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波蘭首都華沙的猶太青年作家艾倫，和作家俱樂部幾個生活放蕩不羈的藝術家整天高談闊論，然而生活卻窮愁潦倒。作家俱樂部的一位成員把他介紹給一個美國富翁和他的情婦——女演員貝蒂。為了捧紅貝蒂，富翁出錢買下艾倫的劇本，于是艾倫的生活狀況驟然好轉。然而，這是以放棄自我、放棄猶太教傳統為代價的。從此，他沉淪于色欲之中——同時與四個女人發生性關系。放縱情欲只是填補了精神空虛，最后他還是選擇了童年玩伴猶太姑娘蘇莎作為終身伴侶。

【作品選錄】

“蘇莎呢？”我問。

“去店里買糖了。她馬上就會回來的。”

巴什莉正說著，蘇莎進來了。我的天，這一天里出了這么多出乎意料的事，而且一件比一件令人吃驚！難道是我的眼睛在騙我？但蘇莎的確一點兒都沒見長，還和小時候一模一樣。這奇怪的現象使我看呆了。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臉上和身材上的一些微小變化。她大概長高了一、二英寸，穿著一條退了色的裙子和一件無袖上衣，我敢發誓那衣服穿了足有二十年了。她站在那兒，手里拿著雜貨商稱好的小半磅糖的錐形紙包，眼睛直盯著我們。她的眼睛里依然流露出天真無邪的魅力，這種魅力早在我給她講故事的童年時代就印在我的腦海里了。

“蘇莎，你看這是誰？”巴什莉問道。

蘇莎沒有吱聲。

“他是艾利，拉比的兒子。”

“艾利，”蘇莎重復著，還是兒時的聲音，盡管并不完全一樣。

“把糖放下，脫掉外衣，”巴什莉說。

蘇莎慢慢地把糖放在桌上，脫下外衣。她的身材還像個孩子，盡管顯出了一點乳房的輪廓。她的裙子比外面流行的要短，在煤氣燈下很難看清究竟是藍色還是黑色。戰爭期間在消毒站消過毒的衣服就是這樣——縐縮不平，潮乎乎的，退色很厲害。蘇莎的脖子很長，長得細胳膊痩腿的。華沙的人都愛穿亮閃閃的透明襪或花襪子，但蘇莎的襪子看上去像是用粗棉線織成的。

巴什莉開了口：“打仗，這場該死的仗把我們害苦了。你搬到鄉下去以后沒多久，伊普就死了。她得了病，發高燒，躺在床上起不來。不知是誰去告了密，醫院就派了大車來把她拉走了。高燒折磨了她八天，他們不讓我們進醫院去看，一個人也不讓進。最后那天，我去打聽消息，守門人說：‘真可憐。’我就知道她不在了。齊利格沒在華沙，他連自己女兒的葬禮都不去。過了四年我才想辦法立起了一塊墓碑。泰比莉出落成了一個小姐，又聰明，又漂亮，還有知識，什么都全了。她上過高中，現在是一爿彈簧床墊商店的店員。他們什么都是成批的賣。每星期二她就算出每個店員該得多少錢，再把紙條交給出納員。她要不簽字，那就誰也拿不到錢。小伙子們都追求她，可她說：‘我還早著呢。’她不和我們住在一起，只是到了安息日和過節時才來。她在格茲波斯卡街跟別人合住一間房子。誰要是說自己住在克羅什馬納街，那就是再牢靠的如意婚事也得告吹。蘇莎住在家里，這你看到了。艾利，還有你，小姐，把你們的外衣脫掉吧。蘇莎，別像根棍子似的戳在這兒！這位小姐是從美國來的。”

“從美國來的，”蘇莎重復道。

“請坐。我來燒茶。你們吃過晚飯了嗎？”巴什莉問。

“謝謝，我們不餓。”貝蒂沖我使了個眼色。

“坐下，艾利。你爸爸媽媽還在外地嗎？”

“爸爸已經不在了。”

“他是個好人，像圣人一樣。我常向他請教宗教法律上的問題。他總是盡量不正面看女人。我一進門他就背過身去。他總站在讀經臺旁。好多那么厚的書，像個神學校似的。他是得什么病死的？如今再也沒有像他那么好的猶太人了。現在就連哈希迪教徒也穿得花里胡哨的——剪掉下擺的猶太上裝，靴子擦得锃亮。媽媽還活著？”

“還活著。”

“你的弟弟莫伊什呢？”

“莫伊什現在是拉比了。”

“莫伊什當拉比了？聽見沒有，蘇莎？他那時多小啊，還沒上學呢。”

“他已經上學了，”蘇莎說，“就在這個院子里，在那個瘋子老師家。”

“是嗎！時間過得真快！莫伊什在哪兒當拉比？”

“在加里西亞。”

“加里西亞？那地方在哪兒？有些鎮子是遠得很，”巴什莉說。“我們住在十號里的時候，華沙就等于俄國的地方。所有的廣告都得用俄文寫。以后德國人來了，我們也就鬧上了饑荒。后來波蘭人挺起了腰桿，大喊‘波蘭是我們的！’這里有幾個小伙子跑去參加了畢蘇斯基的軍團，結果陣亡了。畢蘇斯基帶著他的人馬打到了基輔，不久就被趕回了維斯杜拉河。大家都以為布爾什維克快來了，流氓們到處說要拿刀把有錢人都殺光，把他們的錢都搶走。后來布爾什維克被攆回去了，趕得四處亂跑。賣的東西越來越少。齊利格再也不回來了。有些事我以后再告訴你。人們現在自私得很。他們甚至連最親近的人都不管了。茲羅提越來越不值錢，美元卻在見漲。這里的人都管美元叫‘面條’。什么東西都漲了價，一天比一天貴。蘇莎，擺桌子。”

“用桌布還是用油布？”

“就用油布。”

貝蒂打了個手勢，表示她想和我說句悄悄話。我湊過去，她低聲說道：“我不能在這里吃。你要是想和她們多呆一會兒，我就自己回旅館去了。”

我說：“巴什莉、蘇莎，能活著再見到你們我真是高興極了。可是這位小姐一定得走，我總不能讓她一個人走吧。我會再來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

“別走，”蘇莎說，“上次你走了，我以為你永遠不回來了。有一次我們家的鄰居雷賽爾說你在華沙，還把報紙上你的名字指給我們看，可那上面沒說你住在哪兒。我以為你把我們全忘了。”

“蘇莎，我沒有一天不在想你。”

“那你為什么不來？你寫的東西登在了報紙上，那上面有你的名字。不，不是報紙，是一本綠皮的書。雷賽爾什么都看。他是個鐘表匠。是他念給我們聽的。你寫的克羅什馬納街就跟真的一模一樣。”

“對，蘇莎，我什么都沒忘。”

“我們搬到這七號里以后你就再也沒來過。你長大了，身上戴起了圣經盒。有幾次我看見你走過，我想走到你跟前去，可你走得快極了。你成了個哈希迪，不注意姑娘們了。我很怕羞。后來他們說你離開了華沙。伊普死了，辦了個葬禮。我看見她躺在那兒，死了，全身煞白。”

“蘇莎，別說了！”她媽厲聲對她說道。

“像粉筆那么白。我每天晚上都夢見她。他們拿我的襯衣給她做尸衣。我病了，不長個兒了。他們帶我到尼亞斯特大夫那里，他給我開了藥方，可不管用。噢，泰比莉可是長得又高又漂亮。”

“你也很漂亮，蘇莎。”我說。

“我像個小不點兒。”

“不，蘇莎。你的身材很不錯。”

“我已經長大了，可看上去還像個孩子。我上不了學。那些書太難了。德國人來了以后就要我們學德語。他們管男孩叫‘Knabe’，我怎么記得住那么多？要我們買德文書，媽媽沒錢買。末了他們又把我打發回家了。”

“這都是因為肚子吃不飽，”巴什莉接上說。“他們在面包里摻上蘿卜、鋸末，吃起來像黏土一樣。那年冬天土豆都凍了，甜得沒法吃。我一天三頓做的都是土豆。尼亞斯特大夫說蘇莎沒有血色，開了一點咖啡色的藥片。她一天吃三次，可肚子空著吃什么也不管用。泰比莉后來還長得那么漂亮，可真是上帝創造的奇跡。你什么時候再來？”

“明天？”

“明天來吃中午飯。你小時候喜歡吃大豆和面條。兩點來吧。你可以把這位小姐也帶來。蘇莎，這位小姐是演員，”巴什莉說著指了指貝蒂。“你在哪兒演戲？在劇院里？”

“我在俄國演過，在美國也演過，我希望在華沙也能演出，”貝蒂說，“這都取決于格雷丁格先生。”

“他從小就會寫東西，”蘇莎說，“他買過一個筆記本和一支鉛筆，寫滿了三大張紙。他還會畫畫。有一次他畫一座房子著了火，每個窗戶都噴著火苗。他用黑鉛筆畫房子，紅鉛筆畫火。煙囪里直冒火苗和煙。還記得嗎，艾利？”

“記得。晚安。明天我兩點來。”

“別再去那么長時間不來。”蘇莎說。

我想散散步，但貝蒂叫了一輛四輪馬車。她讓馬車夫把我們拉到萊茲諾街的那家飯館去。我們倆第一次一起吃飯就是在那兒，當時薩姆·德萊曼和菲坦爾松也在。

在馬車里，貝蒂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姑娘是個傻瓜。她該進精神病院。可你愛她。一看見她，你的眼睛就莫名其妙地亮了起來。我開始覺得你的腦子好像有點不大對勁兒。”

“很有可能，貝蒂。”

“作家都有點那種勁頭。我的神經也不太正常。一切有天資的人都這樣。我曾經看過一本這方面的書。我把作者的名字給忘了。”

“龍布羅索。”

“可能是他。要不就是關于他的一本書。我們每個人發瘋的方式都不同，因此我們就可以互相觀察對方的瘋樣了。別跟那姑娘好。她有病。如果你答應她一件事而又不照辦的話，她就會完蛋的。”

“我知道。”

“你在她身上發現了什么優點？”

“發現了我自己。”

“唉，你會掉進一個不能自拔的坑里去的。我不相信這樣的女人能和男人一起生活。她肯定生不了孩子。”

“我不需要孩子。”

“你不但沒法把她救出來，反而會受她的拖累。我聽說過這樣的一件事： 一個極其有才能的工程師和一個比他大幾歲的女人結了婚，那女人神經有些毛病，結果生了一個瘸腿孩子，一堆死不死、活不活的肉。他們不把他交給孤兒院，而是拖著他跑遍了各種各樣的醫院、礦泉治療所，還找了許多江湖庸醫。最后他還是沒有活下來，那個男人也給拖垮了。”

“我才不會和蘇莎干這種蠢事呢。”

“每次都是這樣，我剛碰上一件好事，命運就來破壞了。”

“貝蒂，你有個善良無比的情人，他像克里索斯一樣富有，為了你他愿意去赴湯蹈火。”

“我知道我自己的事。我希望這不會損害我們關于那出戲的計劃。”

“這件事不會損害任何計劃。”

“要不是我親眼看到了，我決不會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把頭靠在敞篷馬車的后背上，透過錫做的頂篷仰望著華沙的天空。我覺得這座城市似乎變了——它帶上了節日的氣氛。我們又經過了“鐵門”廣場。“維也納大廳”里燈火通明，音樂聲隱約可聞。今天晚上大概有人在那里舉行婚禮。我閉上眼，把手放在貝蒂的大腿上。春天的氣息和往田里送當天垃圾的清潔車里發出的臭味一齊飄入鼻孔。

馬車停了。貝蒂想付錢，可我不讓。我扶她下了車，挽住她的胳膊。要是在平時，陪著這么一位漂亮文雅的小姐上飯館我會感到很不自在的，但今天和蘇莎的重逢使我心醉神迷了。飯館里，樂隊演奏著美國爵士音樂和華沙酒廳里流行的曲目。好像沒有空桌子。人們在這里吃著當天上午宰殺的雞、鴨、鵝和火雞等等。館子里散發著一股烤肉味，還有大蒜、辣椒、啤酒和雪茄的味道。上了年紀的人都把寬大的餐巾塞到硬襯領里去。那些人大腹便便、脖子短粗，禿腦袋像鏡子似的閃閃發光。女人們輕松愉快地閑聊著，時時大笑起來。她們把鮮紅的指甲伸進叉子夠不著的雞、鴨骨頭里去摳肉，涂了口紅的嘴唇對著泛白沫的大酒杯喝著啤酒。領班的侍者把我們讓進雅座。這個飯館里的人都認識貝蒂，因為薩姆·德萊曼常用美元給小費。侍者們在桌旁熟練地忙碌著，穩穩地端出一盤盤熱氣騰騰的菜肴。我沒有坐在貝蒂的對面，就坐在了她的旁邊。

菜單上的菜都有魚和肉燒在里面，而我剛發誓以后要吃素了。忖度片刻之后，我決定明天再履行我的誓言。我要了肉湯、丸子、面條和胡蘿卜，但一點都不想吃。貝蒂要了雞尾酒和一份牛排。她一定要吃燒得嫩的。她小口小口地呷著酒，使勁用眼睛瞪著我。她說：“我不想在這個臭烘烘的世界上窮磨蹭。四十年是極限。我一天都不想多活。活著干什么？如果以后我能按我喜歡的方式演幾年，那就更好。要是不行，我就早些了結。人還有自殺這條路，我們應該感謝上帝給的這份禮物。”

“你會活到九十歲的。你將成為第二個薩拉·伯恩哈特。”

“不會的。再說我什么‘第二’也不愿意當。要么就第一，要不就干脆拉倒。薩姆答應給我一大筆遺產，但我覺得他肯定比我活得長，我也衷心希望如此。這兒的人不懂怎么調雞尾酒。他們竭力模仿美國，但復制品總是假的。他們演奏的樂曲也模仿得很蹩腳。全世界都想抄襲美國，美國則抄襲整個世界。我干嗎要當演員？演員都是猴子，不然就是鸚鵡。我嘗試過寫作。我那兒還撂著一堆詩呢。那些詩一部分用意第緒語，另一些則用俄語寫成。沒有人愿意出版它們。我看了雜志，那上面登的完全是不堪卒讀的廢話，他們卻要我達到普希金或者葉賽寧的水平。你干嗎這么盯著我的牛排？你今天那些吃素忌葷的話全是瞎說八道。上帝把世界創造成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要人們按現存的方式行事。”

“吃素的人只是在表示某種抗議。”

“一滴水珠怎么能向大海抗議？妄自尊大。如果奶牛讓你擠它的奶，那你就應該去擠奶；如果它愿意讓自己被宰殺，那就應當殺了它。達爾文就是這么說的。”

“達爾文沒有這樣說過。”

“管他是誰，反正有人說過。薩姆要給我錢，那我就照收不誤；他一個人跑到姆拉瓦去了，我就得另找別人消遣度日。”

“既然你父親聽任自己被槍斃，那么……”

“這太過分了！”

“請你原諒。”

“總的說來你還是對的，但人必須尊重自己的同胞。就連動物也不吃自己的同類啊。”

“我叔叔家里的一只雄貓就殺死了它自己的幾只小貓。”

“那只雄貓是在按大自然的命令行事。也可能那是一只瘋貓。你自己就是一只發了瘋的雄貓，你也會吞噬別人的。今天你盯著那發育遲緩的姑娘時，眼光就像雄貓盯著金絲雀一樣。你會讓她得到幾個星期的幸福，然后拋棄她的。我知道得再清楚不過了。”

“我只不過答應她明天去吃午飯。”

“明天去找她，告訴她你已經結婚了。事實上你也的確有個妻子——你跟我講過的那個女人。她叫什么名字？多拉。既然你不把婚姻當回事，那么跟你住在一起的女人就是你的妻子。”

“照你這么說，如今每個男人都有幾十個妻子了。”

“對呀，現在每個男人都有幾十個妻子，每個女人都有幾十個丈夫。既然法律不再有效力，那就干脆讓大家都不受法律制約好了。”

音樂停了，我們沉默下來。貝蒂嘗了一片牛排，推開了盤子。領班侍者看到了，便過來問是否為她拿點別的什么。她說她不餓，但抱怨廚師香料放得太多了。我們桌的侍者走過來，和領班議論起廚師來。領班侍者說：“他必須得走。”

“別因為我把他解雇了。”貝蒂說。

“不光是你一個人的問題，跟他講過不下一百次別放那么多胡椒，可他好像有點瘋了似的。就因為喜歡放胡椒而弄到丟了飯碗的地步，這不是瘋了嗎？”

“哦，每個廚師都是半瘋癲。”那個侍者說。

我們吃點心時，他和領班侍者都在桌子周圍轉悠。他們顯然在擔心拿不到以前那樣的小費。貝蒂拿出兩美元，一人給了一美元。兩個人都鞠了一躬，然后一腳擦地后退。這兩美元可夠華沙的一家人吃上三天的，不過百萬富翁的情婦辦事自然也得像百萬富翁本人一樣大方啊。

“喂，咱們走吧。”貝蒂說。

“去哪兒？”

“我那兒。”

我上午八點回到家里。一大早就離開了旅館，不走不行，否則女服務員端來早飯就不好辦了。在去趕電車的路上，我匆匆在一面鏡子里照了一下——臉色蒼白、胡須粗硬。電車里擠滿了去工廠、商店上班的男人和年輕女人，腋下都夾著午飯盒。我打了個呵欠，想伸伸懶腰，但周圍連個伸腿的地方都沒有。夜里下了一場雨，這時天上烏云密布，陰暗低沉，好像又到了晚上似的。電車里的燈亮了。車里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顯得悒郁愁悶，心事重重。每個人似乎都在沉思，在新的一天開始時暗自琢磨： 這樣辛苦奔波、忙忙碌碌究竟有什么意思？能鬧出什么成果來呢？我覺得，可能是由于某種共同的敏感，他們都覺察到了這一點，都在捫心自問：“我們是怎么搞的，連這么明顯的徒勞都看不出來？為什么現在又不能改變它了呢？”

回到家里，泰克拉給我開了門。在走廊里，她的眼光流露出責備的神氣，仿佛在說：“你這個野家伙！”她問我要不要吃早飯，我對她說謝謝，等一會兒再說。

她對我說：“喝杯咖啡有好處。”

“那就喝吧，親愛的泰克拉。”我給了她半個茲羅提。

“不，不要，不要。”她推卻著。

“拿著，泰克拉，我喜歡你。”

她臉紅了：“你真是太好了。”

我打開了自己房間的門。床還鋪得好好的，沒人動過，窗簾放了下來——昨日的氣氛還在徘徊，仿佛要求盡完義務才肯離去。我伸開四肢躺在床上，想抓緊時間休息幾分鐘。昨天晚上是我所度過的最長的一夜。媽媽曾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有個神學校的學生著了魔，他吃晚飯前俯著身子在水盆里洗手，舀了一罐水，就在那幾秒鐘工夫里過了七十年重新投胎的生活。我也碰上了和他差不多的事情了： 一夜之間，我先是找到了離散多年的小愛人，但又因為抵擋不住別人的誘惑而背叛了她；繼而偷走了自己恩人的情婦，還對她撒了謊；又對她大講我自己尋花問柳的放蕩生活，以此引得她心蕩神移，在一時沖動之下向我吐露了她過去的淫蕩經歷。但我聽了以后又感到十分惡心。在此之前我幾乎毫無色欲，但現在卻成了嗜色的餓虎。我們倆喝得酩酊大醉，一邊打情罵俏、親吻不止，一邊在互相辱罵。我的行為像個無恥的墮落之徒，又像個狂熱的懺悔者。快天亮的時候，外面好像有個醉鬼在撞門，我們還以為是薩姆·德萊曼趕回來了，他想給我們來個措手不及，然后重重懲罰我們，說不定還會把我們整死。想著想著我就矇眬睡去了。泰克拉叫醒了我。她手里端著一只放著咖啡、新鮮卷餅和煎雞蛋的盤子。她不再對我百依百順了，而是像個姐姐或妻子似的按她自己的想法服侍我。她緊盯著我，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在她往桌上放盤子的時候，我從背后摟住她，吻了她的頸子。她一動不動地佇立了一會兒，然后轉過身咕噥道：“你這是在干什么呀？”

“讓我吻你的嘴唇。”

“哎呀，上帝不允許的！”她把嘴唇貼到我的嘴邊。

我吻了她很久。她回吻了我，胸脯緊緊地靠在我身上。她不時朝門口瞟上一眼。她可是冒著敗壞名聲、丟掉飯碗的危險啊。她掙脫了我的雙臂，大口地喘著氣，又抓住我的手腕，用農婦特有的手勁攥著，像只鵝似的咕咕叫道：“房東太太會進來的！”接著就急匆匆地向門口走去，她那粗壯的小腿帶動著大腿向前移動著。《父輩的道德觀》那本書里的一句話忽然閃現在我的腦海里：“一次作孽，再次難免。”我小口喝著咖啡，咬了一口卷餅，嘗了嘗煎雞蛋。我脫掉鞋子。劇本擺在桌上，可我現在沒心思寫。我往床上一倒，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著。我看過的所有小說里的男主角都只追求一個女人，但我現在卻對所有的女性垂涎三尺。

(孫強　譯)

注釋：

龍布羅索(1835—1909)，意大利犯罪學家、醫生。

克里索斯： 公元前六世紀小亞細亞呂底亞國王，極其富有。

【賞析】

作品前半部分描寫主人公艾倫沉淪放蕩的生活。后半部分濃彩重墨地描寫他與闊別20年的童年玩伴相逢并最終共結連理的故事。

艾倫從小就被圈囿在爸爸的口頭禪“教規不許這么干”的生活中，他干什么事都違反教規。而“到了巴什莉家，還沒打開門，一股燉烤食物的香味就撲鼻而來。她的廚房里擺著銅罐、銅壺和平底鍋，噴花描金的盤子，杵和臼，一臺咖啡研磨器，還有各式各樣的畫片和零星的小擺設。孩子們有一個柳條箱，里面裝滿了洋娃娃、大小皮球、各色鉛筆和染料。床上都蓋著漂亮的床罩，沙發上橫擺著繡了花的軟墊”。對比之下，艾倫自己的家里“四面墻堆滿了書，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他和弟弟莫伊什“根本沒有玩具，只好拿爸爸的厚書、斷鋼筆、空墨水瓶之類的東西來玩”。

艾倫后來之所以漸漸偏離猶太教、拋棄世俗猶太人的世界觀，正是因為在他成長的歲月里，猶太教給他的印象只是無數的禁忌和無情的剝奪。他沒有玩具和童趣，有的只是父親的經書和枯燥的說教。若干年后，艾倫選擇與蘇莎的結合實際上也正是他潛意識中留戀與蘇莎在一起的昔日時光，懷念兒時在她家度過的快樂日子，是一種戀舊情懷亦即童愛使然。

但這種“童愛”不僅僅是因著懷舊，更重要的是，在艾倫看來，只有蘇莎才是猶太文化傳統的真實體現。因為面臨現代社會的種種沖擊和碰撞，艾倫覺得只有固守傳統才能感到內心的平靜和安全。于是，他從兒時對猶太人日常生活的記憶中找到了存在之家，暫時躲避了紛擾的外部世界。之所以說“暫時”，是因為這種瞬時的逃離并沒有給他帶來長久的心靈慰藉，很快，蘇莎就意外殞命，結束了艾倫想象中的追尋。故事的結局具有深刻的隱喻意義，它意在表明，逝去的過往永難尋覓。置身現代社會高速發展的滾滾潮流，猶太人突然發覺，數千年一直失卻家園的他們在不經意間居然又在失卻他們僅有的東西——傳統和他們心中的上帝。盡管猶太人對民族傳統有著固執的堅守，他們還是無奈地發現，傳統是那么的孱弱、那么的稍縱即逝。

在《童愛》中，作者多次借人物之口發出對民族遭際的疑問： 既然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那么為什么歷史上猶太人要屢遭不幸呢？辛格借作品人物菲坦爾松博士之口，酣暢淋漓地表達了對上帝的不滿和褻瀆。很顯然，那些曾經篤信猶太教的信徒們由于命運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公，開始大膽懷疑起上帝，神圣的上帝觀于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開始崩毀。面對民族的苦難命運，有些猶太人甚至認為及時行樂、縱情聲色、沉醉杯中物是他們從痛苦、迷惘中解脫出來的唯一出路。正如作品中一個人物引用的一支俄羅斯歌曲所說的那樣：“幸福也好，不幸福也罷，只要還有伏特加、葡萄酒，就用不著哭嚎詛咒。”沉醉杯中物對于屢遭生活劫難的猶太人也不失為一種解脫。主人公艾倫有一句內心獨白最能體現享樂主義者的內心寫照：“這一切長不了。現有的一切都會在彌天大禍中毀滅。既然如此，何不及時行樂呢？……我必須在自己死去和化為塵埃之前及時行樂。”

作品中這種一直壓在猶太人心頭猶如高懸之劍的“彌天大禍”究竟是什么呢？它實際上指的是造成小說中人人自危的、即將來臨的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面對這樣的一次次的災禍和一次次的被愚弄，“上帝選民”們的崇高價值觀不斷崩塌與重建，內心經受著不斷的撕裂和痛苦。信仰搖曳的他們只好在及時行樂中沉淪，又在一次次的醒悟中奮起。正像《創世記》中雅各與神摔跤一樣，信仰因經歷一個個懷疑的階段而更趨成熟，更堅定。這既是《舊約·約伯記》要宣示的主旨，也是辛格在《童愛》中要傳達的信息，即面對信仰與現實照面而帶來的一次次疑惑和心靈遭受的一次次重創，猶太人不會沉淪，他們會在挫折中奮然前行，盡管前面等待他們的依然是挫折、跌倒和失望。

像辛格其他幾部長篇小說，如《盧布林的魔術師》、《冤家，一個愛情故事》等處理方式一樣，《童愛》中的男主人公艾倫婚前同時與四個女人保持著性關系。他說，“我看過所有的小說里男主角只追求一個女人，但我現在卻對所有的女性垂涎三尺”。其行為準則、思想觀念和實際做法儼然一位浪蕩子、一個十足的唐璜！與女演員貝蒂認識還不到兩天，她的影子就不分白天晚上地不斷闖入他的腦海和夢境里，成了他的肉體、行為和觀念的一部分，其根本思想動機正如他自己同另一位性伴侶西莉婭談論、評價貝蒂時所說：“她和我們懷有同樣的欲望——趁還沒死的時候及時行樂。”但從故事的結局我們發現，主人公所有這些言論和行為都是其在生命的迷途中因信仰動搖而發生的。但他最終迷途知返，堅定了生活方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在婚姻大事上選擇了蘇莎。

蘇莎是一個身體和智力發育都不健全的姑娘，同她結婚似乎不可理喻，但也在情理之中。作者借助其他幾位女主人公向我們明示這樣的暗喻： 信仰共產主義的多拉隱喻了猶太人在尋求得救時借助某種“主義”是行不通的，它深刻說明，除了猶太教之外，任何其他的偶像崇拜都必然導致失敗的下場；貝蒂是猶太人融合于美國文明、追求拜物教從而尋求得救的典型，艾倫沒有選擇她，說明面對傳統信仰與現代潮流，他做出了正確選擇；蘇莎是猶太文化傳統的真實體現，但她的意外死亡說明了面對著現代社會的種種沖擊，猶太傳統是那么的羸弱、那么的不堪一擊。因此，猶太教和猶太傳統在浩蕩的世界潮流面前更需要猶太人共同予以呵護。猶太人需要執拗地固守自己的過去，以使本民族數千年的傳統得以傳承并頑強地生存下去，盡管這對置身現代社會的猶太人非常艱難，盡管失去的傳統難以尋回甚至不堪追憶，盡管面對虛無，人們甚為迷茫，但他們仍在黑暗中充滿期待。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

……

“沒有一個答案能解釋人為什么要受苦受難——至少受難者得不到這個答案。”

“既然如此，那我還在等什么呢？”

吉妮婭推開門：“你們倆為什么黑燈瞎火地坐著？”

海穆爾笑了。“我們在等待。”

這是一個寓意深刻的結尾，它完全契合辛格創作的總體思想——盡管民族命途多舛，猶太民族傳統不斷喪失，尋找困惑的答案那么迷茫，但“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僅存的希望與期待都沒有了，那么，這個民族就徹底終結了。所以，“我們在等待”這樣的結尾，是作者苦心營造的暗示，使這個通篇籠罩著悲劇、黯淡色彩的長篇小說，最后給我們呈現了一幅昂然向上、光明在前的圖景。

《童愛》采取第一人稱敘事，因此，作品中的敘述者與讀者仿佛直接晤面，溝通思想。仿佛作者就坐在對面，講著那栩栩如生、真切動人的故事。辛格善于發掘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作為小說的架構，因而故事情節往往顯得真實可信，扣人心弦，容易打動讀者。美國文學評論家歐文·豪稱辛格為“故事大師”，辛格自己也曾這樣說過，“離開敘述故事越來越遠的結果，不會在文學上創造出什么真正新的東西。……文學就是敘述故事。一旦文學開始分析生活，想變成弗洛伊德、容格或者艾德勒，文學就成了令人生厭的東西，毫無意義了。”另外，《童愛》這部小說一如辛格在其他作品中所展示的風格那樣，語言曉暢如行云流水，沒有刻意追求華麗的辭藻和晦澀難懂的現代派藝術。但這并不表明他的語言淡而無味，相反地，他的那些來自生活并經千錘百煉而充滿生活氣息的語言，正是吸引讀者打開他的小說就不忍釋卷，讀了他的小說又久久不能釋懷的原因所在。

(王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