。廖沫沙對“沒出息”之說不以為然，作《論“花邊文學”》一文，力詆“花邊文學家的嘴和筆”；但對于引起爭議的由頭，即“不許倒提雞鴨”的行令者，是否只有租界的洋人，就沒有“我們的古人”呢？卻未置一詞。

魯迅視廖沫沙的文章為“暗箭”，特地將“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花邊文學”四個字，作為自己文集的書名，以志不忘，又在文集的序言里對廖進行了反擊。這場筆墨官司本來就沒有多少意思，后來它上升為“意識形態領域里兩條路線斗爭”的大案，就更加使我覺得小題大做了。語云“不賢識小”，這里便來識一點小，“我們的古人”其實是干涉過倒提雞鴨這件事情的。清朝同治年間，海寧人陳其元著《庸閑齋筆記》，卷四末一則云：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梏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熏蒸致死，渠因生肖屬牛，故愛牛同于骨肉……。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諭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元延佑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本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豬，蓋武宗以“豬”與“朱”同音，為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元延佑間”（公元一三一四年至一三二零年）在魯迅作文前七百二十馀年，都城（今北京）便曾經禁止過“倒提雞”，犯者有罪。延佑皇帝（元仁宗）生于至元乙酉，酉屬雞，于是禁止倒提雞（沒有提到鴨，恐怕與北方少鴨也有關系），這和某縣令屬牛禁殺牛，宋徽宗屬狗禁屠狗，明武宗姓朱禁殺豬一樣，都是迷信，也是統治者以意為法的表現，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畢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當時也肯定下過詔令的。

魯迅說：“雞鴨這東西，無論如何，總不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順提也何補于歸根結蒂的命運；然而它不能言語，無法抵抗，又何必加以無益的虐待呢？”租界上的洋人和大元朝的皇帝，大約也是這樣看的吧。愚如我者卻不禁要想：若是再搞運動又要將我吊起來，自然是寧愿頭朝上順吊，怕腳朝上倒吊；“雞鴨這東西”的感受則殊難揣測，順提是提脖子，倒提則提腿腳，究竟哪樣更難受，哪樣算“無益的虐待”，除非輪回入畜生道去親歷一番，還真無法回答。

一九五七年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從事體力勞動，也曾在長沙市毛家橋“雞鴨倉庫”干過活，“經手”過的雞鴨成千上萬，所以知道“鴨提頸根（脖子）雞提腳”乃是常規，這里根本不存在是虐待還是善待的問題。這樣做，乃出于人們的經驗，是從操作便利出發的，并未站在雞鴨的立場上考慮，但無論是提頸根（順提）還是提腳（倒提），都不曾發生過將雞鴨弄傷弄死的情況。

如果我是一只雞，當然希望在叢林中自由地飲啄。如果我是一只鴨，當然希望在池沼中自由地游弋。既不幸成了家禽，食人之粟，即不能不成為人之盤中餐，當然還會希望能遇到《儒林外史》中的范進，抱著我一步一踱，這比“倒提”的確要舒服一些，雖然他踱著也是將我“送進廚房，做成大菜”——但范進又豈是人人愿做、人人能做的呢？

現在的刑法和治安罰則中，都不見有懲辦倒提雞鴨的條文，可見元朝的禁令和租界的法規，并未能行之久遠，這也是“理之固然，勢所必至”的。善哉清雍正帝之言曰：“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勝而禁之，則法必不行。”這是雍正三年八月上諭里的話，見《聽雨叢談》卷八。當時諸臣欲將臣民穿戴逾制（超等）者一概禁止，雍正卻不準行。穿戴逾制與倒提雞鴨毫不相干，雍正的話卻好像是講給“不許倒提雞鴨”者聽的。

在奪權不擇手段、殺人翻臉無情的暴君中，雍正是最令人憎惡的一個。但他知道禁令并非萬能，“必其能禁而后禁之”，這就比“明知法不能勝”偏要執法的愚蠢的統治者聰明得多。大元皇帝和租界洋官不更多地關心民生疾苦，卻來禁止本不必禁事實上也禁不了的“倒提雞鴨”，不管其動機是想當慈善家還是愛自己的“本命”，總是庸人自擾。文人要表示愛國愛民，或宣傳“文藝政策”，或者想抑人揚己，其實也可以選擇另外的題目呀。

（二零零六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