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詩學研究狀況與構想元代唐詩學研究，廣義地說即研究唐詩在元代的接受情況。完整的“接受過程”應包括閱讀、批評和寫作三個環節，因而，元代唐詩學的研究與元代詩歌、元代詩學的研究密切相關。同時，元代唐詩學又是唐詩學的重要部分，必須把元代唐詩學放置在歷代唐詩接受的史的鏈條中，作縱向比較，才能確立元代唐詩學在整個唐詩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因而，元代唐詩學的研究與元代詩歌、詩學研究，以及整個唐詩學研究均有著重要的關聯，欲考察元代唐詩學的發展狀況，應較全面地了解這些領域的研究情況。

第一節元代詩歌、詩學研究狀況一元末楊維楨《玩齋集序》說：“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可見元人于元詩頗為自負。明人則對元代詩文多有不屑明初元朝故老宋濂、王祎、葉子奇等對元詩文評價則較高，不屬明人眼光。，李東陽《麓堂詩話》稱：“詩太拙則近于文，太巧則近于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胡應麟《詩藪·外篇》卷六亦稱：“宋人調甚駁，而材具縱橫，浩瀚過于元；元人調頗純，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又云：“（元詩）其詞太綺縟而厭老蒼。”皆代表了明人眼光。但明人重格調，長于辨體，對元人之取法唐音，辨析較精，胡應麟可為其代表。

清人對元詩的研究與整理皆有長足進展。一方面，開始了大規模的元代文獻整理，許多元人詩文別集得以校勘、刊刻。《四庫全書》收入元人別集171種，另存目36種。大型的詩歌總集有，顧嗣立所編《元詩選》初、二、三集，共110卷，收錄元人詩集339部，《元詩選癸集》共收錄2235位詩人作品。《元詩選》初、二、三集由顧嗣立選輯，《元詩選癸集》顧嗣立草成，由席世臣與顧嗣立之孫果庭“乃復校，勘其脫落，重加修訂”而成。《元詩選》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元詩總集，書中每位詩人附有小傳，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元詩文獻。“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為巨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元詩選》）另有乾隆年間所編《御制元詩選》81卷清康熙四十八年，右庶子張豫章等奉敕編《御定四朝詩》312卷，計宋詩78卷，詩人882人；金詩25卷，詩人321人；元詩81卷，詩人1197人；明詩128卷，詩人3400人。所選元詩卷數、人數均超過宋詩，清人重視元詩于此可見一斑。，張景星等所編《元詩別裁集》等。這些文獻整理為后來的元詩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另一方面，清人對元代詩歌也有了更多深入的評析，《四庫全書總目》評析元人詩歌持論較公允，辨析較精審，實為元詩研究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清詩話中有不少論及元詩，其中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專評金、元詩，顧嗣立《寒廳詩話》論元詩風格、分期皆有見地。陳衍《元詩紀事》45卷，征引近400種書籍；吳景旭《歷代詩話》壬集10卷，后7卷皆論元詩。另尚有陶元藻《全浙詩話》、方東樹《昭味詹言》等，這些著作無疑都對元詩研究有推進之功。

清人較明人而言，對元詩的評價要高得多，翁方綱“論詩以杜、韓、蘇、黃及虞道園、元遺山六家為宗”（清吳溪舫《石溪舫詩話》），以元代虞集為第一流詩人，并入杜韓、蘇黃之列。雖僅為一家之言，也見出清人眼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四稱：“人皆謂宋之文高于元，元之詩高于宋，殊不知宋之詩亦高于元也。”他雖對元詩持貶抑態度，但從“人皆謂”云云也能看出“元之詩高于宋”，為當時人一種較普遍的看法。宋犖在《元詩選序》中的一段話較能代表清人的一種融通的眼光，其云：

宋詩多沉僿，近少陵；元人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為多，元人學溫、李為多，要亦娣姒耳。間瀏覽是編，遺山（元好問）關于元好問的歸屬，有研究者把他視作元人，然根據其生活及主要創作活動皆在金代，更多研究者視他為金人，本文采用后一種觀點。、靜修（劉因）導其先，虞、楊、范、揭諸君鳴其盛，鐵崖（楊維楨）、云林（倪瓚）持其亂。沨沨乎亦具一代之音，詎可闕哉！

二十世紀初，對于元詩的研究未有大的突破。但有一部并非專門研究文學的學術專著在此不能不提及，即1924、1927年陳垣分別發表于《國學季刊》和《燕京大學》上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上、下篇）（1934年木刻出版）。在這部著作中，他評論元代：“故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而論世者輕之，則以享國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戰勝之余威，輒視如無物。加以種族之偏見橫亙胸中，有時雜以嘲戲。”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頁132。又云：“清人去元較遠，同以異族入主，間有一二學者，平心靜氣以求之”，于是“知元人文化不弱”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頁132。。指出了明、清兩代對元代學術、文學態度不同的原因，同時提出元代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的看法。這部學術力作雖然奠定了陳垣先生的學術地位，但是，他的這一觀點，并未代表二十世紀初的主流思想，直至二十世紀末，他的這個論斷才開始受到研究者越來越多的重視。

二十世紀初的文學史著作中，元代詩歌研究或被忽略，或援用清人觀點，并無特出之見。1904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被視為我國第一部文學史，對元詩評價頗低。1918年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中華書局），1928年李維的《詩史》（石棱精舍）論元詩，大體皆承襲清人。

三四十年代，有兩部涉及元代詩文研究的重要著作問世，即1934年吳梅《遼金元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43年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湖南藍田新中國書局）。二書皆給予元詩以較多關注、較高評價，反映了學界對元詩的另一種態度。錢基博論元代詩學風氣、審美意蘊，頗為會心。他認為元代北方之詩，“反黃以入唐，蘄于積健為雄，反宋入唐”；南方之詩，“以唐矯宋，以晉參唐，意趣沖曠，語參游仙，一祛江西粗獷之弊而趨于和雅”，皆“一時之盛”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757。。這部書從創作上涉及元人“舉世宗唐”的風氣，細究元詩人的詩學淵承，對元代詩歌的研究較前人有更多、更深開拓。

五六十年代，幾部重要的文學史著作中，元代詩文所占篇幅都極小，且評價偏低。游國恩等所編《中國文學史》說：“元代詩文或宗宋或宗唐，大都走模擬因襲之路。因此在元代最有成就的詩家中，甚至找不到可以和梅堯臣、元好問并肩的人物。”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中國文學史》（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頁262。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稱：“統觀元朝一代詩文，沒有杰出作品，也沒出現杰出作家，很難說什么繁榮。”中國科學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頁799。這一時期，元代研究的重心在戲曲，元詩研究視野僅局限于元四家等詩人，評價尺度也較為單一。

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無元詩研究專著。臺灣1978年出版包根弟的《元詩研究》一書，該書稱元代詩歌，“彬彬稱盛，上繼唐宋二代，而下啟明代詩壇”包根弟：《元詩研究》，（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版，頁3。這些觀點，受當時臺灣較為興盛的蒙元文化研究的影響，開啟了重新評價元詩的風氣。

八十年代，元詩研究在中國大陸開始受到關注。一些學者在學術刊物上相繼發表論文，呼吁重新評價元代詩歌，調整元代文學研究格局，改變一直以來幾乎以元曲研究取代元代文學的畸型格局這一時期，1980年《古典文學論叢》第一輯，發表周惠泉的《元詩淺談》；1985年第3期《文史知識》發表隋樹森的《元代文學說略》；1989年第2、3期《蘇州大學學報》（合刊）發表劉明浩的《元詩藝術成就之我見》，皆對歷來否定元詩的論點提出質疑。由此將元詩研究引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八十年代起元代詩文的文獻整理工作全面展開，陸續出版了清人顧嗣立的《元詩選》初、二、三集（九冊）（中華書局）、陳衍的《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張景星的《元詩別裁》及多種元人別集。九十年代，由北京師范大學主持的《全元文》1990年提出編纂《全元文》的設想，1992年列入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重點項目，預計將收錄元代3000位作者的30000篇文章。、中央民族大學主持的《元詩全編》大型總集的編纂工作啟動，現正分冊陸續出版，這些文獻整理無疑將為研究工作創造良好的學術條件。

九十年代至今，元詩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1991年鄧紹基主編的《元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張晶的《遼金元詩歌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楊鐮的《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此時期元詩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鄧紹基主編的《元代文學史》，第一次改變了近幾十年來形成的元代文學研究格局，對元詩的評價較為中肯，表現了一種平和、理性的學術態度。張晶的《遼金元詩歌史論》更細致地論述了元代詩歌的美學特征。楊鐮《元詩史》文獻頗為豐富，涉及的元詩人極多，是迄今為止對元代詩歌論述最為全面的一部專著。這些標志著對元代詩歌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

近年來的元代詩歌研究中，學者已開始關注到元人“舉世宗唐”的創作風氣，鄧紹基在《元代文學史》的《元代詩文概況》一章中，列有《元詩“宗唐得古”風氣的形成及其特點》一節。張晶在《遼金元詩歌史論》列有《盛元詩壇的“雅正之音”》一節，也有部分段落聯系到了元人“宗唐”的詩學風氣。但是，這種研究還十分有限，元人“宗唐”的詩學觀念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其形成、鼎盛，到丕變，對元詩發生著不同的影響，若能系統考察，將有利于探討元詩創作風格形成的內在原因，更好地研究“宗唐”風氣下元代詩歌的流變軌跡。

二十世紀上半葉，幾部重要的文學批評史著作，有關元代詩學均論之未詳。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文學批評著作——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華書局），對元代僅寥寥幾筆。1934年出版的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北平人文書店）僅至兩宋。同年出版的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上海世界書局），元代部分僅論及方回。朱東潤1942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開明書店）與1944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也僅論及方回，且評價不高。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上冊1934年出版，下冊1947年出版）才開始關注到郝經、戴表元、趙文、劉將孫、楊維楨諸人。這一時期，對于元代詩學整體的評價無疑是較低的。但郭紹虞對趙文、劉將孫、楊維楨諸人的研究頗為深入。

五十至七十年代，元代詩學研究頗為冷落，僅有1960年10月16日《光明日報》發表陳蘇《元代的文學批評》一文。文章認為元代文學批評在道學影響之下，死氣沉沉。

1981年出版的兩部文學批評史，一為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一為王運熙、顧易生、劉明今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敏澤認為：“整個元代文學理論批評是比較冷落，沒有生氣的，既沒有大的問題，也沒有熱烈的爭論。”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頁630。承續了五十年代以來的觀點，可以認作是對此前研究的一種總結；王運熙則認為元代“也產生過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與批評家”王運熙、顧易生、劉明今：《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頁163。開啟了八九十年代元代詩學研究的新思路。

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陶秋英編選的《宋金元文論選》，選編了元代17人的文論資料。此前，1979年臺灣已出版曾永義編輯的數十萬字的《元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成文出版社）。這些資料，對元代詩學研究有一定的助力。

八九十年代，開始了對元代詩學的發掘與重新評價。1982年臺灣朱榮智的《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對元代詩學有較為系統的探討。1996年顧易生、蔣凡、劉明今的《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了近年來元代詩學的研究水平。二書對元代詩學均給予了較充分的肯定。

這一時期還有一些研究專著，如丁放的《金元明清詩詞理論》（北京出版社）、詹杭倫的《方回的唐宋律詩學》（中華書局）、張健的《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大學出版社）諸書，都對元代詩學的研究有推進之功。另外，有關元代詩學的論文也豐富起來，對于元詩法問題，對于郝經、劉將孫、劉因、戴表元詩學思想的研究，對于元代政治、宗教、科舉與詩學的關系都有所涉及。這些表明學術界對于元代詩學日趨重視，研究也日趨細致、深入。

八十年代以來，元人“宗唐”的問題開始引起學者們的關注。鄧紹基在1987年《河北師院學報》第2期發表《元詩“宗唐得古”風氣的形成及其特點》。文章以宗唐詩風形成和發展為標志，將元代詩史劃分為前后兩期：“延祐以前是宗唐得古詩風由興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繼續發展。”

顧易生等所著《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也有《元人的唐詩研究及關于詩法的探討》一節，對元人“宗唐”問題有進一步的研究。認為元人“宗唐”可追溯至宋、金之末，當時“南方的嚴羽，北方的元好問，幾乎同時崛起于詩壇，以盛唐倡”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頁1041。書中還將“宗唐”分成三個時期：1 滅金初期。這時期“宗唐抑宋”，一以“雅正”為歸，以北方郝經、劉因為代表，他們“倡導風雅之義，渾厚之格，又往往從政治教化的角度來看待詩”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頁1043。2 統一初期。這時的宗唐論者分為兩派，一派以戴表元、袁桷為代表，一派以趙文、趙孟頫、圓至為代表，“前者重視唐詩的沖淡、雄渾、清圓的風格，后者重視唐詩抒情言事，以自然為本的藝術特征，各有所見”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頁1045。3 延祐復科之后。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歐陽玄等，他們主張詩文應鳴國家之盛，提倡盛唐詩歌雅正恢宏的氣象，同時力斥金末宋季亂世之音。

這一分期，關注到了“宗唐”之風在元代的流變，但是，按文中所舉的代表人物，第一、第二期，時間上的差別并不明顯，似更側重于北方與南方地域之異。實際上，第一期的郝經，尤其是劉因，與第二期的戴表元、趙文差不多同時。郝經生卒為1223—1275年，劉因為1249—1293年，而戴表元為1244—1310年，趙文大約為1239—1315年。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推敲，關于第二期宗唐的兩派，書中以戴表元、袁桷為一派，而趙文、趙孟頫為另一派，比較而言，趙孟頫的詩學主張，似更近于戴表元，而不是趙文。具體的內容，可參看本書第三章、第四章的有關部分。第三期為延祐復科之后，但延祐時期與元末至正時期，“宗唐”觀念實有較大差異。延祐時期乃國勢極盛之時，代表了“宗唐”之鼎盛，“雅正”觀念如日中天，而至正時期，無論是詩歌創作的風氣，還是“宗唐”觀念都隨著世亂俗衰，而呈現出與盛時迥異的風尚。因而，這種分期尚可斟酌。但是，對元代“宗唐得古”的詩學思潮進行分期，這一研究思路十分可貴，以此為參照，來清理元代詩學發展脈絡，研究元代詩歌風格之流變，將使許多問題獲得較好的解決。

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也論及了元人的“宗唐”問題，雖著墨不多，但立論頗高。他認為：“元人的宗唐傾向不僅表現在對唐、宋詩的比較軒輊中，更表現在他們對詩的性質、發生、藝術手法、審美特征等方面的認識上也異于宋而近于唐。”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220。具體表現為，宋人強調性情之“正”，元人強調性情之“真”；宋人重“悟”，而元人取“興”；宋人主張“落華就實”，元人主張“寓于景物”。這樣，對元人“宗唐”觀念的研究，超越了具體的人物品評，提煉出了其中更深層的美學思想。

1989年沈時蓉、詹杭倫發表《宋金元文藝美學思想巡禮》（《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概括出元代詩學的三種審美傾向：崇尚江西詩派、復倡唐音、強調個性特征。這樣，把復倡唐音僅作為元代詩學的潮流之一，這是關于“宗唐”問題的一種新觀點。另尚有1998年葉愛欣發表的《“宗唐得古”與戴表元詩論》（《殷都學刊》第3期）、2000年文師華發表的《元代詩壇“宗唐”的理論傾向》（《南昌大學學報》第1期），都發表了各自對元人“宗唐”觀念的見解。這些探討都十分有意義，雖然不免零散，或有待深入，但為建構元代唐詩學提供了較好的詩學背景和理論平臺。

第二節元代唐詩學研究的構想

唐詩代表著中華詩歌藝術的顛峰。唐詩研究自唐代即已開始，迄今一千余年，長盛不衰，構成古典文學領域里的一門顯學——唐詩學。清理唐詩學的歷史進程，總結其藝術規律，探討其文化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唐詩的研究雖有久遠的傳統，“唐詩學”名稱的行世還是比較晚近的事。八十年代中葉唐代文學學會年會上，傅璇琮向學界倡議開展唐代文學學術史的研究，隨即在學會會刊《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上刊發了陳伯海的《唐詩學史之一瞥》長文，這是“唐詩學”名稱的正式被提出。其后陳伯海《唐詩學引論》（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的出版，反響頗廣，啟動了這方面的研究。

九十年代以后，唐詩學的研究成果漸多，專著有黃炳輝《唐詩學史述稿》（鷺江出版社1996年版）、蔡瑜《唐詩學探索》（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版）、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傅明善《宋代唐詩學》（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論文更為豐富，且出現了其分支形態的研究著述，如許總《杜詩學發微》、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等，表明當作一種專門性學問的唐詩學已得到了廣泛重視。

與唐詩學研究的興盛狀況相比，元代唐詩學的研究要薄弱得多。黃炳輝《唐詩學史述稿》中元代部分僅論及方回《瀛奎律髓》、楊士弘《唐音》、辛文房《唐才子傳》三書，于郝經、劉因、虞集、戴表元、袁桷、楊維楨諸人無一涉及。蔡瑜《唐詩學探索》中元代部分也極簡略。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雖以專題論述為主，不同于一般史書體例，但時間從唐宋及明清，地區從中土延伸至域外，論題既有選詩、紀事、理論形態，更及批評方法，實為近年來唐詩學研究的力作，但于元代也幾無涉及。

元代唐詩學在唐詩學史上的地位實不應忽視，元人“舉世宗唐”的詩學意義、文化意義均值得深入研究。它處在宋、明之間，而宋、明人的唐詩觀念、詩學思想相差極大，正是由元人完成了這種轉折與過渡。明人“詩必盛唐”諸觀念實可追溯至元。因而，元代詩學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也是自唐入明的門戶。其特殊的意義，實尚待深入開掘。

唐詩學作為唐詩研究的學術史，包括有關唐詩的理論批評，但不限于這一種形態。總括而言應包括：選詩、編集、注釋、考證、圈點、說解、評論、寫作等形態。這些都是關于唐詩的學問，都反映著對唐詩的接受，因而都應作為研究的對象，如此全景式的視野才可能較全面地反映一代唐詩學的整體風貌。就元代而言，其形態則主要表現為選、說、論、寫幾種。

選本，是人們接觸和研習唐詩最切近的一種方式，反映著編選者的用心、眼光，也反映著當時的詩學風氣，蘊含著豐富的唐詩觀念，同時，選本還能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應，因而，就唐詩接受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元人的唐詩選本流傳至今的不多，但在唐詩學史上的地位卻頗為重要，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乃江西詩派的結晶之作，其蘊含的唐詩學思想正是對整個宋代江西詩派唐詩觀念之總結。元末楊士弘的《唐音》，是唐詩學史上第一部以盛唐為宗主的唐詩選本，它既是元人唐詩觀念的總結，更是明代唐詩學的重要源頭，對有明一代發生著深遠的影響。

詩評和詩論，這是人們熟知的兩種研究方式。評即批評，指對具體詩人詩作的分析評論；論即論述，是對詩歌流變及其原理、方法的概括說明，兩者常有交滲。評，又有兩種基本的形態：一是附著于詩歌文本的評語或批語。這是一種比較純粹的本文批評，所評大抵不離乎詞句篇章，時亦涉及意境與風格。如方回的《瀛奎律髓》融選本之學與詩評之學為一體，詩后常附有對詩句的評點，可視為元人唐詩詩評之典型。另一種獨立于文本之外的批評，更多地指向詩人，品評其藝術風格、審美精神。元人的大量序跋、書信、筆記中都包含著豐富的唐詩詩評、詩論材料，因而，必須系統、全面地閱讀元人的詩文別集，從中收集有關唐詩的各種“評”與“論”，這樣對于不同個體、不同時期的唐詩觀念的研究才可能較深入、客觀，才可能清理出一代唐詩觀念的流變軌跡，較準確地反映一代唐詩學的全貌。這正是前人關于元代唐詩學研究甚為薄弱的地方，也正是本文的一個著力點所在。

寫作，是指考察人們在唐詩影響下的詩歌寫作狀況。唐之后，歷代詩人的創作都不可避免地處在唐風籠罩之下，所謂宗唐宗宋之爭、宗盛唐宗晚唐之爭、宗李杜宗王孟之爭，所爭者不單為學理，更關乎當前之創作，即樹立怎樣的詩歌范型的問題。因而，元代唐詩學也必須充分考察元代詩歌創作中的唐詩接受情況。如元初仇遠、白珽，元中期楊載、范梈，元末顧瑛、倪瓚諸詩人的詩學理論并不突出，但是他們的創作本身即反映出一種詩學風氣，他們以創作的方式推進和影響著元人“宗唐”之觀念。

總之，元代唐詩學的核心內容是元人的唐詩觀。這種觀念由其所處的時代詩學潮流及總體文化環境生成，而又滲透、貫穿于其全部詩學活動之中，因此研究元代唐詩學的關鍵在于研究其內在的詩學觀念，注目于其唐詩觀念的流變。

研究元代唐詩學觀念的生成與演變，必須聯系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進行。元代社會環境較為特殊，蒙主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其政治、文化政策對文士生活、心態影響甚大。元代理學之大興，學校、書院、書業之發達，科舉制度之興廢，對于元代詩學的展開都有一定影響。因而，對元代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就成為本書的一個基本起點。

元代唐詩學有著較明顯的地域性、時段性特征。其地域性主要表現在，以北方之大都和南方之江浙、江西三地為中心形成了頗具影響的三大文化圈。三大文化圈，因受政治及文化淵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表現出各自的內涵和特征。在文化、詩學思想上，各有其價值取向。在唐詩學觀念上，則代表了“宗唐”的不同傾向，從而形成了宗唐的不同派別。隨著三地人物的不斷流動，三地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滲，宗唐諸派也不斷地發生著分化與組合。其間的分合起伏，構成了元代唐詩學發展的重要線索。

元代唐詩學的時段性則通過其形成、發展、蛻變三個相互連貫而又各自獨立的環節體現出來。需加說明的是，這種時段性除了唐詩學自身生長變化的規律外，還與整個元王朝的興盛衰變有著緊密的關系。“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心雕龍·時序》）唐詩學的發展變遷亦莫能外。不同時期的人對唐詩的接受有不同，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對唐詩的解讀也有別。

除了從地域、時段的角度，理清元代唐詩學的整個發展脈絡外，對于元代幾部重要的唐詩學著作則進行了專題研究，意在通過點（專著）、線（時段）、面（地域）的多重結合，進一步突顯出元代唐詩學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整個唐詩學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