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宋人小說：

多不足信

上文所提到的周密，不僅工詩詞，其筆記著作《齊東野語》也是很有價值的。但王國維認為，這樣的作品可信度并不大。他說：

宋人小說，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語》謂：臺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嚴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臺，蕊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蕊賦《卜算子》詞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詞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觴者，見朱子“糾唐仲友奏牘”。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王國維這里所說的“小說”，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說有所不同，指的是野史、筆記，即朱自清《論雅俗共賞》中所說的“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這類作品往往依據某些傳說，將詞寫成一段故事，但常把歌者與作者錯算為一人。如《雪舟脞語》所記臺州知府唐仲友所眷官妓嚴蕊作《卜算子》，但根據朱熹所記，這首詞其實是唐仲友之戚高宣教所作，嚴蕊不過是歌唱而已。王國維認為這類“宋人小說”多不可信，是從史實角度考慮的。

筆記的歷史與發展

“筆記”是中國古代記錄史學的一種文體，是隨筆記錄的意思。筆記形式隨便，沒有確定的格式，諸如見聞雜錄、考訂辨證之類，都可以歸入此類。“筆記”歷史悠久，早期常被歸納為小說，直到魏晉時期才作為一種專門的體裁，經過唐宋兩代發展，到了明清更加風靡興盛。

依據記載內容的不同，大體可分作鬼神仙怪、歷史瑣聞和考據辨證等幾個類別。魏晉時期最為盛行的是鬼神仙怪類筆記，張華的《博物志》和干寶的《搜神記》都是其中的代表。歷史掌故類筆記主要記錄掌故遺事、人物軼聞、民情風俗、山川景物等，唐代的《隋唐嘉話》、宋代的《涑水記聞》等都屬于此類。考據辨證類筆記從唐代開始嶄露頭角，并有所發展，至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大盛，此類筆記作品也更加多了起來，包括宋代的《夢溪筆談》《容齋隨筆》，清代《日知錄》《陔余叢考》等。

筆記記載的多是些瑣碎片段，但因有聞即記，通常比較官修史籍更加生動有趣，其中還有不少正史中沒有的資料，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非君子之言”的筆記

周密的《齊東野語》，書名出自《孟子·萬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后人便用“齊東野語”來比喻荒唐而沒有根據的話。

王國維在這則詞話中提到的嚴蕊奴的故事，出自宋人邵桂子的《雪舟脞語》：“唐悅齋仲友字與正，知臺州。朱晦庵為浙東提舉，數不相得，至于互申。壽皇問宰執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閑氣耳。悅齋眷官妓嚴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決，蕊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蕊奴賦《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又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憲笑而釋之。”

然而《朱子大全》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狀”卻說：“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可見，《卜算子》一詞是唐仲友的親戚高宣教所作，只是讓嚴蕊奴唱來勸酒而已。

自淳熙八年（1181）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個月里，為了浙東天災的事情朱熹與唐仲友多次交鋒，朱熹六上奏章嚴詞彈劾唐仲友，唐仲友不服朱氏所劾，遂上章自辯。

《齊東野語》對朱、唐公案是這樣說的：“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言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臺，嘗狎一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曰：‘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仍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款接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案，乞再巡按。既之臺，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以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國。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作《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的真相，的確難辨是非。唐仲友在任期間確實有一定政績，而朱熹指責他，不顧災情，為完成朝廷和戶部下達的稅收任務，派酷吏去各縣催捐，更添新稅殘民，致使民不聊生倒也屬實，不過也卻有“偏隘”之處，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書，以及同營妓有染一類的事情小題大做等。但所謂理學大師私德有污，為了陷害唐仲友，對營妓嚴刑逼供百般迫害的事情，并沒有可信的證據。

筆記這種文學體裁的最大問題是記錄了一些不實的傳聞，此外如互相抄襲、宣揚封建迷信等弊端也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