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是清初文壇著名的“異類”，他才華卓越、見解獨特，為人不拘小節、脫略形骸，是有著反傳統思想的“先鋒文人”。同時，他也是個具備相當成熟“應世”本領和經營頭腦的文化商人，他創作、編纂的書籍在清初十分暢銷，“湖上笠翁”之名傳遍天下。《四六初征》是李漁花了十年時間搜集、整理出來的一部駢體應用文總集，其也是清初駢文總集的代表作之一；它雖然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毀，但禁而不止，在讀書人群體中仍然頗有市場。對于這樣一部有特色、有影響的書籍，應當予以關注。

李漁應該是清初最有名的暢銷書作家，不但他的戲劇、小說在社會上引起一波又一波欣賞熱潮，就是他的詩詞、散文也廣受世人歡迎。如他的傳奇作品雖然被批評為是“科諢謔浪，純乎市井，風雅之氣，掃地盡矣”，但仍然“并世盛傳”（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四），其中《凰求鳳》“脫稿未數月”，竟流傳到了三千里之外的山西平陽（李漁《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風箏誤》在順、康間“刻本無地無之”（李漁《答陳蕊仙》）；他的小說同樣大受世人追捧，李一貞在讀到《無聲戲》后給他寫信說，該作“大則驚雷走電，細亦繪月描風，總人間世未抽之秘，不啻駭目蕩心已也”（李一貞《柬李笠翁》），《肉蒲團》被一禁再禁，但長期風行難止；又雍正八年（1730），署名芥子園主人者為《一家言全集》作弁言時提到，李漁的著述“最膾炙人口者，如詩文之《一家言》，詩余之《耐歌詞》，讀史之《論古》，閑情之《偶寄》，皆不傍前人之一籬，不拾名流之一唾……不脛而走天下，近百年于茲矣”。這是說他詩詞、散文的暢銷。

另有一個事件，也很能說明李漁作品有著很高的市場影響力，那就是李漁的版權維護活動。康熙元年（1662），他在移家江寧后，給朋友趙聲伯的信中說：“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板者多，故違安土重遷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圖。不意新刻甫出，吳門貪賈，即萌覬覦之心。幸弟風聞最早，力懇蘇松道孫公，出示禁止，始寢其謀。乃吳門之議才熄，而家報倏至，謂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書出貿矣。”（《與趙聲伯文學》）這對于以“版稅”為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的李漁來說，的確是很煩心的事。到了康熙十年（1671），由于著作（包括自制箋帖）盜版問題一直不斷，李漁在新出版的《閑情偶寄》中，就維護版權發出了“誓當決一死戰”的“布告”。這一措辭激切的戰斗“布告”，再次說明李漁的作品在當時非常暢銷，是聰明的盜版商藉以牟利的優選對象，而李漁也是名副其實的暢銷書作家。

李漁的撰著，除了戲劇、小說、詩詞、散文等個人創作，還包括他編纂的一些文史、藝術雜著和總集，目前可見的有《笠翁詩韻》《笠翁詞韻》《笠翁對韻》《芥子園圖章會纂》《資治新書》《資治新書二集》《古今尺牘大全》《古今史略》《四六初征》《千古奇聞》等，可能佚失但確有其書的還有《尺牘初征》《尺牘二征》《名詞選勝》《名詞類雋》等。此外，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說“嗣出”而未見刊本的有《明詩類苑》《綱鑒會纂》《列朝文選》三書，《新四六初征》封面刊明“即出”的《四六二征》也未見刊本，它們可能都沒有編成。諸書中，《資治新書》十四卷、《二集》二十卷，是名副其實的暢銷書，據俞為民的考述，該書現有清帶月樓刊本、芥子園刊本、經綸堂刊本、大文堂刊本、英德堂刊本、尚德堂刊本等多種（俞為民《李漁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笠翁詩韻》《尺牘初征》與下文將要詳述的《四六初征》等，也都是有著相當銷售市場的暢銷書。

問世于康熙十年的《四六初征》（下文簡稱《初征》），是李漁家庭成員共同協作的產物。該書的內容搜集工作由李漁自己完成，他利用自己云游四海、廣交時彥名流的便利，有計劃地向他們征求駢體應用文稿，經過十年左右的持續努力，這項工作才告完成，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所謂“家岳足跡遍天下，凡遇此種佳文，惜字如金，多方搜錄，迄今十易寒暑，告厥成書”。《初征》問世時李漁已六十一歲，雖然他此時已名噪天下，各種著作的版權收入和打抽風所得也比較可觀，但對于食指眾多且比較講究生活質量的李家而言，這些收入還遠遠不夠，康熙九年（1670）李漁所作《家累》詩云：“硯田食力倍常民，何事終朝只患頻！舉世皆窮非獨我，一生多累是添丁。當年八口猶嫌眾，此日千瓢尚未均。”應是對他家庭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因此，他必須繼續游歷、繼續寫書編書，《初征》具體校釋、訂正、刊刻工作，便交給了他的家庭成員來完成。

女婿沈心友負責文稿校釋和撰寫《凡例》，實際也是《初征》具體編刊工作牽頭人；兒子李將舒、將開、將華、將芳等參與文稿訂正。沈心友，字因伯，號克庵，他“既出生于書香之家，又是將門子弟”（黃強《李漁之婿沈心友家世考》，《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出身比較好，又有相當的文化修養。他于順治十七年（1660）二十三歲時入贅李家，此后逐漸成為李漁書籍編纂、出版的重要助手以及外出云游的理想伴侶，并較長時間為其代主家政，李漁詩“自汝入甥館，予即東西馳。家政誰代庖，恃爾雙雄雌”（《懷阿倩沈因伯暨吾女淑昭》）、“一生皆累汝，今日更慚予。母女同艱食，翁婿并饑驅”（《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時伴余客苕川，是日初至》），即是就此而言的。因此，由沈心友來牽頭《初征》編刊事宜，比較合適。李漁子將舒、將開等參與《初征》訂正，應是李漁的特意安排，也是“家學”傳承的需要，這既有助于李子提高學識，又能幫助他們建立聲名。當然，李漁第六子將芳是否參與《初征》的訂正，值得玩味。依照單錦珩《李漁年譜》所引《龍門李氏宗譜》及陳淏《賀笠翁六秩舉第六子》、孫宇臺《為李笠翁誕兒詩啟》等文獻，可知李將芳出生于康熙九年，《初征》刊刻的康熙十年，他才兩歲，讓兩歲孩童參與《初征》這一大部頭總集的訂正工作，顯然有悖常理。《初征》之所以將李將芳的名字赫然列為文稿訂正者之一，或者是刊印者的“筆誤”，或者就是李漁提攜幼子的刻意之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作為清初暢銷書的《初征》有多種刊本，單錦珩《李漁研究資料選輯》附錄《李漁作品的版本及禁毀資料》羅列了其中的三種，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刻本《四六初征》二十卷（共12冊），二是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間金陵翼圣堂刻本《新四六初征》二十卷（共12冊），三是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康熙間金陵翼圣堂刻本《四六初征》二十卷（2函12冊）。另外，上海圖書館藏有康熙十年金陵翼圣堂刻《四六初征》二十卷，與北圖、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當是同一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即據上圖藏本影印，這也是流傳較廣的《四六初征》刊本。

但在清代文字獄盛行的背景下，《初征》成為清廷禁毀的對象之一。榮柱《違礙書目》即將其列為應繳違礙書籍，又《掌故叢書·禁書目錄》謂江西巡撫郝碩曾解送《初征》2部12本至京。《初征》這樣的應用駢體文總集，之所以成為清廷的禁毀對象，至少有兩方面原因：其一，《初征》所選錄的作家中，有不少人都在清廷政治打壓與禁書活動的范圍內，如錢謙益、方孝標、方文、侯方域、尤侗、陳枚、黃始等，其中錢謙益是乾隆帝欽定的“貳臣”，方孝標是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死后被清廷挫骨揚灰的“逆臣”，方文是有名的心懷故明、不與清廷合作的“硬骨頭”，他們的文章入選《初征》，是導致《初征》被禁的重要原因；其二，目前可見的《初征》諸刊本中，皆未見方孝標的《序》，但按方孝標文集，可知方氏確曾為《初征》寫過序言，這也應是《初征》遭禁的由頭。

事實上，李漁遭禁的書不止《初征》一種，《笠翁一家言》《古今史略》《尺牘初征》《肉蒲團》《十二樓》等皆在此列，但其中大部分書籍包括《初征》，都成為“漏網之魚”、繼續被世人閱讀與傳播，這是李漁的幸運，也是李漁之書“生命力”強健的證明。

《初征》在清代禁而不止，雖有幸運的因素在，但更主要的，是因為該書有著被世人“需要”的特質。這個特質，應含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初征》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實用，是李漁《初征》的基本性質與首要特點。該書的類目設置，不取一般總集常用的文體類型編排法，而徑依交際功用，將所選作品分為津要、藝文、兼素、典禮、生辰、乞言、嘉姻、誕兒、燕賞、感物、節義、碑碣、述哀、傷逝、閑情、饋遺、祖送、戲譎、艷冶、方外等20部，這20部基本涵蓋了文人日常文字應酬的大部分類型，頗便讀書人學習仿效。沈心友在《凡例》中對該書的實用性也有很好的說明，他將四六之文分為垂世之文、應世之文兩類，垂世之文“字字尖新，言言刻畫，如與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乙是也”，可仿效性不強，一般人難于依樣畫葫蘆；“若應世者，則流利可以通融，英華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數聯，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觸類以至，盡可旁通是也”，就是說應世之文可以按照程式，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而《初征》的編輯就旨在為習文者提供“便于采摘”的程式、范例。《初征》的實用性，還體現在編者在所選文章的后面，都附上了比較詳盡的注釋，沈心友《凡例》所謂“增釋寧詳勿略，不妨失之過冗”，這種做法與注釋應取簡潔得當的古代學術傳統不大合拍，但確實有利于初學者按圖索驥地理解原文，并開展有效地學習。

其二，《初征》順應了時代的需要。駢文在明末已經慢慢復蘇，這一勢頭在清初得到了延續，不過，與聲勢強大的散文相比，駢文仍處于受壓制、甚至被鄙視的狀態。沈心友《凡例》提到，駢文有著深厚的傳統，明末清初的駢文也頗為興盛，“雖不敢謂遠駕漢魏，庶幾媲美六朝”，但“時至于今，文人韻士，每因舊刻陳腐，遂視駢體為饾饤，略而勿講。雖其間不無名作輩出，亦緣風氣所鄙，淹沒不傳，以致此道中衰，知音絕響，殊為可慨”，因此，編纂體現近代駢文實際成就的總集就顯得很有必要。事實上，周之標和陳維崧分別在順治十年（1653）、康熙元年刊刻了《四六琯朗集》和《今文選》，但時機不成熟，它們很快就被淹沒在散文唱主角的時代潮流中了。到了康熙八、九年間，由于越來越多駢體名家名文的相繼涌現，駢文的聲音也慢慢變得響亮，于是黃始在康熙八年、九年分別刊印了《聽嚶堂四六新書》和《聽嚶堂四六新書廣集》，李漁也在康熙十年刊印了《初征》。順應時代潮流、抓住良好時機，無疑是李漁《初征》和黃始兩集擁有廣泛讀者的重要原因。

有意味的是，黃始、李漁的駢文總集，選錄的基本都是駢體應用文（黃始二集選有藝術性較強的駢賦），但清麗簡雋的短制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沈心友《凡例》就特別強調，“是集概取典雅清新，凡舊刻陳言，一篇不載”，沈氏這句話自然不可全信，但選取“典雅清新”之作的觀念，是基本貫徹到了《初征》選錄當中的，呂雙偉《清代駢文理論研究》提到的宋琬《賀某親王壽啟》和《中秋謝吳渙如書》、龔鼎孳《盛兼兩詩題敘》諸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例證。駢文在宋代以后，漸有因襲模擬、堆砌瑣碎之弊，以至明末清初的“文人韻士，每因舊刻陳腐，遂視駢體為饾饤，略而勿講”，李漁《初征》（包括黃始兩集）多選清麗典雅的短制，既呈現出駢文的新氣象，又便于學習者效法，所以容易被世人喜愛、接受。

其三，《初征》具備很好的“名人效應”。借助名人的影響力來促進商品銷售，是商人常用的營銷手段，精明的暢銷書作家、編纂家、書坊經營者李漁深諳此道，他的許多撰著都邀請文壇名家寫序、作評，錢謙益、吳偉業、杜濬、尤侗、余懷、丁澍、毛先舒、陸圻、施閏章、宋琬等，皆在李書序、評寫作者之列。為《初征》作序的三位作家中，許自俊和吳國縉在當時還稱不上大名流，但方孝標可以當之——雖然后來方序因為“違礙”而被刪削掉了；當然，不能忘記《初征》“搜集”者李漁本人的名流身份，《初征》刊印的康熙十年，他已是盛名久居，此時在《初征》上署名所帶來的“名人效應”，已經足夠管用。除了邀請名家寫序、作評，李漁還利用前文提到的云游四海、廣交名流的機會，有計劃地向這些名流征求文稿，《尺牘初征》《資治新書》和《初征》等，都是經由這一途徑逐漸積累起來的。《初征》所收錄的作家，除了前已述及的錢謙益、龔鼎孳、宋琬、方孝標、方文、侯方域、尤侗、陳枚、黃始而外，還有夏允彝、夏完淳、吳偉業、錢陸燦、周亮工、曹爾堪、鄒祇謨、董以寧、陳維崧、毛先舒、朱彝尊、余懷、呂宮、宋實穎、季振宜等，他們都是明末清初文化史上響當當的人物，這么多文壇、政壇“明星”的作品匯聚在一起，隱形“廣告”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

歷史地看，實用品性突出、編纂策略巧妙、刊刻時機合適的《四六初征》，既為自身在當時贏得了較多的受眾，也對后來李之浵、汪建封《叩缽齋四六春華》及陳枚《憑山閣匯輯四六留青采真集》《憑山閣增輯留青新集》，胡吉豫《四六纂組》等實用性駢文總集、類書的編纂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正由于其過多突出實用性、商業性而輕視了審美性，因此，在駢文全面復興的乾嘉以后，它和此后編刊的那些類似的駢文總集、類書一樣，慢慢被歷史淡忘了。當我們今天撥開歷史的塵霧，研讀《四六初征》并回想清初文壇變幻、歷史風云時，不禁要生出感慨來。

（作者單位：蘇州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十里青山遠，潮平路帶沙。數聲啼鳥怨年華。又是凄涼時候、在天涯。白露收殘暑，清風襯晚霞。綠楊堤畔鬧荷花。記得年時沽酒、那人家。

（仲殊《南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