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二重證據法”：

時代背景與個人探索

王國維與陳垣、胡適都是20世紀中國新歷史考證學的奠基者，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們既熟悉傳統的經史典籍，又有扎實的西學功底；既傳承了乾嘉學者精良的考證方法，又融合了西方近代學者治學的新理念、新方法。其中，王國維最早重視運用新史料考證上古史上的重大問題，對考證古史做出了非常偉大的貢獻。

1925年，王國維提出，“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這種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以考古代歷史文化的方法，在當時的學界引發了巨大反響。

疑古出新

民國時代的史學研究延續了清代的考據學傳統，同時接受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以胡適和“中研院”史語所為代表的“新考據學”成為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流。胡適是實用主義的宣傳者與實踐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導疑古主義，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之后，羅振玉、王國維以及師承于胡適的顧頡剛和傅斯年更是將“新考據學”發揚光大的學者。

羅振玉和王國維師徒東渡日本，以清朝遺民的身份從事著整理國故的工作，后來開創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當時史學界論戰激烈，疑古還是信古論爭不斷。胡適認為：“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疑古”“信古”所說的“古”，主要指北宋慶歷以前的傳統古典學。傳統古典學至宋代而始疑，至近代而大疑，終于形成“疑古”思潮。

古史學大致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古史，二是古書。古史記載于古書，所以古代典籍是古史學的核心。先秦以來，每個時期都有古典學。春秋以前，有關三代歷史的記述主要保存在《詩》《書》《禮》《樂》等典籍之中。隨著諸侯的強盛，周天子的權威日漸衰微，到孔子的時候，《禮》《樂》已然荒廢，《詩》《書》也多有散亂缺失。孔子十分痛惜，便整理六經，使之成為先秦古典學的典范。孔子對夏商周三代歷史的重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的古典學重建活動。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地對古典學進行重建，是西漢對先秦歷史的重建。漢初廢除“挾書律”后，令大量先秦典籍重見天日。這些典籍，包括民間的秘密收藏、學者口述，也有來自秦朝國家圖書館的收藏。當時的歷史學家們正是利用這些文獻對先秦歷史進行重建的。這套古典學，一直為漢魏隋唐時期的大多數學者所遵信。

盡管宋代以前的大部分學者是“信古”的，但“疑古”的傳統也是十分久遠的。早在戰國中期，孟子便發出“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東漢王充更對群經、諸子所載的上古史事多有責難。至唐代，劉知幾干脆將自己的著作直接命名為《疑古》《惑經》，直指《尚書》《春秋》和孔子學說。到了北宋中葉，漢唐傳統古典學受到嚴重質疑，最典型的當屬歐陽修《易童子問》，針對《易傳》成書、作者等問題提出了種種質疑。這種疑古思潮自宋代發起，時起時伏，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達到頂峰。1923年《，古史辨》派領袖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著名論點，認為先秦兩漢古書所載古史并不可信，都是傳說罷了。

古典學的重建幾乎與《古史辨》派的興起是同時期的。1917年，王國維發表文章《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實了古書中許多被疑古派質疑為子虛烏有的記載，由此開始了古典學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證“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這一研究方法，成為其后古典學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則。

學術論戰時代的豐碩成果

歷史學在其持續發展之中，史料范圍的擴充乃是一個必然的推進過程。西漢時期，人們從孔宅舊居墻壁內拆出用先秦古字錄寫的《尚書》，西晉時期，河南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汲冢紀年》等史籍，都曾經用于研究和考訂歷史。在考據學興盛的清乾嘉時期，廣泛利用各種資料已經蔚然風氣，錢大昕、孫星衍、王鳴盛等學者以及乾隆朝官修《西域圖志》，均為利用金石文字等史料治史的實例。

《古史新證》開宗明義，展現了一種與“信古”“疑古”兩種相反學風都不同的態度：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之為素地。二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在中國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于夏殷之禮，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孟子之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則曰“于傳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取孔子所傳《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訓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諜記》。其術至為謹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書》于古今文外，在漢有張霸之百兩篇，在魏晉有偽孔安國之書。百兩雖斥于漢，而偽孔書則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書紀年》，自夏以來皆有年數，亦《諜記》之流亞。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為五帝三王盡加年數，后人乃復取以補太史公書。此“信古”之過也。而“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

由此可見，王國維對以孔子、孟子、司馬遷所代表的傳統古典學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反對盲目信古，也反對疑古太過。從他對傳統古典學的態度看，“二重證據法”的基本方向是與疑古派相悖的。事實上，在“二重證據法”指導下重建的古典學，在很大程度上恢復的正是已被疑古派顛覆的傳統古典學，同時也糾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

“二重證據法”是20世紀初中西學術交融和新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之下的產物，具有的強烈的時代性。時代的機遇和強烈的創造精神，令王國維在考據學方面的成就，較乾嘉前輩們更勝一籌。甲骨文、漢簡等重要發現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憑借，19世紀后期歐洲學者開始重視考古材料的運用，這樣的治學方法給了他深刻的啟發。王國維把自己熟悉的傳統考據學的優良方法與新材料、新方法結合起來，遂能在治史觀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信古”與“疑古”之間建立起自己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