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草

沒人能夠拒絕自己的生日。

所有的父親，都是以娛樂自己身體的方式，播種下自己的血脈，要母親來孕育生養(yǎng)。母親妊娠反應，想吃酸，吃了就吐；想吃辣，吃了也吐；想吃甜，吃了還吐……母親一點辦法都沒有，母親只有忍，忍得自己一天天變，變得大腹便便，變得臃腫失形，變到十個月時，咬牙忍痛、扯斷頭發(fā)、抓破手心，誕生出一個新的生命。這個新生命，緊攥雙拳，緊鎖雙眉，緊閉雙眼，高聲大嚎，似乎要拒絕他的出生，但這由不得他。

所有的新生命，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身不由己的。

哭沒有用，攥緊拳頭、鎖緊雙眉、閉緊雙眼都沒有用。母親生下了他，他就得好好地接受，好好地活，活給母親一個樣子看。這是所有母親的期望，也是自己艱苦奮斗的一個目標。然而，沒人知道自己給母親活得滿意不滿意，自己給自己活得滿意不滿意。通常的情況下，滿意不滿意，都要裝出滿意來。

是個什么樣的裝法呢？

千姿百態(tài)，各人有各人的裝法。但過生日這一方式，是大多數(shù)人喜歡的一種選擇，似乎不這么做，就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生育了自己的母親。

還有沒有別的方式，來紀念自己的生日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但是一定不會很多，如我只見識過我的父親，以跪草的方式，來為自己慶生。

“人生人，嚇死人”！

十月懷胎的母親，在醫(yī)療條件相對落后的過去，因為嬰兒臍帶繞頸，或是胎位有問題，就一定會難產(chǎn)，進而喪命。聽說父親的降生，就使父親的母親、我的奶奶受了一次大罪，從傍晚開始預產(chǎn)，一直熬過長長的一個晚上，到第二日快中午的時候，才艱難的生產(chǎn)下來。因為這一緣故吧，父親在他生日的時候，從不招親戚，也不待朋友，拒絕一切熱熱鬧鬧的宴席，拒絕所有快快樂樂的活動，黯黯淡淡的獨自給自己過一個生日。

甚至是，父親還拒絕參加他人那樣的生日活動。

父親說了，自己的生日，就是母親的受難日。因此，到了父親生日的時候，他會背起個竹編的大背簍，到自己的麥草垛子上，扯回一背簍的麥草，背回家來，在張掛著父親的母親、我的奶奶的畫像前，鋪開來，跪上去，給畫像上他的母親、我的奶奶，磕上三個頭，點上一炷香，然后就靜靜的跪在麥草上。要喝水了，把水端到他跟前，他跪在麥草上喝；要吃飯了，把飯端到他跟前，他跪在麥草上吃……父親是抽煙的，不是現(xiàn)在有的香煙，而是農(nóng)家漢子自種自收的老旱煙葉子。平常的日子，父親的煙特別緊，一會兒裝一鍋，一會兒裝一鍋，點著了，吧嗒吧嗒，煙籠霧罩，可從他跪上麥草時起，就不再抽了，他忌了口，到站起來，動都不動他給自己拴的黃銅煙鍋。

作為男丁，我小的時候，在父親跪在麥草上時，自己懵懂著，挨著父親也會跪下去。但是父親不讓我跪，他會抬手拍打我的腦袋，把我趕開，讓我到炕上去睡覺。

我是沒有耐心的，很快就會睡去，而父親堅持跪著，不能丟頓，不能睡覺。

父親從傍晚時跪下來，面對他的母親、我的奶奶，在麥草上要跪整整一個晚上，天明了還不起來，還要跪著，安安靜靜的跪著，一直跪到早飯吃罷、快近午飯的時候，才活動著他的腰身和膝蓋，慢慢地站起來，收拾干凈鋪在他的母親、我的奶奶畫像前的麥草……一年一年又一年，直到父親去世，他在他生日這天，不改樣子的都要跪在麥草上，給他的母親、我的奶奶跪著。

父親說他這是跪草。

我見到父親跪草的次數(shù)多了，到現(xiàn)在想起，他跪草的模樣，仿佛一尊銅鑄的雕塑，印記在我的意識里，是那樣的虔誠，那樣的隆重，絕不是熱鬧著、快活著給自己弄一場生日宴可比的。

父親所以跪草謝母，那是因為，他的母親、我的奶奶生他時，就是在一背簍麥草上生下來的。

這就是傳統(tǒng)俗語的“落草”了。那個時候，沒有現(xiàn)在的婦產(chǎn)醫(yī)院，每一個新生命，幾乎都是在自家炕腳鋪著的草堆里落生的。

我父親是這樣的，我也是這樣的。

我受了父親的影響，時至現(xiàn)在，年過六十，也不著意給自己弄個生日宴什么的過一過。但我遠離了故鄉(xiāng)，身在大城市的西安，卻也不能如父親一般，在自己的生日，以跪草的方式，感謝紀念母親對我的生育之恩。我想不出別的辦法，就學著父親的樣子，在我西安的書房里，獨自一人，來讀一個晚上的書。我堅持著這個習慣，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我著文說過，因為“文化大革命”，我沒怎么讀書，勉強有本中學畢業(yè)的文憑，實際只是踏實認真的讀了小學。后來，我舞文弄墨，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還有點兒收獲，與我生日之夜苦讀狠寫是分不開的。

去年冬盡的日子，我于我的生日之夜，開始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我愿我的母親，像她誕生了我一樣，給我力量，賜我智慧，幫我懷胎，誕生出我的長篇小說來。

把祖宗請回家

《品味》雜志的記者王明，昨日來我府上采訪，說他們本期雜志要做個過年的專欄，希望我能就此說幾句。聽了王明的采訪要求，就沒做什么思考，開口就說，過年了，我要把祖宗請回家來，和祖宗們一起來過年。

如果我沒有一大把年紀，可能說不出這樣的話來，年紀大了，我不能不這么想，也不能不這么做了。

這是我們民族文化最可寶貴的地方。尊親愛祖，如唐代詩人王維在他《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中說的，“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大家知道，九月九日為我國傳統(tǒng)的重陽節(jié)，這一日，人們是要登高懷親的。后來，又為這個日子賦予了新的內(nèi)容，亦即我們今天的老人節(jié)。王維的一句話，提醒和影響著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我們的親人，同時，更不能忘記我們的祖宗。

起小的時候，在扶風縣的老家過年，都是要跟著家里的長者，趕在年三十的時候，舉著燈籠，端著香裱，到祖墳里去，把祖宗請回家來，讓祖宗陪著我們，我們伴著祖宗，一起來過年的。誰家如果不請祖宗回家，所謂的團圓年，就難說團圓了。

這是重要的，來不得半點馬虎。

我始終記憶在心的，到了年三十的下午，父親凈手凈臉，也監(jiān)督我們兄弟幾人，凈手凈臉，然后由最小的我，走在最前面，舉著一盞點燃了蠟燭的燈籠，其后是我的幾位哥哥和健在的父親，他們手里有端托盤的，有拿紙貨的，魚貫地走在去祖墳的路上……這個時候的故鄉(xiāng)田野，到處都有如我們父子一樣請祖宗回家的隊伍。我們到了祖墳，給長眠在這里的爺爺、奶奶們，燒紙、祭酒、焚香，并呼喚祖宗們的名諱，給他們說一年的收成，說家里的情況，還說大家想念他們，要請他們回家，一家人團團圓圓過個年……不是因為我小，其時的我，一點都不懷疑，我們的祖宗是被我們真的請到了，走在我們中間，和來請他們的我們，走在一起，走回到家門口了，把祖宗們讓在前頭，看著祖宗們走進了家門，我們還要在大門口燃一掛鞭炮，而家里已在上房開間（如今天的客廳），擺放好八仙桌，把祖宗恭敬地安頓起來。

祖宗在這里是一座一座木質(zhì)的牌位，上面書寫著祖宗們的名諱，我們兄弟跪拜祖宗，從初一到十五，在把祖先依例送進祖墳前，我們與祖宗一起過年，我們吃喝什么，敬獻祖宗什么，祖宗牌位上的水酒不能斷，祖宗牌位前的明燈不能滅，祖宗牌位前的香火不能熄……我們尊親敬祖，祖宗與我們血脈相傳，我們是祖宗的賢子孝孫。

“破除四舊”的聲浪，突然地高漲起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沒人敢把祖宗請回來過年了，但誰又能忘了祖宗，不愛親近的祖宗呢！

發(fā)生在我們村上的一件事，是啼笑皆非的，但我在寫這個事的時候，卻沒有啼笑皆非的情緒。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開展到1968年的時候，我叫三爹的老人，不敢明目張膽的去祖墳請祖宗，要過年了，他就天黑透后，在胳肢窩揣了燒紙，偷偷竄進村野里的祖墳，在這個墳頭上跪下了，招呼一聲這位祖宗的名諱……三爹不曉得，有一個鄰村的獵戶，把一桿獵槍，裝滿了槍藥和鐵砂，悄悄的瞄準著他……這個獵戶發(fā)現(xiàn)這個墳地里有狐貍的洞穴，他想過年的時候，捕獲狐貍，為他的年節(jié)，增添些年的樂趣和內(nèi)容。他把來請祖宗的三爹當成狐貍了。三爹的胳肢窩夾著燒紙，獵戶錯把燒紙當成了狐貍的尾巴，并以此判斷，這只狐貍不小，該是只老狐貍呢！

槍火即時扣響，三爹應聲倒地，獵戶狂奔向前，他看到中槍的不是老狐貍，而是活人一個！

獵戶沒有逃路，他把獵槍摔在墳頭里的石碑上，背起中槍的三爹，一路跑到公社醫(yī)院，手術中，從三爹肉多的屁股蛋上，取出了一把鐵砂。

三爹傷還沒有好透，就被村里的造反派揪回村，給他掛上“舊勢力孝子賢孫”的黑牌子，好一場游行。

三爹挨了一記黑槍，成了黑典型，而打了三爹一黑槍的獵戶，犯了罪錯的，卻披紅戴花，成了“破除四舊”的紅色典型。

事情過去快四十年，黑典型的三爹，紅典型的獵戶，都已作古，不在人世。而這時候的社會風氣，也大為轉(zhuǎn)變，我們又要大張旗鼓的尊親愛祖了。早前，我在西安報社工作，幾位哥哥也都健在，過年時我必須回到老家，拜見幾位哥哥的同時，也是要依例拜祭我們的祖宗的。如今三位哥哥相繼離去，我該怎么辦呢？我也老了，六十有三，我為我決定著，趕在年三十的時候，把祖宗請回來，和祖宗一起過年。

我在西安的家里，已為祖宗們準備好了地方。

在父親眼里

回頭來看，父親離開我雖已四十七年，但我感覺得到，父親的眼睛掛在我的身上，時刻都沒有偏離。

天下佬兒愛小兒。我們兄弟姐妹多，在我前頭的哥哥姐姐們，沒誰敢惹我，他們?nèi)俏业暮蠊車乐兀豢杀苊獾亩家桓赣H修理一頓，輕則罵，重則打。所以說，我在父親眼里，是最受寵的。但我不得不說，我也是父親管教得最嚴格的。譬如父親教我寫毛筆字，就特別嚴厲。我虛歲七歲時上學，可我寫毛筆字的時間，要往前推一年半，亦即五歲半時，喜歡虞世南的父親，就把他臨過的書帖找出來，讓我臨寫了。家住法門寺北的閆西村，背靠著中觀山，天熱的時候，有風從山坡上吹下來，倒也清爽愜意，而天寒的時候，順著山坡吹下來的風，卻像刀子一樣，直刺人的臉。恰在這個時候，正是父親逼迫我練習毛筆字的不二機會。父親說了，寒暑習字，你不用腦子，用手都能記得住。四十二年后，亦即2010年10月，我從魯迅的故鄉(xiāng)紹興頒領“魯迅文學獎”回來，朋友們給我拿來筆墨紙硯，鋪在我的書案上，要我來寫毛筆字。我心里打鼓了，卻又無奈的捉起筆來，在一張四尺的宣紙上，一口氣寫出“耕心種德”四個字來，放下筆，在朋友們由衷的鼓掌聲里，我仔細的端詳了一遍，直覺父親此刻就在我的身邊，給我又說了一遍他當初給我說過的話。

我必須承認，父親有先見之明，人的自身的確有兩種記憶，一在大腦，一在肌肉。往往是，大腦的記憶，因為情感等因素的左右，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偏差，而肌肉的記憶，是堅強的，是牢靠的，不會因為這樣的干擾、那樣的困擾，產(chǎn)生一絲一毫的偏差。小時候，我在父親的逼迫下，練習過毛筆字就是練習過，正如我是一個木匠，年輕時做過一段木工活，做過就是做過，幾十年沒練沒做，動手再練再做，心不跳，手不抖，依然會練得有模有樣，依然會做得有型有款。

是的，我練習毛筆字，是父親逼迫的；而我學做木工活，則是生活逼迫的。

父親逼迫我練習毛筆字，選擇的時間多在晚上睡覺前，無論寒暑，我要脫鞋上炕，必先到炕跟腳的書桌前，磨墨把父親準備的兩頁米字格習字紙，臨著虞世南的字帖，在米字格里把大字寫足，然后又要把米字格之間的空隙，填滿小字，才算完成任務。這時候，我的心跳是急促的，因為我要把寫好的習字紙，捧給父親驗收。父親如果是滿意的，就把他鎖著的核桃木枕匣打開，在一塊大大的焦糖上，掰下小小的一塊，親切地叫著我的小名，讓我靠他近一些，他掰下的焦糖，讓我在舌尖上舔一口，趁著唾沫的黏糊勁兒，粘到我的額頭上。是夜，我睡在父親的身后，背靠著他的溫暖，我睡得像額頭上的焦糖一樣甜蜜。來日，我還會頭頂著焦糖，在村里，在學校，招搖一整天。但是父親如果認為我的習字，練得不夠認真、不夠到位，他會立馬黑下臉來，讓我伸出習字的手，把他抽著的黃銅大煙鍋，掄起來，在我的手心抽一下。被父親抽過的手心，先是一個白色的小圓圈，一會兒還會紅腫起來，到了第二天早晨，紅腫的地方更會成為一團青紫色，其所凸起的樣子和色彩，又恰似我額頭上曾經(jīng)驕傲地頂過的焦糖。

在父親的逼迫和誘惑下，我的毛筆字有了不小的進步。但是，鋼筆這種新的書寫工具，在我上學后，越來越為我所喜愛。父親沒有泥古，他北上中觀山，砍了幾天的硬柴，挑到四五十里外的法門鎮(zhèn)，賣了后給我買了一支當時最有名的金星鋼筆。我用這支鋼筆，于1966年考入中學，還準備著，用這支鋼筆從中學升入高中，然后再考入大學，為我理想的生活而努力。可是，“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父親被扣上一頂“村蓋子”的大帽子，拉出來批判斗爭了。

造反派給父親做的高帽子有三尺高，糊了紙，寫了字。父親得到高帽子后，沒有因為高帽子而不開心，他只是覺得高帽子上毛筆字寫得太丑陋了，這使他心里極為不爽。父親熬了漿糊，在高帽子上重糊了一層紙，然后磨墨捉筆，自己要重寫一遍，他把墨筆都按在高帽子上了，卻叫了我來，讓我工工整整地用虞體給他重寫了。父親很是得意他的這一做法，來日自己戴上高帽子，到造反派指定的地點去接受批斗。可是問題出來了，批斗會開到一半時，有人發(fā)現(xiàn)父親高帽子上的字是那么工整，便怒吼一聲，把父親的高帽子打落在地，幾腳踩爛后，又糊上紙，歪歪扭扭寫上父親不能忍受的那種字……包括我這個他愛到骨子的碎兒子在內(nèi)，沒人想到，只是這一那時最為普遍的踐踏，竟讓父親批斗會結(jié)束后，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家里，沒有吃，沒有喝，到第二天凌晨，用一根繩子，把自己羞死在了高帽子前。

父親用他的生命，維護著文化的尊嚴。

父親這一決斷，從此扎根在了我的心里，無論我回鄉(xiāng)成為一個農(nóng)民，春天耕種，秋天收獲；無論我自學成為一個木匠和雕漆匠，走千家，串萬戶，我都深懷著對文化的敬畏和探索。我所以這么堅持，都是因為，我知道父親用他熱愛文化的眼光，一直看著我，我不能懈怠，我不能逃避，父親如炬的眼光，是我朝著文化的方向奮勇追求的指路明燈。我人過而立之年，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我生活的小堡子閆西村，走進了扶風縣城，再后又到了咸陽市里，最后落腳在大堡子的西安。我沒有旁顧，更沒有旁視，我在父親眼睛所及的視野里，認真做著父親希望我做的事情。在父親節(jié)來臨之際，我寫下這一切，既是對父親的紀念，更是對自己的鼓勵。

父親看著我，我在父親的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