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朱翊鈞 

隆慶六年(1572)入夏。天氣似乎格外悶熱，江南少雨，蟒蛇過道。邊界烽火不息，朝野上下多以為異兆。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大明第十二帝穆宗朱載垕突然中風，翌日駕崩。六月初十，眼瞼微腫、神情慵怠的十齡太子，在例行的三番 “勸進”之后，終于漠然接受了文武百官的叩拜，登極即皇帝位，定年號為萬歷，并以次年為萬歷元年。這位在“異兆”中稱孤的新君，就是身后被謚為神宗的朱翊鈞。朱翊鈞是明代16位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他貪財好貨，懶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驅使著權力的巨輦奔忙了48年。從而使前此已露敗象的大明江山，徹底陷入末路。

一

登極大典后的第六天。天還未明，萬歷就召內閣、五府、六部大臣們到會極門，他要在這里第一次當眾行使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透過淡淡的霧靄，年幼的君主注視著階外肅立的衛士們，心情亢奮而又忐忑不安。雖然陳皇后、母親和馮保為今天的早朝策劃了很久，但誰又能說精明狡獪的高拱事先沒有準備呢? 他不無依賴地瞅著母親李貴妃和破例立在御座旁的內臣馮保。自然，不滿十歲的萬歷皇帝此時還不會意識到，他的這次早朝，將對今后的政治形勢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盡管無論從哪一方面講，他都是個早熟的少年。

萬歷是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世宗在位時，穆宗為裕王。裕王曾娶后來謚為孝懿皇后的昌平人李氏為妻，生長子翊釴，不幸李氏早逝，其子5歲夭折。隨即又娶通州人陳氏為繼妃，也就是后來的孝安皇后。但陳氏無子。此后，裕王曾與一姓氏無考女子生次子翊鈴，而翊鈴不滿一歲也死了。接二連三的打擊，使裕王極度憂傷。恰在此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中了宮娥 (當時稱“都人”)李氏，這就是萬歷的生母。李氏原籍漷縣。其父李偉，為人十分精明，見鄉下動蕩日劇，便跑到京城躲避。李氏進裕王府，就是李偉為女兒謀的一條生路，卻萬料不到竟成就了日后的百般富貴。隆慶元年 (1567) 裕王即位，即封李氏為貴妃。由于李氏生性柔媚、甚有謀略，而萬歷又是獨子，所以母子都最受穆宗寵愛。萬歷5歲時，按李氏的意思，穆宗準其讀書，這在大明歷代皇子中，可算是一個特例了。大臣們于是都認定萬歷是位早慧的皇子。隆慶二年，內閣大學士合疏請立其為太子，三月間，便正式冊立。而事實上萬歷也的確聰明慧敏。有一次，穆宗獨自在宮中馳馬，萬歷見了很擔心，但他僅僅是說“父王，您貴為天子，一人騎馬，難道就不怕摔壞了嗎?”這種巧妙的勸阻與他的年齡似乎不大相稱，于是，很快在宮中傳為佳話。那段時間，陳皇后因病住在別宮，每天早晨，知禮豁達的李貴妃都要帶太子前去請安。皇后便常取經書來，逐段逐句考問。萬歷無不對答如流。這使嚴厲的皇后也欣悅異常，以至于后來每早聽到小靴子橐、橐響，便高興地強打精神爬起來迎候。這一年，他才6歲。

正是這種早慧，使他在登上權力的顛峰時，頗有點自負起來。最明顯的是，他不無意氣用事地對內閣大臣高拱在穆宗去世時的表現極為不滿。當時，悲傷過度的高拱，曾在內閣中嚎啕大哭，一邊還嚷著，“十歲的孩子，怎么治理天下呀!”這話說到家，不過是對社稷不幸的憂慮和對太子小小年紀要當此重任的憐惜。但經馮保傳到皇后、皇貴妃和萬歷那里，卻成了“10歲的孩子，怎么做皇帝呀!”聽起來，便很有些不臣之心了。這不僅使他的自負心理受到了傷害，而且簡直就使他感到即將失去權力的威脅，他想無論如何，得給高拱點顏色瞧瞧。憑著聰明，萬歷早就隱約感到高拱和馮保之間不和，也曾懷疑過或許是馮保誣陷，但以10歲幼齡的有限閱歷，他還不能完全清楚這是一場相當殘酷的政治斗爭，他只知道馮保是他的“大伴”，提攜抱持，不離左右，自然有一種近似敬畏的信任感，而高拱，則因權重而迂梗，連皇后都敢沖撞，更何況他了。事實上，這時馮、高的對立，已發展為司禮監與內閣的攻訐，以至于整個朝廷都卷了進去。萬歷的態度，明顯加重了倒拱的政治砝碼。而這對高拱及其同黨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高拱與馮保的矛盾早在隆慶初年就激化了。高拱是嘉靖朝的老臣，到隆慶朝已升為內閣首輔，馮保那時則是司禮秉筆太監。其間，權重位顯的掌印太監曾兩度出現空缺，按慣例，應由秉筆太監遞補，馮保也極想升上去。但那時朝廷奉行相互牽制的政策，這一職缺，主要由首輔推薦，而高拱則因馮保過于乖滑、慣于鉆營，平素對其十分反感，所以，先后推薦御用監的陳洪、尚膳監的孟沖出任此職，這使馮保忌恨到了極點。馮保是個工于心計的人，他為此花功夫結納下皇后和李貴妃，同時，又利用內閣次輔張居正不甘屈居高拱之下的心理，爭取了同情。穆宗去世后，他便由孟沖手中，將“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 的大權奪了過來。神宗一即位，由馮保密囑張居正矯過的穆宗遺詔，便以“中旨”的方式頒至內閣，遺詔中有一條，就是授馮保為司禮掌印太監。對此，高拱痛恨極了。在古代中國，皇帝的詔命都要經過中書省或內閣副署，但明代政制混亂，在內閣之外，還有通政司和六科，都有隨時復奏封駁皇帝詔命的權力，因此，時有偽詔出現，有責任心的大臣對此都非常不滿。高拱痛恨的正是這種“中旨”。他當時就對傳旨的太監說：“中旨到底是誰的旨意?先皇已去世，皇上年紀還少得很，一切都是你們做的，遲早要把你們都趕走。”這一番聲色俱厲的言辭，小內監都傳給了馮保。馮保感到，高拱是非除不可了，否則他的地位就不會安穩。于是，便有了他向皇后、李貴妃和萬歷告發高拱不臣之心的那一幕。

在萬歷遵照母命和馮保等人的意思準備處置高拱時，高拱卻在想著以顧命大臣的身份輔佐萬歷。他覺得首要的是不使宦官專權，馮保既司禮掌印又提督東廠，權太重了。于是他安排親信接二連三地上疏，彈劾馮保。自己也曾親自上疏，要求把司禮監掌理章奏的大權，收歸內閣。遺憾的是，萬歷還太年幼，無法洞悉其中的曲直。六月十六日，當高拱以為皇帝聽從了自己的計謀要鏟除馮保，而興沖沖地赴早朝時，他一眼看到少年天子身邊，正立著仇敵馮保。一剎那，高拱知道自己徹底失敗了。馮保傳皇后、李貴妃和萬歷諭旨，歷數高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等罪過。著令立即“回藉閑住。”這意想不到的結果，有如晴天霹靂，直震得高拱跪伏在地，渾身癱軟。最后還是張居正攙他起來，把他掖扶出宮。

萬歷就這樣結束了他登基第六天的早朝，草草然而堅決地把高拱處置了。這是萬歷帝王生涯中的第一次大變故。在這次變故中，有三個人是直接的獲益者。一個是馮保。他終于坐穩了連日來動蕩不定的位置，集掌印、提督特務機構東廠、“大伴”于一身，開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萬歷。第二個是內閣次輔張居正。張居正是個有才略、有抱負的政治家，早就不甘在高拱手下埋沒，這次倒拱事件中，他差不多始終是與李貴妃、馮保等人合謀的。高拱去后，他自然晉居首輔。六月十九日，萬歷召見剛任首輔的張居正，稱他是“忠臣”，并提出 “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這時，內閣三成員之一的高儀，已病逝，張居正在萬歷的支持下，統攬了大權。他一面確定了 “遵守成憲”的大政方針; 一面又調整了政治中樞，按他的意思、經萬歷首肯，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入內閣，兵部尚書楊博調任吏部尚書 ，此外，戶、刑、工諸部尚書也都按排停當，以張居正為實際上的中心的權力網，已經形成。第三個獲益的人，是萬歷生母李貴妃。萬歷即位后，李貴妃就一心盼望被尊為皇太后，同時，又希望能擺脫一向在她之上的皇后的威勢。在皇太后上加一個與陳皇后一般無二的尊號，便是李貴妃力保張居正升首輔的條件。這一點，張居正給做到了。在他主持廷議時，議定尊皇后為仁圣皇太后、尊李貴妃為慈圣皇太后，銖兩悉稱，到了并尊無異的程度。

這場變故，使三個獲益者自然地結成一股勢力，成了對幼年萬歷影響最大的三個監護人。那時，李太后最關心的是萬歷如何成為一個好皇帝，因此對他的讀書修行抓得十分緊。她搬到乾清宮與萬歷同住，處處加以監管，直到萬歷大婚為止。她每天都要督責兒子讀書，如出差錯，便要罰跪，直至責打。對荒疏學業、有礙品行的越軌行為，則處罰更嚴。一次萬歷醉酒，命內侍唱個新曲，內侍回說不會，萬歷大怒，要用劍斫他。后雖經勸說，還是割下了那內侍的頭發，名曰“割發代首”。這事被李太后知道后，立即召張居正，命他上疏切諫力陳皇帝的不是，并代萬歷起草“罪已御扎”，同時，又把萬歷叫來罰跪，痛加申斥，還要他把疏文高聲朗讀后親筆抄寫，公布周知。后來，這種“罪已詔”之類的東西經常出現，令少年萬歷十分頭疼。除了李太后，萬歷還要怕馮保。馮保的專橫無禮、妄自尊大，他雖然也學了不少，但他對馮保還是不滿意。因為馮保是太后的耳目，有了錯處，馮保就上告，太后也就每告必罰。萬歷大婚后，有一陣也象他的從祖明武宗那樣，喜歡夜游，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到處亂跑，一班為他寵信的小太監孫海、客用等也越發引誘他。馮保不僅將這類事悉數報告太后，害得萬歷長跪，而且親自將這些小太監杖責后逐出宮去。因此，萬歷為少受罰，有時也不得不討好馮保。一段時間，他還效法以往皇帝賜銀章給閣臣以示榮寵的辦法，多次不無戲謔地賜給馮保鐫有“光明正大”、“汝作舟楫”、“爾惟鹽梅”等詞句的牙章。馮保自然十分高興，但他萬不會料到，這時萬歷的心里，已種下了由羞惱而至于仇恨的種子。

比較起來，萬歷最怕的實際上要算張居正。張居正是萬歷的師保，對萬歷的成長、尤其是讀書問題，可謂傾盡了心力。萬歷剛即位，他便提出要開“日講”。隆慶六年八月，日講就開始了。萬歷元年二月后，又舉行了經筵。“經筵”和 “日講”，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舉行，勛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等都要到齊，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國子監祭酒進講經史，典禮很隆重。“日講”則只用講官和內閣學士侍班，隨便得多。那時，萬歷所讀的主要是《大學》、《尚書》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視朝外，一概由張居正盯緊在東宮苦讀。隆慶六年十二月，張居正取堯、舜以來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應儆戒的惡事36件，匯成類似于繪圖立說的故事書《帝鑒圖說》，以便使萬歷對為君之道能有個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從歷代諸帝的 《實象》和明太祖的 《寶訓》 中，選擇材料，分門別類，編成《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等40本書。每有機會，他自己也總向萬歷講一些如何為君的正論，嚴厲精敏，使少年萬歷極其敬畏。對此，李太后極為贊賞，每當萬歷不用功，她便把張居正搬出來，說：“告訴張先生吧，怎么樣?”或者“這叫張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萬歷在害怕之余，也隱隱地滋生了不滿情緒。而這時的張居正，則對他失之嚴厲。一次萬歷讀《論語》，錯把“色勃如也”，讀作“色悖如也”，張居正當時厲聲加以糾正，令萬歷暗地十分惱怒。張居正只把萬歷看成一個恭順的學生，而忽略了他畢竟是世宗的孫子、少年天子，他的脈管里，正涌動著倨傲又頹廢、委曲遷就而伺機圖逞的血液!

凡此種種，使萬歷常常感到煩悶。他深知自己的權勢，但也清楚自己正被人左右和支配著。那時他常抓住一些事大做文章。他10歲時，慈寧宮后房毀了，御史胡涍上疏說“唐高不君，則天為虐”，要求放歸后宮宮人。萬歷大怒，要他明白回奏。后來雖經張居正再三解釋，胡涍還是受到了斥逐為民、永不敘用的處分。他12歲時，內監張進酒后不軌，言官們上疏彈劾，萬歷又勃然大怒，認為言官干涉宮內瑣事，完全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諸如此類出于自卑的剛愎作態，其實是一種希圖報復的信號，遺憾的是，當時并無人清醒地注意到這一點，及至若干年后，那報復便狂風暴雨般地來臨了。

二

萬歷元年至萬歷十年 (1573—1582)，是萬歷朝最為靖昌的時期，“海內肅清，邊境安全”，太倉的積粟可支用10年，國庫的錢財多時達400余萬，“一時治績炳然”。當然，這主要不能算是萬歷的“治績”，他那時大部精力用在讀書上，“大柄悉以委居正”。但此時的萬歷還是“純心見任” 的，有一股進取的銳氣。張居正曾屢次對人談過，萬歷年雖幼沖，卻專篤于學問，并常與閣臣商討政事，一點消息、一絲疑問，都必定詢問明白。加上對張居正言聽計從，就給了下面的大臣們一個革除弊政的機會。于是，萬歷元年，當張居正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政權后，一場企圖攙回大明頹勢，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進行改革的運動就形成了。而其中真正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是內閣首輔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湖北)人。張居正小時名白圭，十分聰穎，12歲時即赴荊州府投考。據說荊州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個夢，夢見上帝給他一方玉印，吩咐轉給一個孩子，第二天點名時見張白圭正是夢中所見那孩子，因此替他改名居正。這一年，張居正進學成秀才，隨后，16歲中舉，23歲中進士，少年得志，一路順風地踏入仕途。但是，由于對當時政治的悲觀，他只在翰林院做了7年編修，便稱病辭官，歸家讀書，一讀就是6年。其后，他又進京任國子監司業。這時，他開始研究歷代政治和社會現狀，深沉的性格和政治膽略逐漸形成。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被遴選入閣。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陳六事疏》，主張實行改革，完成“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覆名實”、“固邦本”、“飭武務”六大急務，深得穆宗嘉許。但可惜穆宗早逝，張居正當時又不是首輔，所以這些頗具見識而又切中時弊的主張暫時還得不到實行。直到萬歷初年，昔日這六點改革綱領，才被雷厲風行地付諸實施。

這場改革最先從政治上開始。張居正認為嘉靖、隆慶政局的混亂，癥結在于吏治腐敗。官員 “虛聲竊譽”、“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是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農民不斷起義的重要原因。所以，他力主整頓吏治。萬歷元年 (1573年)，張居正提出 “考成法”，著手督查官員、矯治政風士習。考察的標準是“惟以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方法是逐級考核，“撫按以此核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別撫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鑒”。為了增強政權機構的辦事效率，整頓吏治中還建立了隨事考成的制度。各行政部門都立文冊二本，一本送各科備注，凡執行的公事，一律記載立案，實行一件，注銷一件;另一本則送內閣稽考，同時，各科、部、院之間也相互制約和監督，使各級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責。這項改革在當時可謂轟轟烈烈、朝野震動。12歲的少年天子萬歷，雖不能盡悉其中的深遠意義，卻仍然表現出極大的贊賞。改革開始的第二年，萬歷就對吏部尚書張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說，要召見在整頓吏治中確認的廉能官員，面加獎諭。張居正聞言立即上疏請定面獎儀注。正月，萬歷在會極門，召見了“廉能官員”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25人，對他們的作為大加褒獎，并賜予金幣。經過這次整頓，萬歷政體有了改觀，中央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其他改革的推行，也就有了基礎。

這其中首先就包括經濟方面的改革。萬歷初年，國家財政已露崩潰之象，無論朝野都十分憂慮。而那時的萬歷，還不象后來那樣貪財好貨，所以，當張居正提出要節流開源、扭轉財政危機時，他是很贊同的。萬歷元年冬季，張居正一面主持裁減冗官冗費，另一面也開始控制皇室費用。根據他的疏議，萬歷下令免了日講時的筵宴和元夕燈火，并規定節期只設早宴。一次張居正進講，談到宋仁宗不愛珠飾，萬歷就說，“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么用處!”張居正聽后自然十分歡喜，說： “是呀，明君貴五谷而賤珠玉。”萬歷便又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兩人的看法很有些一致。但是，節流雖然有助于財政狀況的好轉，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于是，萬歷五年(1577年)，張居正提議清查丈量全國各類土地，實現 “開源”，增加生產。到萬歷九年(1581年)，土地丈量完畢，共查實田地700多萬頃，比弘治時多出300萬頃。在此基礎上，張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間就在一些地區施行的 “一條鞭法”，并上承了唐代的“兩稅法”，于同年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了新的 “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的賦役制度。這個制度后來被稱為我國賦稅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內容有4點： (1)統一役法，并部分地“攤丁入地”，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征銀。(2) 田賦及其他土頁方物一律征銀。(3) 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4) 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征收。這次改革，對生產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飭軍備，加強邊防。萬歷讀《帝鑒圖說》時，曾對漢文帝勞軍細柳的故事極感興趣，張居正趁機說： “皇上應當特別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和平久了，武備就有些廢馳，該早想點辦法。”萬歷聽后覺得很有道理，就問應當怎么辦，張居正于是把想了很久的精選將領、練兵治防、整頓器械、屯田墾荒等主張提了出來，以后果然就照這些主張辦了。在薊州一帶，任用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鎮守。戚繼光練精兵、修筑沿邊防線的“空心敵臺”、練習車戰戰術，使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的邊防，異常整肅，后人稱他鎮守薊州16年，“邊備修飭，薊州宴然”。萬歷十一年(1583)，戚繼光移鎮廣東，陳第賦詩送別，詩中說“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反映了邊境人民的深情厚誼。在遼東，重用能征善戰的大將李成梁任總兵官。萬歷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舉擊潰與土蠻勾結為害邊境的 “屬夷”建州衛部落，斬都指揮王杲以下1100余人，取得了有名的 “遼東大捷”，以后又多次平息外患，保衛了東北邊境的安寧。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綏、寧夏一帶，任用王崇古為總督，王崇古對北部邊塞部落多、勢力大的勁敵俺答，采取了安撫睦鄰政策，經過努力，俺答表示歸附明朝，明朝也封賜俺答為“順義王”，從此蒙漢雙方定盟、通貢，并設立茶馬市互相交易，彼此相安。對軍事上的這些改革、特別是選用將領，萬歷都十分滿意，他曾為此褒揚張居正說，“先生公忠為國，所用的人沒有不當的。”

這一時期臣僚們的功績，加重了萬歷的沾沾自喜、無所事事，以及懶散依賴的心理;已經青年，而始終未得親政，又使他時常有一種刻骨怨憤的情緒。萬歷就在這種矛盾的心境中，讀著書，偶爾也問問政，等待著快些成人。

萬歷五年(1577)，發生了一件最能表現萬歷對朝臣、特別是對張居正依賴之深的事。這一年的九月，張居正的父親在其原籍去世。按慣例，父母去世，兒子要守孝3年，做官的人也要去官回鄉，孝期滿后才能復官，這在當時叫做“丁憂”。照理，張居正也要“丁憂”，但他身為首輔，朝中諸事剛有頭緒，一離3年，不是兒戲。因此，萬歷母子十分憂慮，張居正自己也不愿離去。這時，戶部侍郎李幼孜為討好張居正，提議 “奪情”。“奪情”，是出征將、帥等人有父母之喪，因軍務不便離去，國君便可命其移孝作忠，只在軍中戴孝而不必回家守孝的古禮。萬歷對此提議十分贊同。但翰林王錫爵、吳中行等人，卻一再上疏表示不可，這時，又恰有慧星從西南行東北，白光沖天，于是朝野議論洶洶，紛紛指責張居正不孝。萬歷聞訊非常惱怒，立即下了道鎮壓的詔諭，并廷杖了上疏最烈的吳中行、鄒元標等人，才算平息了這件事。接著，萬歷命張居正長子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一起，前往湖廣江陵代為司喪，并命禮部、工部各派人協助。而張居正，則戴孝入閣治政。萬歷安撫說：“先生精忠為國之心，天知地知祖宗知，圣母與朕也知，那幫小人，自有祖上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意。”次年三月，張居正請求準假歸家安葬其父，萬歷除派專人護送外，又令次輔呂調陽等人，凡有大事，必須到江陵請示張居正，不得擅自處置。并根據張居正的推薦，升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為內閣成員。張居正成行之日，萬歷及兩宮都送了厚禮，在郊外為其餞行，百官相送。沿途地方官府迎來送往、鋪路搭橋，也有十足的聲勢。萬歷對張居正的倚信，由此便可見一斑。

然而這種情況在萬歷十年 (1582) 后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六月，張居正去世。萬歷得到消息的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詔罷朝數日志哀，贈張居正上柱國的榮銜，賜謚文忠公，又與兩宮皇太后、皇弟潞王一道賜賻銀1000余兩，賜祭16壇，并命四品京卿、錦衣衛堂官、司禮太監等人護送歸葬江陵。身后的恩禮如此隆重，在大明歷代的臣僚中，都是極罕見的。但是不久，萬歷的態度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造成了說不盡的是非恩怨。

事情起因于馮保被逐。早些年，馮保曾將極受萬歷寵信的太監張誠趕出宮去。萬歷對此十分難過，所以就恨造成這一事端的馮保和張居正。張誠拜辭時，萬歷暗中交待他離宮后要留意探明馮、張二人的劣跡。馮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張居正，人雖能干，政務上也很有建樹，但卻遠未做到廉潔自好，招權樹黨、收受賄賂，甚至侵吞國有資產等等，也是有的。這一切，都被張誠探了個清清楚楚。張居正死后，張誠重新進宮，便盡其所知一一陳奏，同時，建議萬歷先由馮保開刀，將其逐出宮去，查沒其財物。起初，萬歷懾于馮保的 “大伴”余威，深怕他闖上殿來鬧事，還猶猶豫豫，不敢輕易動手。后來，張誠和另一太監張鯨，向萬歷大講馮保家資饒富，勝過皇上，才引得萬歷動了心，下令逮捕馮保，發南京安置，并查抄了他的家產。這次抄家，萬歷得金銀100余萬、珠寶無數，結結實實地嘗了次查抄的甜頭，也發泄了少時被百般挾制的憤懣。

馮保被逐后，萬歷受更大貪欲的驅使，決心通過清算張居正，一方面樹立自己的權威，達到總攬朝綱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斂聚些錢財。這時，恰有陜西道御史楊四知上疏參奏張居正14條罪狀，萬歷立即批示說，朕這么信任、尊寵張居正，他卻不思盡忠報國，借機謀私，有負朕的寵信，著令查處。萬歷十一年 (1583) 三月，萬歷下令追奪張居正上柱國、太師榮銜，接著，又下令追奪文忠公謚，并革去其子張懋修的進士，斥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為民。同時，罷斥了刑部尚書殷正茂、總督兩廣兵部尚書陳瑞等一批“悅張”、“私張”的官員，廢黜了 “考成法”等改革措施。萬歷精神亢奮，終日沉浸在復仇的快感里。 此后不久， 遼王朱憲次妃王氏上疏鳴冤。 朱憲十七年前曾被張居正廢為庶人，并奪去府第。王氏疏中數陳張居正貪鄙，為奪府第誣陷遼王，還奪了數以萬計的金銀。萬歷對金銀十分動心，立即將此奏疏報告給慈圣太后，太后因萬歷已年滿二十，又親了政，所以未置可否。萬歷便立即做出了查抄的決定，急命司禮太監張誠、刑部尚書右侍郎丘橓、刑科左給事中楊廷相、錦衣衛都指揮賈應魁等人南下，抄其家。到達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荊州知府、江陵知縣，他們親自帶人到張府封門，將張家人口，趕到空房子里，令衙役在外看守。張誠等人到時，那些被鎖的人，餓死的已有十多口。查抄的結果，卻只得黃金一萬余兩、白銀十幾萬兩，算不上什么巨寶。張誠感到不好向萬歷交待，十分惱怒，便把張居正的長子、禮部主事張敬修抓來拷問，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財產。張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說還有30多萬兩銀子，分藏在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里，結果這三家也受牽連，被查抄。這場查抄鬧劇中，張敬修投環自盡，張懋修兩次自殺未遂，慘狀令朝野驚悸，申時行、潘季馴等內閣和六部大臣上疏請求從寬處理，萬歷才下詔留空宅一所、田10頃，贍養張居正的母親。

萬歷十二年 (1584) 八月，在抄家四個月之后，萬歷下詔書，宣布了張居正誣陷宗室，侵占王府土地財產，控制言官，蒙蔽皇上等等罪狀。并說本當斫棺戮尸，念其效勞多年，姑且免之，只把其弟都指揮張居易，其子張編修、張嗣修，其孫張順、張年，發配邊地，以示懲戒。至此，在經歷了近兩年的復雜謀劃之后，萬歷終于徹底拂去了張居正、馮保政治威勢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

三

萬歷洋洋自得地親政了。照理，他應當珍惜自己以都人之子而為帝王的機會，應當記住自己兒時在母后嚴教下的寒窗苦讀，振興大明，建功立業。然而他那種自小養成的懶散習性、從商人外祖父李偉那里繼承來的貪婪秉賦、以及狹隘的市井眼光，又一次束縛了他。他那時心里充滿了狂喜，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的財富，這么馴順的臣民，都屬于我了! 作為真正的人主，該有一種與那掛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著手恢復了被張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費，一切對皇上、對政體有制約的戒律，統統廢掉，他還親自謀劃自己的生活用度，以養帝王之尊。這是萬歷十一年(1583)，未來大清帝國的奠基者、清太祖努爾哈赤，正虎視耽耽地弄兵塞外，蠶食坐大。萬歷不僅此時對此渾然不知，就是30年后，當他行將老去時，也不知努爾哈赤其人其強，還在做著舒舒服服的天子迷夢。

醉夢一覺數十年。使這夢變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萬歷十一年晉居首輔的申時行。雖然在他離京后，終萬歷之朝的閣臣還有十五、六人，但他卻是繼張居正之后，對萬歷最有影響的最后一人。

申時行對萬歷的最大影響，是教會了他如何偷懶。嘉靖四十一年 (1562) 狀元出身的申時行，為人為政十分聰明乖巧，又有侍歷三朝的經驗，很會揣摸萬歷的心理。萬歷親政之初，言官抗直之聲滿天下，言事論政、檢舉彈劾的諫疏、論疏，擾得懶散成性的萬歷非常頭疼，但上有太后督著，躲又躲不過。他就常向申時行抱怨。申時行何嘗不想君臣一道省點事? 就趁機教他，說皇上就不會 “留中”嗎? 這辦法祖宗們都用過，一些疏文要都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許多麻煩，不如扣下，上疏的人還以為您在考慮呢，自然也不會馬上再鬧事，豈不兩全其美?萬歷聽后十分高興，試了幾次，果然沒出什么亂子，又落得清凈。此后奏疏多起來時，君臣二人又將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進，規定御史、給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職事務，不得越科言事。譬如給事中，以前雖分吏、禮、戶、兵、刑、工六科，但論事時卻不受六科限制，舉國上下，各色事物，都可論及，有了這個規定后，便無法論疏科外的事了，奏疏自然少了許多，再加上“留中”，萬歷所要處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時間多了，更可以縱情酒色。

萬歷溺于酒色，是大婚以后的事。只是程度驚人。到20歲親政，他后宮已有美女數以千計，而且日夜縱酒作樂，動輒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則要胡亂打人，宮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責，重的常被打死。他還逐漸學會了抽大煙，玩花鳥。一次，有人傳給他擲銀葉的賭博游戲，他很快便入了迷。常與太監們一起做樂。他喜歡自己當莊家，在離他十步遠的前方，畫一內含八個城的方框，每個城內標定賭額，讓太監們拿由銀作局特制的一錢重的銀豆葉去投。投中者有賞，不中的，銀豆葉便歸他所有。

由于迷上了這些玩物，萬歷漸漸覺得，光是章奏少了還不夠，日講、經筵和早朝這些追命的玩藝兒也該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試試探探地逃一天學，晚一點赴早朝，見也并無惡果，干脆就常以 “圣體違和”為由，輟日講，免早朝。閣臣們有事，卻長時間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臨朝三、四次也行。萬歷聽后感到十分可笑，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著治理，你們卻急個什么?一切還是照舊。當時，有個大理評事叫雒于仁，任職一年多了，只見過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財氣四箴》，力數萬歷日夜飲酒、耽于女色、貪財好貨、亂伐無辜等劣跡，希望萬歷能明察猛省。萬歷見到此疏，氣惱得恨不能立斃雒于仁。他將此事告知申時行，一面為自己辯解，一面主張判雒于仁死罪。申時行以恐招致物議，勸說萬歷還是不要張張揚揚、大動干戈，免得引人猜疑，倒不如私下痛責，令其歸家為好。萬歷這才消了點氣，將雒于仁削職為民。從此，萬歷索性把不理朝政公開化，自萬歷十八年 (1590) 起，不再臨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諭旨，全靠內監傳達。甚至連郊祀等禮儀，也不親自參加，而讓別人恭代。萬歷二十四年 (1596) 十月，乾清、坤寧兩宮失火，大學士陳于陛心急如焚地請求面奏，疏遞上了，卻遲遲見不到萬歷。第二年六月，京城再次發生火災，火從歸極門，直燒到皇極、中極、建極三殿，文昭、武成二閣和周圍房屋，一時瓦礫遍地、滿街飛灰。閣臣張位等乞請面見皇上，萬歷卻推道燒也燒了，見朕還有什么用。斷然拒絕見面，也拒絕想辦法。直到萬歷四十三年(1615)發生了 “梃擊案”，他才召見過一次群臣，滿朝文武極其幸運地得瞻天顏。那以后，卻是再也不上朝了。

萬歷不理朝政，若僅僅說成是懶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確切的。他是個商人氣很重的皇帝，講究盈虧補缺。過去沒得到的，現在要加倍補償; 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開它個口子。那骨子里，還是一股隱隱的報復情緒。向這個屬于自己的天下，向這個天下的臣民報復。那時，不要說國家興衰，民眾生計，就是閣臣的選任、機關缺補、官員晉退等等，萬歷都一概極少過問，這有點象商販心理，于我又沒什么實際利益，管它干什么呢?萬歷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機構缺官日益增多，偏是明朝又有個規矩，官員年老了便可辭官，年輕的遇著點原因也可隨時辭官，辭官時，只要按規定寫一份報告，不管準與不準，均可自行離去。這樣一來，官員任缺不僅數量大，而且無法控制。萬歷二十四年(1596)七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上疏萬歷，陳述許多功高資深的官員已早該晉升，許多機構也該補員，懇請萬歷體察國家多事之秋，必須因政設官的苦衷，準予吏部辦理補缺。但萬歷態度冷漠，不予理睬。這時，外官的職缺問題也十分嚴重，許多地方員缺報補遲遲不準，無奈，撫按便自做主張，選擇近便的代為攝理，常常是管糧草的攝軍屯，掌兵帶將的又兼理鹽馬，由于情況不明、才力不足，常搞得庇漏百出。御史王以時等人，曾專就此事奏疏萬歷，也被萬歷壓了下來。到萬歷三十年(1602年)，官員短缺現象已令人震驚。兩京尚書缺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撫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監、司機構缺66人，全國有25個府缺知府。萬歷三十四年二月，大學士沈鯉、朱賡上疏萬歷，請求能補六部大員，說，“臣等昨天同文武百官到文華門候駕，見二品官里，只有戶部尚書趙世卿一人，其余的尚書、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無官，必然生亂，這不是小事情，懇請皇上從報批的人中點用，以慰中外之望。”對這次奏疏，萬歷十分反感，他雖然照例不理睬，但也深知問題的確是相當嚴重。這一年，中央九卿要員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無一人。參與上疏的朱賡任職三年，未見皇帝一面，而且有近一年時間，內閣中只有他一人。到了萬歷四十年(1612)，內閣僅葉向高一人，六卿僅趙煥一人，都察院連續八年無正官，六科只有數人，十三道也都一人身兼數職，全國半數以上的府沒有知府。新科文武進士及教職數千人，待命在京無人管。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萬歷四十五年(1617) 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員們入朝，見有100多人聚在長安門外，圍成圈跪著嚎哭。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等上前詢問，回答說是鎮撫司所管犯人的家屬，又說“那司里沒有主事的官，好長時間犯人不得判決，只在那里耗著，人都快死光了!”方、吳第二天就急忙上疏萬歷，說是犯人家屬們也別無他求，只求要殺要赦來個痛快的。萬歷毫不猶豫地將疏留中，哪來那么多痛快的?!

萬歷就是這樣，把個大明江山當作一片無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窺視他的那個努爾哈赤驚訝不已。他甚至抑制不住地想會會這個不費吹灰之力就治理了國家的人，他佩服他拿國事當兒戲的勇氣和本領。

四

萬歷十一年(1583)。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皇宮朱紅的大門里，走出了一支由文武官員、術士、欽天監各色人等組成的不倫不類、然而喜氣洋洋的隊伍。中間一抬八乘大轎，鎏金雕龍，威儀蕩蕩，滿街的百姓急忙趨避，都道是“皇上來了!”然而這隊伍卻離了京城，直奔京郊天壽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隊伍停住。21歲的萬歷皇帝，氣宇軒昂地從轎中鉆了出來，滿意地看著他的屬臣們，下令免了所過州縣的田租。萬歷謁過祖宗陵墓，即率領眾人尋找“吉壤”，開始籌劃營建自己的陵墓。這此后，又幾經勘察，終于在第二年，選定了大峪山下一塊巨大的山石。就在這石上，建造了后來稱之為 “定陵” 的墓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約6年的時間。那時萬歷對身后之事想得比以后要復雜，所以，建陵標準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貴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數千里，光運費就相當可觀; 所用大磚，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東臨清專門燒造; 所用的巨大漢白玉石料，則是從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窩開采而來。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動用工匠、民伕多達3萬余人，不分酷暑嚴寒，日夜緊張施工。許多人被象牲畜一樣鞭打、役使，不勝繁重勞役折磨而餓死、病死、累死的不計其數。定陵竣工，萬歷年青、健康的臉上容光煥發，帶人親自巡查了自己的墓地。站在這耗費白銀800多萬兩的豪華、堅固的荒唐建筑上，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它相當于當時約兩年的全國田賦收入總和，約折合當時1000萬貧苦農民一年的口糧!

那以后的日子里，萬歷變得實際多了。他不再過多地關心身后怎樣，而注重現實的享受。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中國，在封建個體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城市更加繁華，市鎮迅速興起，物產日益豐富，貿易往來也急劇增加。這就給貪財好貨、縱情酒色的萬歷，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廣闊天地。他驚異于自己的國家怎么會如此富足，仿佛那金銀珠玉是取之不盡似的。所以，他鼓勵發展商品生產，好讓寶庫再富一點，同時，他也決不憐惜金銀珠玉。皇長子及其他皇子辦冠婚禮，他從國庫支走白銀934萬兩，外加袍服費用270多萬兩，揮霍一空。平時，他也很會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門勒索錢財。生一個女兒，要戶部、光祿寺各進奉白銀10萬兩;公主出嫁，也要討取數十萬兩銀子。一個小商人外孫的全部貪婪，都表現在把金銀珠玉當成命根子上。他小的時候也曾對張居正說過，珠寶又不能吃，有什么用處?但長大了之后，卻自己也說不清為什么那么喜愛珠玉，不厭其精，不厭其奇，更不厭其多。有一次，為了買到稱心的珠寶，就花掉白銀2400萬兩。在萬歷的帶動下，宮廷費用日益增大，每年僅脂粉費便高達白銀40萬兩，織造龍袍的布料多達15萬匹。漸漸地，國家財政便有些窘迫。萬歷記起了當年張居正開源節流的做法，“節流”當然沒有必要，而“開源”則是個好辦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熱情，投入了斂聚錢財的活動。

萬歷最初想到的 “開源”的點子，后來連他自己也覺得可笑，但那時卻做得一本正經。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進奉”，把進奉財物的多少，作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標準。許多人迫于無奈，只好紛紛進奉。此外，他還想出一種更令人稱奇的辦法，平白無故地把太監拖來拷問，兜一陣圈子后，就要他們獻金銀珠寶。頭腦靈活立即獻上的，當即釋放;執迷不悟的，加倍用勁杖打。萬歷十六年(1588)十二月，御史何出光上疏，揭發太監張鯨掌管東廠期間，做威做福，橫行無忌，犯了欺君等死罪，同時，也把張鯨的同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一起都告了。萬歷對欺君罪很敏感，決定重辦。張鯨見事不妙，趕緊獻上大量財寶，并多方托人說情，最后，萬歷終于下詔，準許張鯨接受教訓，繼續供職。而劉守有、邢尚智二人由于沒獻東西，一個被解職，一個被處死。這件事傳出后，引得朝野議論紛紛。任職剛一個月的給事中李沂，上疏萬歷，大意是說，“皇上治過馮保、宋坤的罪，而張鯨罪過遠比他們大得多，為什么偏偏不糾呢?外間傳說后上收了張鯨的金寶，所以才不治罪。最初大家都不相信，認為皇上富有四海，還能貪圖小利嗎? 后來見到任用張鯨的圣旨，才知是真的。這樣做，既有損皇上的聲譽，又給國家留下禍患，臣感到很擔心。”萬歷對此十分震怒。他手捏著奏疏說，“李沂這是想為馮保、張居正報仇!”立即下令將其廷杖六十，削職為民，并派司禮監張誠監督執行。萬歷的這些聚財點子，很多人傳說是出自于他生母李太后的身教。李太后在許多方面很有修養，然而孳孳為利的小商習性卻怎么也改不掉。萬歷的弟弟潞王辦婚事，但所用珠寶等物卻遲遲辦不妥，太后于是追問萬歷。萬歷說：“還不是因為臣僚們太無恥，把珠寶都搜羅去，獻給馮保和張居正，弄得什么都缺。”太后道： “他們的家不是都抄了嗎，怎么還沒搞到?”萬歷恨恨地說： “他們狡猾得很，誰知都藏到哪里去了，還能抄得到?!” 聽那語氣，母子倆經常切磋這方面的問題，有些點子或許就是太后出的也說不定。

象這樣以武力和恫嚇強行索取錢財的做法，以后也時有發生，但已不再是“開源”的主要手段了。萬歷發現這樣未免有點小家子氣，很難發什么大財。于是，萬歷二十四年(1596)，他借口乾清、坤寧兩宮被燒需要大筆款子修建，抽調大批太監，充當 “礦監”、“稅使”，分派到全國各地，搜刮民脂民膏。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禍”。采榷用太監，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費了萬歷一番苦心的。太監大多不知法紀，又有些心理變態，可以盡搜刮之能事。為了這個特殊目的，萬歷還特別授予礦監、稅使們節制有司、專折密奏的權力。讓他們充當耳目，監督地方，聽其誣陷告密，甚至勾結當地流氓惡棍、土豪劣紳，大肆做惡。對于他們的劾奏，萬歷十分重視和輕信，朝入夕傳，不問青紅皂白，就立即派人將被劾者逮捕下獄，嚴刑拷打，或削籍貶官，或干脆處死折磨死。當時，各地都懾于礦監稅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將“神”送走。誰知萬歷卻突然下令，在各地為他們設立了過去從未有過的“中使衙門”，讓他們長住下去。這類衙門，一般設一個中使，可有100名隨從;分遣官可有10人，每人又可有100名隨從，加起來，儼然一個龐大的機構。到萬歷二十七年 (1599)，全國共有中使衙門20處。這些衙門別的事情不做，專門奉行萬歷的旨意，為他斂財。無怪有人驚嘆，萬歷皇帝對錢財的奇貪，前無古人。

那時候，稅使到處都是，遍及160多個州縣。他們在斂財的方法上，有點受萬歷傳統經驗的影響，比較含蓄一點。萬歷在他16歲那年，曾下詔追加、擴大皇莊田額。到后來，他本人在南直奉 (今江蘇、安徽一帶) 占地267頃; 在順天府 (今北京地區) 占地2. 1萬多頃;在天壽山皇陵附近，還有占地相當可觀的“壽宮皇莊”。他的兒子潞王和福王，兩人占地竟多達4萬多頃;女兒壽寧公主等人，占地也有7500頃之多。萬歷占有這些土地，主要是增加賦稅收入，賦稅名目繁多，但一般說來倒不去生搶硬掠。那遍地都是的稅使們，大致也用這種方法，多設關卡，巧立名目，稅收的數額自然就大。據說最初，他們倒是有過設想，征稅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進行。但后來覺得 “稅不必商”，干脆連官吏、農工等也都成了納稅的對象，凡是涉及房屋、車船、米、麥、雞、豬、牛、馬等等，沒有一樣不納稅。這160多個州縣，每年光出稅銀就數以千萬計。有人形容那真勝似蝗災，稅使過處，“百用乏絕”、“十室九空”。

但是，若同礦監比起來，稅使就顯得有點心慈手軟，貫徹萬歷的意圖不夠得力了。這一點，萬歷曾有意無意地表露過，出了事，他也格外袒護礦監。礦監們最要命的是兇橫。他們名為開礦增加稅收，其實并不打算這么做。因為他們根本不搞什么勘探，不是探明哪里有礦，再組織力量開采，而是象指鹿為馬那樣，不論田園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筆，就隨心所欲地指地為礦。被指中的人家，于是災禍臨頭，有金銀珠玉獻上的還罷，若是沒有，礦監便指使卒役們強行拆房毀屋，掘地翻圃，搶掠家產，甚至借機侮辱婦女，胡亂殺人。有的借口找礦，到處挖掘墳墓，搜取金銀陪葬品。這種明火執仗掠奪來的財寶，上繳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萬歷和礦監們，所以萬歷偏袒他們是十分自然的。

那時最兇橫的礦監，要數陳增、陳奉、高淮三人，而萬歷對他們也最為賞識。陳增出使山東，與福山知縣韋國賢一語不和，便上疏彈劾，萬歷當即批準將韋削職逮捕。后來，陳增兼管山東店稅，與臨清縣稅使馬堂發生矛盾，萬歷又親自出面調解，安排馬堂繼續管臨清稅收，陳增則主要管東昌府一帶，使得陳增更加有恃無恐，做惡山東十多年，直到萬歷三十三年死去。陳奉萬歷二十七年出使荊州和興國州，常率打手，借口巡視，到處毆打官吏，搶劫行人，當地民眾十分痛恨。有一次，陳奉從武昌回荊州，半路上被數千群眾圍打。逃回荊州后，他立即上疏，誣陷黃州、荊州、襄陽等州府官煽動叛亂。萬歷火冒三丈，馬上派人查辦。當時興國州有個無賴叫漆有光，誣陷居民徐鼎等人掘了唐相李林甫之妻的墳墓，得黃金巨萬。有人報給萬歷后，萬歷貪心大發，命陳奉將這些錢搜刮來。陳奉因此不僅毒打徐鼎等人，還將境內所有大一點的墳墓掘了個遍。巡按御使王立賢、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大學士沈一貫等，都上疏萬歷，把陳奉稱“千歲”、辱民女、以及做惡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地的情況，參奏一遍。然而萬歷卻說，黃金是我讓他去查的，礦監是我讓他當的，還會有什么問題? 壓下不理。類似的辦法，萬歷用過不止一次。高淮在遼東任礦監時，與當地官民關系搞得十分緊張，每有奏疏彈劾，萬歷都以自己命他那么做把事情壓下。萬歷三十一年 (1603)夏天，邊境形勢已相當嚴峻，朝廷內外不得不用大部分精力來應付。正在這時，高淮卻挑了一個躁熱難耐的日子，率領隨從、家丁300多人，高舉著飛虎旗，敲鼓鳴金，一路喧嚷地沖到京都廣渠門外，聲言要面見皇上。這一舉動引得朝野大嘩。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彈劾高淮，說“擅自離開守地，帶兵闖進京師圖謀不軌，是幾百年沒有過的事，一定要嚴辦!”御使給事中見時機來了，也連連上疏彈劾高淮。巡撫趙楫還彈劾高淮平日做惡多端，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高淮這時便有些緊張，只好也上疏為自己辯解，說自己的行動是為了“鎮守關務”。兵部立即又上奏，說高淮虛妄。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萬歷出來袒護高淮，說，“這是朕命令他這樣做的，你們不要再鬧了!”高淮從此更為囂張。他選了些亡命之徒，經常出入邊塞打獵，一路搖晃著黃票龍旗，沖入朝鮮，索取冠珠貂馬，還多次與鎮守邊關的將士爭功，山海關內外深受其害。

“采榷之禍”到后來實在令人忍無可忍。礦監遍布山西、山東、陜西、兩浙、四川、云南、福建、廣東、湖北等地區，全國的主要礦區幾乎都受其控制。礦務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雜監雜稅，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鹽監，浙江有市舶監，成都有茶鹽監，湖口、長沙有船稅，荊州有店稅等等，稅使基本上控制了各行各業和主要通商口岸。他們的橫征暴斂，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也嚴重地摧殘了農工商業的發展。不僅人民紛紛起來反抗，許多明智的官吏也連連上疏，請求停止礦稅。萬歷二十八年(1600)，鳳陽巡撫李三才上疏申訴，說，自從礦稅繁興，許多民眾都失了業，人人自危，“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殺人家妻兒父母，掘人墳墓，搶人財物，就是對敵國的仇人，也有所不忍，何況還是同祖同宗?他希望皇上不要因“休戚不關”，而放縱礦監稅使們殘害魚肉百姓，否則官逼民反，后果將不堪設想。這一年，戶科給事中田大益、禮部侍郎馮琦等人，也都一再上疏勸諫，要萬歷猛醒。但這些奏疏對萬歷一點作用也不起，他還是采用 “留中”的辦法，任你天搖地動，聚斂錢財的主意不能變。然而，兩年之后發生的一件事，卻暴露了萬歷明知采榷之禍，而又不忍舍棄的矛盾心理。

萬歷三十年 (1602) 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禮剛結束不久，萬歷于勞頓之后，忽然感到滿身不舒服，隨即病狀越來越重。荒淫無度的萬歷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到仁德門。一會兒，又單獨召大學士沈一貫到啟祥宮西暖閣。當時，皇后和貴妃因病不在場，只有皇太后側立一旁，太子和諸王一概跪著。萬歷面容憔悴，氣短手抖，卻衣冠整齊地席地而坐。沈一貫一見這陣勢，知是托孤，便號啕大哭。萬歷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說，“礦稅的事，是朕因為宮殿建筑遲遲未了，采取的權宜之計，從現在起，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內監都令其回京。關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職的官員也都官復原職，給事中、御使缺官的，一律補齊。”說完，就疲乏地躺下了。這個好消息來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當夜，閣臣和九卿都留宿朝房，早早地就在人們中間傳了開來。鼓敲三更時，中使捧萬歷手諭來到大臣們中間，果然象沈一貫說的那樣，于是皆大歡喜。

但是幾個小時后，人們就發現，還是高興得太早了。天剛蒙蒙亮，就又有中使氣喘吁吁地趕來，說是奉命要收回遺詔。沈一貫和其他大臣們都很詫異，細一打聽，才知是天傍亮時，皇上的病竟奇跡般地好了。萬歷頭腦清爽了之后，記起剛剛頒過的遺詔，后悔不迭。原來是感到必死無疑，才信口胡言，想死后撈個好名聲，現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礦稅，斷了財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嗎?于是就不顧金口玉牙說過的話，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內閣索取遺詔。當時，司禮太監王義正在萬歷身邊，就勸諫道，“皇上說過的話豈可反悔!”勸他不要那么做。結果惹得萬歷大怒，口里嚷嚷著，一定要用刀砍了王義。那一邊，中使一撥接一撥，急如星火地來了二十多撥，傳達皇上的口諭，說是礦稅萬不能停，別的你們看著辦吧! 中使們還威脅說，惹火了要與你沈一貫拼命。沈一貫被逼無奈，只好交出遺詔。后來，王義見到沈一貫，第一句話就是埋怨說：“你要是再堅持一下，那礦稅就撤了，你怕什么呢!”沈一貫也萬萬沒有料到，就因他這一下沒有頂住，采榷之禍終萬歷一朝都沒能廢去，而且一直為害到萬歷身后相當長一個時期。

五

萬歷將死未死的鬧劇過后，朝野出了許多傳言。有說是立儲上遲遲不決遭得報應，有說是看朱常洛終于被冊封為太子并且大婚氣急攻心，總之，人們相信，這事與曠日15年的立儲有關。萬歷聽到傳言，暗自苦笑，他不能不承認這些說法有些道理。

萬歷六年(1578)二月，對于16歲的萬歷皇帝來說，是段充滿新奇感覺的幸福日子。在融融的春日里，萬歷行冠禮，加元服，舉行大婚。恰在此時，遼東巡撫張學顏的捷報到了。泰寧衛頭領速把亥糾集土蠻進犯遼東平原，大營扎在劈山，遼東總兵李成梁得知，隨即率部長驅二百里，沖進劈山大營，殲敵430人，這就是有名的“劈山大捷”。慈圣太后得悉后，對萬歷說：“天地祖宗保佑，現在正是你大婚之際，有此大捷，是國家的大幸。”萬歷心中十分高興，他相信大婚帶給他的，會是無與倫比的幸福和歡樂。

但他很快便失望了。他的皇后姓王，原籍是浙江余姚，自幼生長在北京。這位皇后雖然出身于平民家庭，卻知書識禮，賢淑端莊，很得萬歷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喜愛。然而萬歷是一生風流的明世宗的孫子，他需要的并不是賢妻良母。在過了最初的狂熱之后，他開始厭惡這位過于安份的女子，而王皇后是先由慈圣太后看中又 “安排”給他的這一事實，也讓他從心里感到別扭，他有意冷淡年輕的皇后。婚后，王皇后沒有生育，直至終年。所以，雖說位居中宮，王皇后其實是很被歧視的，只因慈圣太后的大力庇護，才沒有被拋棄。并且，雖然病病怏怏，卻總算頑強地活著，直到萬歷去世前的四個月，才撒手歸天，爾后，被謚為孝端皇后。與皇后同日冊封的，還有個劉昭妃，萬歷曾一度移情于她，但她卻是個幾乎與王皇后一模一樣的 “笨”女子，連不會生育都一樣。那渾身青春的血液嘩嘩奔涌的年青的萬歷，被氣得無可奈何，因而脾氣變得很壞，行為乖張，動輒大怒。這種情況直到萬歷十年以后，才逐漸有所改變。

這一年八月，萬歷的第一個兒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當時，在慈圣太后的操持下，舉行慶典，宮廷內外，一片歡騰。為慶賀皇長子的出生，還特意頒詔全國，減免刑罰，并且，讓外交官通報有邦交關系的外國使臣。然而只有萬歷心中苦楚，因為他與王恭妃并沒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宮女，在慈寧宮服侍慈圣太后。有一次，萬歷到慈寧宮向生母請安，兩人邂逅，萬歷就臨幸了她，并且無意中懷上了孩子。此后，萬歷便把與王恭妃發生關系這件事，忘了個一干二凈。萬歷十五年 (1587)，當“爭國本”爭得不可開交時，曾出現過一種謠傳，說王恭妃在和萬歷相遇時，就是個青春已逝的年長女子，被臨幸只是萬歷的一時沖動，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無論這種說法對與不對，萬歷根本不重視這個宮女和這件事卻是事實。但是，能夠左右萬歷的慈圣太后，卻在暗中對此極為關注。在古代中國的宮廷中，對皇帝曾臨幸過什么人是十分重視的，凡遇到此類事，無論對方是什么人，自皇后、妃嬪到宮女，一概要把時間、地點、見證人等詳細記載入“起居注”中，以備日后被幸者有了身孕時，可以查對。萬歷臨幸王恭妃后，只嚴厲告誡左右隨從不要向外透露，以為外人是不會知道的。誰知，慈圣太后在起居注中給記了個清清楚楚。當這個還沒有任何名號的宮女逐漸顯出身孕時，她就把萬歷叫來，要他承認此事。最初萬歷失口否認，太后無奈，只好命人從敬事房取出起居注來，把上面的記載指給他看。萬歷驚詫萬分地看著那個詳細的記載，只好承認確曾有過此事，但對即將得子反映冷淡。太后于是勸道：“這是件好事。我老了，還未有孫子。這次如果能生個皇子，是社稷的福份。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為她是個宮女，不夠體面，其實母以子貴，你可以加封她嘛!”萬歷無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將那個宮女封為才人，萬歷十年四月，又封為恭妃。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成為皇長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會太穩的。但是最初幾年，卻沒有多大問題，因為按慣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但如果皇后沒有生養，則“無嫡立長”，由長子來繼承皇位。朱常洛恰好處于“無嫡”的情況下，所以，從慈圣太后到諸臣，都認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繼承人。這其后，雖然又有一個皇次子，不過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萬歷十四年 (1586)，包括萬歷在內，沒有人對朱常洛的名份、地位提出什么異議。

問題出在萬歷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常洵的生母，是最受萬歷寵愛的鄭氏。鄭氏原為淑嬪，容貌艷麗在萬歷所有的嬪妃之上，并且機智聰敏，愛讀書、有志氣、有謀略，入宮后很快得寵，萬歷十一年(1583)晉為貴妃。鄭氏給了萬歷無微不至的關懷，還鼓勵萬歷親政，被萬歷視為相見恨晚的知音，苦悶的心境獲得極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萬歷馬上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皇貴妃是僅次于皇后的封號，在位分上要高出恭妃兩級。鄭貴妃的晉封，因此引得輿論大嘩。按照禮法，母以子貴，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地位只能略低于皇后，而應該居于其他嬪妃之上。但她生育五年沒有得封，鄭貴妃剛生皇子，就后來居上，上疏的人們便哄然而起，紛紛為王恭妃鳴不平，要為國家爭個彰明的禮法，為她爭個恰切的名分。正在這時，忽然就有一種傳說在宮廷內外不脛而走，說是有一天，萬歷和鄭貴妃一同到大高元殿，謁神盟誓，約定一定要立朱常洵為皇太子，萬歷還寫了這個誓言，裝入玉盒中，交給鄭貴妃，這就是所謂的“玉盒密約”。這個傳說在朝野引起極大震動。人們紛紛猜測，認為皇上把鄭貴妃封為皇貴妃，其實是為 “廢長立愛”做鋪墊。根據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取決于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則是次要的。萬歷這一冊封，使鄭貴妃的地位與皇后相去不遠，卻比王恭妃高出許多，按照 “子以母貴”的說法，將來被立為太子也就有了依據。這么一猜測，朝臣們立刻感到，現實的危險遠不止封誰不封誰，而在于那被鄭貴妃迷昏了頭的皇上，極有可能不顧祖宗禮法，立皇三子為太子! 事關社稷，就是罷官掉腦袋，也要堅決頂住! 于是，就有了長達15年的建儲之爭。

最先挑起此事的，是戶科給事中姜應麟。萬歷十四年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不久，姜應麟就上疏萬歷，力陳晉封不當，并要求正王恭妃名分，冊立常洛為太子，他說：“凡事要合乎禮法，還要謹慎而行。貴妃生了第三子地位就能僅次于皇后，恭妃為您養育了元嗣，為何反居其下呢?這樣倫理不順，人心不安，難傳萬世。請皇上明察輿論民心，收回成命。如有難處，則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后再封鄭妃，則既順了禮法，又順了民心;再答應閣臣的奏請，冊立皇長子為太子，以定天子之本，則臣民高興，社稷久長啊!”萬歷看過疏文后，甚為震怒。他也不再“留中”，親自降旨，痛斥姜應麟，說，“貴妃因為平素敬奉勤勞，才獲得這一特殊的晉封，與生子有何關系?立儲自有長幼之別，姜應麟懷疑朕不公道，可將其降到邊遠之地做雜職!”御旨一出，姜應麟便被貶到大同境內，做了一個地位低微的典史。這個懲罰不可謂不重。然而被貶了官的姜應麟，在離開京城時，竟然十分滿意。原來，萬歷在御旨中，只注意姜應麟對晉封一事的不滿，而忽略了其請立皇長子為太子的真實用意，竟說出“立儲自有長幼”的話，斥責姜應麟懷疑皇上不公道，這在事實上，已就立長不立幼的立儲問題，做了肯定的回答。難怪姜應麟高興，他冒死上諫，不就是要這么一句話嗎?御旨傳開，守正的朝臣們也都十分高興，于是，請立皇長子為東宮太子的疏文連連不斷地涌來。起初萬歷還不在意，但后來，越來越多的疏本都提到他“立儲自有長幼”這句話，要求立即實施。萬歷細一琢磨，才大呼失策。但話已出口，收是收不回來了，只有硬起頭皮頂住。

首戰得利，守正的大臣、言官們真是興奮極了。立儲之疏數以千百計地向萬歷拋去，令他招架不迭，激得他只好極力鎮壓。繼姜應麟之后，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等，也都獲罪遭貶。慈圣太后這才感到，兒子恐怕是真有“廢長立愛”的決心。一次，萬歷去請安時，太后就問為什么不從眾臣請，立皇長子為太子?萬歷推諉不過，只好說：“他是宮女的兒子。”意思是名分不相稱。誰知太后聽了勃然大怒，申斥說：“你不也是宮女的兒子嗎!”嚇得萬歷惶恐萬分，伏地不敢起。這事過后，萬歷更加清楚了皇長子在母親心中的地位，不敢輕易提起“廢長立愛”的話頭。但是，屢屢見到勝利曙光的言官們卻并不放過他，疏本仍雪片般的飛來，指斥宮廷，攻擊執政，呼吁要盡早立太子、定國本，令萬歷頭疼萬分，連個喘息的機會也沒有。并且，鄭貴妃的父親鄭承憲和哥哥鄭國泰，也被卷了進去，有人說他們懷禍藏奸，企圖將常洵推到皇太子的位子上去。這使萬歷覺得，必須想個辦法將這股立儲狂潮緩和一下。當初，朱常洵出生后的第二個月，首輔申時行就提出，應及早立皇太子。他曾經回答說：“長子還小，不妨再等兩、三年。”那時不過是學了申時行 “留中” 的辦法，遇事就懶，隨口拖一下。現在想起來，也只有拖著再說了。于是，他便把申時行叫來，讓他傳諭眾臣，說是朕主意已定，立儲一事，須待萬歷二十年再議行，今后誰也不要再這樣鼓鼓噪噪、妨礙正務! 但是大臣、言官們多數不相信他的話，仍舊繼續上疏。而且，有人的還翻出他的身世，說他六歲就被立為皇太子，如今皇長子常洛已年逾六歲，為什么還要借口年幼往后拖?諸臣的不依不饒，真正激怒了萬歷。他再次把申時行找來，要他出去傳諭詔書，詔書說：“朕不喜歡如此鼓噪，也討厭有人離間我們父子，所以，最近有章奏一概留中。如果廷臣們能保證明年不再瀆擾，就于后年行冊立，否則，等皇長子十五歲再說!”詔書一下，真把諸臣鎮住了。他們知道“后年”是萬歷二十年 (1592)，那時皇長子該是11歲，已屬不早。便暫時偃旗息鼓，不再上疏。誰知，預定的期限將到時，工部主事張有德不放心，便上疏請求把冊立太子的儀注先訂出來。這樣一來，萬歷便有了借口，他故意大怒，說他已有言在先，如果瀆擾，便要延期，現在又瀆擾了，只有延期一年，免得天下人笑朕言而無信。

立儲的期限，就這么一拖再拖，拖得皇四子朱常浩也降生了。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們更加緊了活動。他們千方百計突出皇長子，稱其為“元子”、“元嗣”，想將其在事實上與其他皇子區別開來。萬歷二十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聯合六科諸臣一起上疏，請行預教，教皇長子常洛為君之道。疏中說：“元子年已十一，今年一開春，就該舉行預教之典。”疏到萬歷手中，氣得他兩眼發黑。太子還沒立呢，預得什么教! 于是，借口疏中有錯字，說李獻可等人違旨侮君，著即貶官奪俸。此后，連為李獻可等人求情的大學士王家屏、給事中孟養浩等十多人，都遭貶斥。經過這件事，萬歷覺得如其這么被動地拖著，倒不如干脆找一個眾人無奈的辦法。萬歷二十一年 (1593) 正月，他親筆寫詔書給接替申時行為首輔的王錫爵，說他“想待謫子”。萬歷的意思是，皇后還年輕，還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則不必為立儲費心，假如數年后還不見皇后生育，那時再議也不遲，至于皇長子，還很年幼，可與其兩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為王。王錫爵立即遵詔擬旨，于是有了 “三王并封”一說，其意也還在于拖著不立儲。諭旨頒下后，舉朝嘩然，守正的廷臣們紛紛上疏反對，并且連王錫爵也不放過，指責他參與了策劃，將他包圍在朝房里爭論不休。王錫爵自知名聲大損，于是上疏自劾，請求辭官。這一下，可真把萬歷弄了個焦頭爛額，站在他與鄭貴妃一邊的廷臣們也束手無策。迫于各方面的壓力，萬歷不得不追回 “待謫”和 “三王并封”的諭旨。萬歷二十二年 (1594)，為皇長子舉行了預教之典。至此，萬歷已料到事情不會有什么令他滿意的結果。

真正使他在這件事上徹底絕望的是萬歷二十九年(1601)。這一年，首輔沈一貫按照廷臣的意見，再次提出立儲之事。這時，皇長子已年滿二十，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僅萬歷被持續十五年的立儲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確實不能再拖了。于是，萬歷只好同意諸臣的請求，于十月望日，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日，冊封常洵為福王，常浩為瑞王，常潤為惠王，常瀛為桂王。詔命頒布之日，他命人取出與鄭貴妃立約的玉盒。玉盒密封如初，打開后，卻見里面所放的誓書，已被蟲子蛀得宛如紙屑。萬歷驚嘆道： “這真是天意啊!”

六

曠日15年的建儲之爭，就這樣在守正諸臣一片歡呼聲中結束了。然而，常洛雖被立為太子，卻只能居于慈慶宮，非奉召不得入見; 王恭妃繼續遭冷遇，并未因子而貴起來;萬歷皇帝在立過遺詔之后，也終于沒能死去。斗爭漩渦中心的幾個人，隱隱地都有些悵然若失。在這時，他們若是明白了，包括萬歷皇帝在內的這幾個人，其實都不過是明末統治階級、官僚集團黨派斗爭的砝碼，建儲之爭恰好是為黨派斗爭提供了機會和舞臺的話，又會做何感想呢?他們也許不會料到，正是過多的禮法色彩和感情色彩，才沖淡了不同派別的官僚集團為了謀取權力和地位，利用這一政治事件互相傾軋的真實內幕，使其變得撲朔迷離。

萬歷朝的黨爭，在建儲之爭中逐步公開化、尖銳化。那時，官僚集團內部至少有三股勢力。一股是人數多、聲勢大的維護禮法、主張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守正群臣; 另一股，是站在萬歷與鄭貴妃一邊，主張“廢長立愛”的反對派; 第三股是如申時行那樣，既不倒向哪一邊，而又經常搖擺不定的握有權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勢力中，有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顧憲成在朝期間，先是力主冊立皇長子，萬歷二十二年(1594)，又極力推舉因擁立皇長子而被解職的原首輔王家屏出任閣臣，連連忤逆萬歷旨意，因此被貶回原籍無錫。無錫城東，有座后來聞名天下的“東林書院”，是宋代楊時講學的地方，當時已經荒蕪。顧憲成歸家后，倡議出資修復，此后，便同胞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錢一本等一些意氣相投的人，在此講學。每月一小會，每年一大會，逐漸吸引了許多官場失意、不滿現狀、看不慣世道、與當權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時，書院都容納不下。他們不僅講學，而且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諷議時政，評論人物，深得社會上一些持相同政見的地主、商人和知識分子的支持，甚至連朝中的許多官僚士大夫，也因為贊同他們的主張，而參加他們的黨派活動。久而久之，東林書院成了當時社會輿論的一個中心，顧憲成一班人也成為和當權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而被稱為“東林黨”。與東林黨公開作對的是萬歷二十二年入閣的首輔沈一貫。沈一貫是浙江寧波人，平素為人圓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萬歷旨意，拼命維護朝廷。他聯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應，攻擊東林黨人，被稱為“浙黨”。“浙黨”與“東林黨”，是萬歷年間兩個最大的黨派。此外，還有依附于“浙黨”的 “楚黨”、“齊黨”，以及“昆 (江蘇昆山) 黨”、“宣(安徽宣城)黨”等等以同鄉關系結成的黨幫。這些黨派互相傾軋、互相爭奪。其中，以“浙黨”為首的、由許多黨派結成的 “邪黨”，依附朝廷，攻擊東林黨，使這場斗爭的雙方成了當時最大的兩股政治勢力。這兩股勢力的矛盾和斗爭，隨著政治危機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勢如水火。

萬歷三十一年 (1603) 十一月，發生了在當時十分有名的 “妖書”之獄。一本《續憂危竑議》 的小冊子，又一次把廷臣們卷入了空前紛亂的黨爭漩渦。

“妖書”一案，實起于太子冊立之前。萬歷十八年 (1590)，當時任按察使的刑部左侍郎呂坤出巡山西，其間，他寫過一本《閨范圖說》 的書，以繪圖解說的方式，記載了歷代一些賢德女人的故事。這本書后來流傳到社會上。萬歷二十四年(1596)，內監陳矩奉萬歷之命在外收購圖書，《閨范圖說》便被他收了進來。萬歷見這本書講的是婦德，沒有認真看，就把他賜給了鄭貴妃。鄭貴妃交給他哥哥鄭國泰，由他再增補12人，并將鄭貴妃也補入。鄭貴妃親自為該書作序，序中有 “太子的位子空了很久了，我曾冒罪請求立元子。好在今天元子已出閣講學了，可以借此消除眾人的疑慮 “這樣一些話。一切停當，鄭貴妃就將書稿交給她伯父鄭承恩刻印成書，傳出宮外。這本來不算件什么了不起的事，至多有點自我標榜或者還能琢磨出點影射意味罷了。但那時黨爭成風，廷臣之間動輒互相攻訐。禮科給事中戴士衡于是抓住此事上疏，說它黨仇人呂坤，借鄭承恩的渠道向鄭貴妃獻書，是有意結好宮掖，居心不良。全椒縣知縣樊玉衡這時也上疏，彈劾鄭貴妃，并進而引伸說“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等。鄭貴妃這才感到不妙，連忙跑到萬歷面前哭鬧，請求給她做主。萬歷當時就十分惱怒，暗忖找機會懲罰“二衡”。萬歷二十六年(1596年)秋，機會來了。秋風涼時，忽然有人為《閨范圖說》作了個跋，名為《憂危竑議》，使朝野熱鬧起來。這篇跋文是問答體，托名朱東吉為問答，主要是攻擊呂坤。說呂坤撰《閨范圖說》，把漢明德馬皇后列在篇首，馬皇后何許人?她還不是由宮女漸次晉封為皇后的嗎?這分明是暗指鄭貴妃也可象馬皇后那樣進位中宮。接著，又把矛頭指向鄭貴妃，說鄭氏所以要刻這本書，并把自己列入其中，正因為深知了呂坤的諛意，是為她“奪謫”、把自己的兒子常洵立為太子制造輿論。跋文最后又說明，所以取名 《憂危竑議》，是因為呂坤以前曾上過一疏，名為《憂危》。疏中無事不談，獨獨不談建儲，其用心是十分明顯的，因而要借此揭露之。這篇跋文一出，剛剛有所緩和的立儲一事又成了上疏和黨爭的焦點，各派政治力量圍繞此事，紛紛表陳自己的觀點，鼎鼎沸沸，鬧得萬歷怒不可遏。他當即命人查明朱東吉是什么人。鄭國泰說，東吉，即東朝，一定是忌恨鄭貴妃的人干的，不是戴士衡，就是樊玉衡。萬歷于是命令錦衣衛，連夜將“二衡”捉拿審訊。天明，即傳旨，將戴士衡貶到廉州 (今廣西含浦)，樊玉衡貶雷州(今廣東海康)。朝臣們雖然議論紛紛，但此事總算被壓下了。黨爭的各方懾于萬歷淫威，又覺得事情的確再無什么文章可做，也只好暫且鳴金。

烽煙再起是萬歷三十一年那個寒冷的冬天。連日里朔風怒號，彤云密布，卻又遲遲不見雪花飄落，讓人感到干巴賊冷。這天，閣臣朱賡踱出戶外，在門口，發現一本小冊子，名《續憂危竑議》。這小冊子也是問答體，是托名“鄭福成”與來客問答的方式寫成的。意思與二十六年的那篇 《憂危竑議》不相同。大致是說，皇上冊立朱常洛是出于不得已，以后必當更改。皇上用朱賡入內閣，也是有很深寓意的，因為 “賡”與 “更” 同音，其中就包含了更換太子的意思。文中還透露了鄭貴妃與輔臣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楊、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錦衣都督王之禎以及少卿張養志等有勾連，欲廢常洛而另立。整篇文章用詞閃爍詭妄，“鄭福成”的托名，也蘊含著鄭氏的“福王”當成的意思，所以有 “妖書” 之稱。

“妖書” 由朱賡送萬歷看過，萬歷怒斥為 “胡鬧”。當即命太監陳矩及錦衣衛迅速查明主犯，抓拿嚴辦。于是興起了一股頗有聲勢的搜捕風，黨爭仇隙、個人恩怨，都借此得以發泄。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人，與其同僚周嘉慶不和，便說妖書是周嘉慶搞的，將其捉了起來。特務機構東廠，抓了個無賴式的人物皦生光，報告說此人流里流氣，慣于欺詐坑騙，是個“妖人”，嫌疑最大，應該定罪。巡城御史康丕揚卻上疏說，妖書不一定是皦生光所為，恐怕真正的主犯是東宮講官郭正域和他哥哥國子監丞郭正位。被萬歷斥責為包庇反賊，差點除了名。隨后，康丕揚又將和尚達觀、醫生沈令譽抓了起來，想將功折罪。這么濫捕一氣，時間不長就株連了許多人，搞得朝內告密信四起，京城人人自危。萬歷也被弄得糊糊涂涂，不明就里。

這時，“浙黨”魁首、內閣首輔沈一貫插了進來。沈一貫曾因黨派斗爭，與萬歷二十九年冬入閣的次輔沈鯉鬧得甚為不和。沈鯉在萬歷還是太子時做過他的講官，很受器重，入閣也是萬歷的主意。沈一貫怕他取自己而代之，所以十分忌恨。那時，沈鯉曾在文淵閣大門旁豎一木牌，上寫十條為官戒律，每天上朝至此，便要站立默誦。于是就有謠言說，沈閣老牌上寫得是怪字，默誦是施法詛咒。沈一貫不知怎么就斷定咒得是自己。“妖書”案發，沈一貫便上書萬歷，說是我手下的人干的。把沈鯉及其門生、東宮講官郭正域拋了出去。郭正域最初被選為庶吉士時，沈一貫曾是他的教師。因為對沈一貫的為人不滿，郭正域后來從編修任到禮部侍郎，沒有一次向沈一貫行弟子禮，沈一貫于是深為惱恨。偏巧沈鯉與郭正域又關系極好。沈一貫就下決心要將這師徒二人一勺燴了。當時，郭正域由于牽連進這一年六月發生的楚王府宗人相訐事件，已被沈一貫逼得辭官回家，正走在路上。沈一貫忽然發現，巡城御史所抓的醫生沈令譽曾是郭正域的門客，廠衛捕到的嫌疑犯毛尚文竟在郭正域那里當過差，正可以羅織罪名將其嚴懲，那樣，也就把沈鯉一起扳倒了。于是，指使給事錢夢庚上疏，說，“妖書出現，不前不后，正在夢王上疏的時候，令人懷疑這中間必有瓜葛。郭正域是沈鯉的門生，而沈令譽是正域的食客，胡化又是正域的同鄉同年，他們結成死黨，反對朝廷。還望皇上能挖根治本，嚴懲正域，貶謫沈鯉。”萬歷見疏，當即下詔，命郭正域回原籍聽候審查。沈一貫指使手下的人，一定要扣住詔書，先治了郭正域和沈鯉的重罪。于是發兵追捕乘船南去的郭正域。這時，郭的船只已到了楊村，追兵將其圍住，連同家役數十人，一起押回京城拷問。同時，沈一貫又令人每天都到沈鯉家中搜查。這樣耽擱了些時候，也未查出究竟。沈一貫就指派人去勸郭正域自殺，郭正域卻說：“我是朝廷大臣，有罪也應明正陳尸法場，如何能不明不白地自殺死去?!”使“浙黨”的一伙人毫無辦法。后來，皇太子朱常洛出面干預此事，幾次問道： “為什么想殺我的好講官?”沈一貫這時感到，要陷郭正域、沈鯉于死地恐怕很難了，才示意不要再深究他們。但其他人仍未脫干系。和尚達觀受刑而死; 醫生沈令譽也被拷打的死去活來; 胡化、毛尚文都受盡了折磨; 周嘉慶被下詔獄，查無憑證后，又革職貶回原籍。最慘的要算皦生光。陳矩等人感到捉不住主犯無法向萬歷交差，就把“妖人”皦生光當真兇報了上去，并將其凌遲處死。

“妖書”之獄，令萬歷也感到悚然。那一年十二月，此事鬧得正厲害時，萬歷將皇太子朱常洛召到啟祥宮，對他說：“我對你的慈愛教訓，你應該明白;你的純善孝友，我也知道。近來，有人捏造妖書，離間我們父子，還想動搖天下，我已經下令輯捕法辦了。你應該安心讀書，不要擔驚受怕。”一面說著，就流下淚來。皇太子見狀，也流了淚。在立儲上耍盡了手段的萬歷，此時已經感到，他的昏庸、姑息，使黨派斗爭達到了令人吃驚的混亂程度，那些黨派們早已羽翼豐滿，許多時候，他其實是身不由己地受他們操縱的。但是，就切身的利害關系而言，萬歷又未嘗不希望有這樣一種局面。那時的東林黨人，在他的眼中有點象昔日的張居正，總說政治腐敗了，要求改革弊政，緩和日益尖銳、并且開始危及大明天下的階級矛盾。萬歷覺得這有點小題大作。而且，他還從他們身上看出了 “反骨”，他們彈劾大臣、抨擊太監，甚至連皇上也不放過。萬歷真心希望“浙黨”等等能鉗制他們一下。因此，黨爭激烈，他正好做壁上觀。

那時的黨爭，在“京察”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舉行一次。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和品行，分別給予升降、罷官等獎懲，凡因此被罷官的，終身不再啟用。所以，各黨都充分利用京察作為排擠打擊對立黨派的手段。萬歷三十三年(1605)，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借機將浙黨官員錢夢庚、鐘兆斗等貶謫。沈一貫得知十分惱怒，一面將京察的奏疏扣住不發，一面上疏萬歷，彈劾溫、楊及其同黨。到了萬歷三十九年(1611)，齊、楚、浙黨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東林黨人，在北京，京察由秦黨官員孫丕揚主持，東林黨的官員與他聯合，也貶謫了浙、齊、楚、宣、昆諸黨的一些官員。對于這一切，萬歷幾乎都不大過問，有關的奏疏，也大半 “留中”，甚至聽憑有關機構自行處置。否則，即使他再恨東林黨人，也不大可能出現象萬歷四十五年(1617)，浙黨主察，為報復萬歷三十九年的京察，幾乎將東林黨人驅逐殆盡那樣的大冤獄。

七

萬歷終于逐漸地老了。在搞糟了這么多事情之后，他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將無法避免歷史的指責。但是，雖然他知道自己是個不負責任的、消極無為的君主，卻仍然頑強地保持著固有的性格，仍然懷著一絲慰藉和希望。直到萬歷四十二年 (1614) 那個春寒料峭的二月過后，他才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疲憊和衰老，令人心寒而又猝不及防地向自己襲來。

二月的一天，慈圣皇太后李氏去世。這個嚴明睿智的母親，雖然沒能將萬歷塑造成一個好君主，卻給了他以極大的心理寄托和慰藉。現在這種寄托和慰藉將永遠地去了，萬歷十分悲痛。他親自安排了皇太后的治喪細節，命禮部制定了喪儀。宣布全國居喪27天，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白布; 全體京官一律披麻戴孝，不許穿朝靴，不許戴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草鞋和兩條下垂肩的白布; 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妻妾分批整隊前往慈寧宮，舉行禮儀式的號哭，每哭十五次，那真是一個悲凄的場面。連大小寺院，也都鳴鐘三萬響，晝夜不息。然而，萬歷卻出人意外地沒有參加這隆重的喪儀。他那時正患著一種類似瘡癤的濕毒，敷藥也未見輕，行走不便，就傳諭不再赴典禮。但這實在只是一種借口，他覺得自此以后，自己更是一個孤獨的君王了，在過去的生活里，他付出的精力太多，如今已不再有那么大的周旋應付的熱情。加上久不臨朝，更不愿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那繁文縟節。他只想在悲傷過度的昏倦里，與冥冥中的母親傾訴自己的孤獨與凄楚。

但是，臣僚們和鄭貴妃卻不讓他如此孤寂下去。在尊謚慈圣皇太后為孝定皇后之后，福王之國的事又被守正的大臣、言官們激烈地提起。而鄭貴妃也來哭鬧，要求再拖一年成行。這個話，慈圣太后在世時，鄭貴妃已提過，那時的理由是留福王為太后祝70大壽。太后聽后很不滿，說： “照你這么說，我的潞王孫兒是不是也要回來祝壽啊?”頂得鄭貴妃啞口無言。如今太后已故，鄭貴妃當然不再懼怕。于是，一個左右為難的問題，就推到了萬歷面前。

早在萬歷二十九年太子冊立以后，許多廷臣就上疏提出，讓已冊封為福王的皇三子朱常洵，盡快到他被封定的藩地洛陽去，謂之 “之國”。因為福王是個與太子爭立的人，耽擱久了恐生事端。但這時萬歷仍未放棄“意在常洵”的主張，便將奉疏悉數“留中”，托辭要為其冠婚，將福王留下。在鄭貴妃的死纏硬磨下，福王婚禮搞得十分鋪排，婚費是按慣例所應該花費的十多倍。冠婚過后，請速派福王之國的奏疏又起，不長時間就有成百上千封。萬歷開始還十分惱怒，后來干脆置之不理，一概“留中”，內閣大臣問起來，便說邸第還未準備好。于是抓緊建筑。不久，洛陽邸第即花費28萬兩銀子建成，萬歷卻仍不提之國的事。那時，萬歷深居簡出，群臣章奏概不過問，連皇太子也許久不能見他一面，惟獨福王可以直接從小門進去，一天能見好幾面。若有事要報，早上說了，傍晚必有回音。由于萬歷一意拖著，福王當然更不愿之國，就這么不顧名分地住下了。每天，福王常洵都閉門玩樂，飲酒、玩鳥，狎戲歌妓，經常通霄達旦。而鄭貴妃心中氣猶不平，也一味慫恿兒子胡鬧。時隔不久，宮廷內外就有許多議論，說鄭氏母子這是一種示威，仍想擠走太子取而代之。還有一種傳說繪聲繪色，說是在宮中發現了一個木刻的人像，頗似朱常洛，而每過七天，鄭貴妃都要在這像上扎上一根針。那時有的人很相信這種其實近似謠言的話，擔心萬一鄭貴妃真通巫術，皇太子常洛也許會因此而病入膏肓。

這樣就又過了十年。萬歷四十一年 (1613) 春，閣臣葉向高等人舊事重提，請福王盡快之國，并得到了病中慈圣太后的支持。萬歷沒有理由再拖，只好答應以明春為期，但同時卻提出，一定要給福王莊田4萬頃，否則不干。他想以此難住諸臣，至少也敲它一下竹杠。葉向高于是上疏說：親王照例都享有祿米萬石，要田養贍其實是格外的添加。現在各直省的田地，大都才有4萬頃，少的不過一、二萬，如果福王一定要湊足4萬頃的話，那之國就沒有日期了。為了湊足田地錢財，河南、山東的巡按正在盡力搜刮，中州、齊、楚等地，稍有點田產的人都十分惶恐，怕搞到自己頭上，這時如果奸徒們以此為名挾仇報怨，那天下就難太平了。這番話，對萬歷有些觸動。他知道自己派出的礦監、稅使眼下正在各地橫征暴斂，積怨很深，而且自萬歷三十九年起，廣東、廣西、南北兩畿、湖廣、開封、歸德、汝寧等地連續陰雨，大水不止，澇災嚴重，民生艱難。如果再堅持要田4萬頃而使矛盾激化，顯然于自己、于福王都不利。于是，便下諭旨說，福王已上奉請求不要莊田了，但朕的意思還是要給，那就減半給2萬頃吧。至此，福王之國的事情才算最后定了下來。

二月的又一天，福王之國。這位曾經口口聲聲要留下為祖母祝壽的外孫，祖母尸骨未寒，就滿懷怨氣地準備上路了。多少年來，由于祖母力主冊立皇長子，他一直隱隱地有一股敵意。現在孝期未滿就要上路，他覺得這多少也算是一種報復。行前，萬歷將歷年來礦監、稅使們所進貢的珍寶佳玩，都給了這個他最鐘愛的兒子。但福王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為當初萬歷答應給2萬頃田地時，考慮到洛陽所處的中州肥沃土地不多，下詔令山東、湖廣各給一些。福王的意思是，想要當年張居正清丈土地時籍沒的地方田產，同時，要江都到太平之間沿江的荻州地段里的雜稅，以及四川的鹽井榷茶費。萬歷立即答應。福王于是派自己的伴讀、承奉等貼心用官外出勘查丈量所分封的土地，這些中使先后到河南、河北、齊、楚等地，大肆騷擾，與萬歷派出的礦監、稅使沒什么兩樣。之國途中，一個擔任押運行李的人叫劉孝，在福王的默許下，從虞城到洛陽，一路敲詐索要財物，逞兇使蠻，甚至為此殺人，當地巡按聽說了，也不敢多問。到了洛陽后，福王又想出了絕妙的主意： 參與經商。過去，洛陽中州一帶所吃的食鹽都來自河東，福王卻派出中使到淮、揚州調鹽，在洛陽市內遍設鹽店，兼營批發，并規定，除了王府店鋪或從王府店鋪中批發的，一律不得自行買賣食鹽。閣臣葉向高、方從哲等人因此上疏萬歷，說以藩國之尊而與商賈為伍，有失體統，況且中使差官到處亂跑，也騷擾地方。請求讓福王停止丈田、開市兩事。萬歷細覽了疏文，臉色很難看，當即 “留中”。

葉向高、方從哲等人，不會體察到萬歷此時悲涼、怨憤的心情。萬歷一生到此，有妃嬪數十，宮女上千，然而他唯一真正眷戀，愿意形影不離、生死同心的，卻只有那個容貌清麗，理解他為何墮落、理解他身為天子卻實為各種禮法滿朝大臣束縛下的紫禁城里皇皇囚徒的鄭貴妃。愛屋及烏，他鐘愛常洵。常洵身上維系著他對未來的希望。他是一個在文官的調理和挾制下長大的、墮落的皇帝，常洵至少應該比他強一些，但眼看常洵也墮落了;他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可以革職查辦或升遷拔擢朝廷官員，但卻不能將常洵冊為太子。常洵到藩國去了，他的希望也破滅了，他早已心灰意冷了，他還會再理會你那不看火候的奏疏嗎?

萬歷失望了，但是有一個人及其同伙沒有失望。他們曾異想天開地盼著王皇后早死，好正位中宮，讓常洵成為謫子，無奈王皇后雖然終年有病，卻遲遲不肯死去。他們于是又想采取非常手段，然而令人畏懼的慈圣太后也還在。如今，這個心灰意冷的二月過去了，顧忌沒有了。于是第二年，就發生了震動朝野、波及后世的“明末三案”的頭一案——梃擊案。

八

萬歷四十三年 (1615) 五月初四夜，天未黑盡。一個漢子手持棗木棍棒，輕手輕腳潛入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一棒將守衛宮門的內侍李鑒擊倒，隨即闖到前殿檐下，向皇太子寢室逼去。這時，內侍韓本用等人被李鑒的喊聲驚動趕來，七手八腳將那漢子扭住，并將他交給駐守東華門的守衛指揮朱雄等人，由他們暫時看押。這正是端午節前夜，宮內有不少人忙著準備第二天的節日用品沒有入睡，發生梃擊的消息一會兒就傳了開去，連皇太子也驚動了。人們議論紛紛。但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一個曲曲折折、差不多把整個宮廷都卷了進去的大案; 更不會料到，這案子以后又反復被人利用，而幾乎與明代帝室共存亡。

第二天，皇太子常洛便將此事奏明萬歷。萬歷并沒有把它當成什么了不起的案子，只是命法司先審問一下看看。負責審理的是巡視皇城的御史劉廷元，他很快就將大致情況做了回奏，說：“犯人叫張差，薊州井兒峪人。看他的做法象是有瘋病，但他的相貌表情卻很黠猾，最好再嚴加審訊。”這時，宮廷內外關于皇上薄待太子、鄭貴妃和鄭國泰要謀害太子的傳聞已經很多了，張差這一被抓，人們自然將二者聯系起來，于是滿朝嘩然，使得萬歷不得不重視起來，便將案子轉到刑部。刑部復審的是郎中胡士相、員外郎趙會楨和勞永嘉三人，他們久聞有關謀害太子的傳言，也深知越來越顯赫的鄭貴妃一家上上下下有許多黨羽，因此都覺得此案要慎重審理，搞得不好，連自己也要搭進去。于是就想順著劉廷元的說法，將其定成個意外案件。而張差也恰好這樣供稱。大意是說，他是個賣柴草的，但有兩個叫李自強、李萬慶的人，卻放火燒了他的柴草。他氣得發昏，想來向朝廷申訴，走到東華門，遇到兩個男子，給他一根棗木棍，說“拿根棍子可當冤狀。”他一時瘋迷，就誤入東宮，打傷守衛。等等。胡士相等人即以罪犯言語混亂，按劉廷元所奏的意思再次上奏，并認為按宮殿前放箭放彈投石傷人律，此人當斬，請速決斷。奏文擬好，還未遞上時，卻引起了刑部主事王之寀的懷疑。

王之寀做過知縣，有斷案經驗。他利用給犯人送飯的機會，將張差排在最后一個，細細盤問。張差最初拒不承認有什么別的內情，后來幾經周折，才具實相告。說他的小名叫張五兒，他到北京，是其鄉里馬三舅和李外父唆使，讓他隨一個不知姓名的老公 (民間對內監的稱呼)來的，并讓他一切聽那老公的吩咐，事成之后給他幾畝地。到北京后，進了不知是哪條街道的一個大院子。一個老公拿飯給他吃，然后讓他去闖東宮，說：“你先沖一遭，遇人就打死”。然后給了他一根棗木棍，并把他帶進后宰門，他就真的干了起來。王之寀覺得這番供詞雖有許多不明之處，卻總算可以看出其中確有陰謀。于是，他將張差的供詞整理好，請刑部尚書張問達代為入奏，并特別提到：“張差不癲不狂，而且很有心計和膽量，其中必有奧妙，請準許將其縛到文華殿前朝審，或者交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審。”萬歷見到奏疏，猜想這事恐怕真如外間傳說的那樣，多少與鄭貴妃有些瓜葛，因而就想先拖拖再說。廷臣們見奏疏遲遲沒有回音，便紛紛上書，請求速斷。郎中陸大受言辭最為激烈，多次提到“奸戚”，矛頭直指鄭承憲、鄭國泰等人，惹得萬歷十分反感，索性將所有諸如此類的疏文一概“留中”，來了個不聞不問。那時有個御史叫過庭訓，曾上疏說： “禍生肘腋，應該盡快翦除。”疏文被留中后，隨即寫信給薊州，了解張差詳情。不久，薊州知州戚延齡就回了信，證實張差確系瘋癲，并詳細介紹其得病經過，說是由于鄭貴妃要在薊州造佛寺，派內侍在這里建窯燒磚，許多當地人都靠賣柴獲利。張差也把家里的田賣了，搶著做柴薪生意。窯場附近的人恨他搶生意，將其柴草一燒而光。張差田沒了柴燒了，不勝憤恨，所以才氣迷心竅想持棍棒告御狀。這個回文，顯然對被懷疑為幕后操縱者的鄭貴妃一伙十分有利。王之寀提出疑問之初，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等就斥責他荒謬，這時，更有了證據。于是就以瘋癲定案，并擬盡快將張差斬決。

五月二十一日，張問達在刑部員外郎陸夢龍的再三要求下，令十三司再次會審。參與會審的胡士林、鄒紹光、趙會楨、勞永嘉、陸夢龍、吳養源、王之寀等十八、九個人中，只有陸夢龍和王之寀反對以瘋癲定案。然而。張差最后的供詞卻大大地出人意料。他交待了以前沒有說出的人名地名：“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的老公是修鐵瓦殿的龐保，不知街道的大院是劉成在朝陽門外的住宅。”并說：“他們已養了我三年，又給了我金壺銀壺各一個，令我打上宮門。說打了皇太子，就吃穿不愁了。”張差還供出他有五個同伙，其姐夫孔道也是其中的一個。至此，案情的基本眉目已經清楚了。刑部于是行文到薊州，捉拿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來京候審。又疏請要求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這龐保、劉成是鄭貴妃的內侍，經張差供出，愈加證實了人們關于鄭貴妃一家主謀此案的猜測，舉朝上下，議論蜂起，無不震驚。給事中何士晉更直攻鄭國泰，上疏提出 “三王并封”、《憂危竑議》、《續憂危竑議》以及戴士衡等人的冤案都與鄭國泰有關的疑問，并懷疑其為梃擊案主使。請求皇上明告鄭貴妃鄭國泰，并將龐保、劉成下獄嚴加審問。萬歷看過奏疏，惱怒異常，本想重罪。但見事情已鬧大，怕因此而更換授人以柄，就密令吏部借口何士晉是東林黨，將其貶為浙江僉事。

然而，雖貶了何士晉朝野仍是疏議不絕，萬歷再也不能無動于衷。案子牽扯到鄭貴妃，她已幾次跑來哭訴求情，但事出有因，他也無能為力，只好找鄭貴妃來商議。看著自己寵愛的人失魂落魄的樣子，萬歷心亂如麻，兩人不覺相對泣下。最后，他對貴妃說道： “事已至此，朕不便直接出面替你說話。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讓他為你解脫吧!”鄭貴妃無奈，只好趕到慈慶宮。一見太子，便屈膝跪下，邊哭邊訴。慌得太子也連忙回拜，連聲勸慰。太子生性怯弱。此時十分驚恐，也早就想此案能快點了結。于是，借機命伴讀的內監王安代他起草了一道命旨，同時啟奏父皇，要諸臣不要糾纏不休，并請法司速速結案，勿再株連。

數日后，迫于內外壓力，已經25年不臨朝的萬歷皇帝，破例御臨慈寧宮，召首輔方從哲、閣臣吳道南以及文武大臣見面。此外，又特意把皇太子、三個皇孫也都召來。他命太子站在他的御座右邊，三個皇孫排成一排，立在左邊階下。這般威儀，這個陣式，令許多第一次得瞻天顏的人和對臨朝禮儀荒疏25年的大臣們，感到驚訝萬分。群臣叩拜后，萬歷便拉著太子的手，向眾人說： “這個孩子很孝順，朕也是很愛他的。”他頓了頓，嚴厲地環顧著眾臣又道：“聽說有人懷疑朕別有他意，如果真是那樣，不是早就更換太子了嗎?現在有人居心叵測，動不動就造謠離間我們父子。今天你們都見到了，太子在朕身旁，福王已遠去千里，沒有宣召，他也不能插翅飛回，這還有什么可疑的嗎?”一番話，說得群臣面面相覷，原以為是商量什么軍國大事，卻原來是斥責大家。這時，萬歷又命太監將三個皇孫引到石級上，說：“朕的三個孫兒都已大了，你們可以好好看看，太子有功于朕和社稷，朕還會有別的想法?”最后，他又望著皇太子說： “你有什么話，不要悶在心里，都對眾臣們說說。”太子常洛于是慌忙接話。他先說張差不過是個瘋子，盡快處死即可，不必小題大作查起來沒個完。接著責備諸臣說：“你們也不是沒有看到，我們父子多么親愛，而有人還說東道西。你們這樣做就是無君之臣，也把我陷為不孝之子了!”這些話，很合萬歷心意，他再三申諭群臣： “太子的話你們都聽明白了嗎?”眾臣便都急忙叩頭，連連表示聽明白了，拜辭而出。

這個奇特的朝見之后，大臣們知道張差該盡速斬掉了，于是擬奏行刑。萬歷最初同意將張差、龐保、劉成一起處死，中途卻又變卦，命先斬張差，其途二犯押到文華門再審。五月二十九日，張差被綁赴刑場，處以極刑。

處決張差的第二天，龐保、劉成便被押往文華門受審。二人得知張差已死，也得知鄭貴妃正在設法救他們，因而拒不認罪，并供稱二人分別叫做鄭進、劉登云，企圖逃避懲罰。這時，太子也傳諭讓“以仇誣從輕擬罪”。但廷臣們卻不肯罷休，張問達等人接連上疏，請求按皇上臨朝時的決斷，從速處死二犯，并仍舊聲言要追查元兇。萬歷雖很惱火，卻也真怕再拖延下去，拔了蘿卜帶出泥，反倒不妙，便下令可以秘密處死。于是在張差死了十多天以后，龐保、劉成就被司禮監在內廷里拷打而死。梃擊案所牽扯的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因罪行稍輕，而被流放邊地; 唆使張差的李自強、李萬倉則被處以笞責。這起案子就這樣很快處理完了。萬歷、鄭貴妃終于松了口氣。又過了不久，參與審理這起案子的官員相繼厄運臨頭。何士晉調外，王之寀削籍，陸大受罷官。只有陸夢龍，由于張問達鼎力相助，多次上疏請求，才得以繼續留任。

九

梃擊一案，耗盡了萬歷為國之君的最后一點興趣。內宮外廷，包括他癡心寵愛的鄭貴妃，仿佛人人都在相互傾軋。更不要說國事、軍事、民生之事，那離奇古怪的困難和要求，哪一天不似蝗災蟻患，洶洶而來? 真正令他相顧不暇，心力交瘁。他更加郁郁寡歡，對一切似乎都不感興趣，有時，甚至連鄭貴妃用盡辦法，也難博他一樂。他也好象更加相信天命，關心天氣星相異信怪兆。萬歷四十三年三、四月份，梃擊案發生前，曾有日食; 又有一流星隕落在清豐境內; 天津發生地震; 石首縣境內下豆雨，大小不一的紅豆、黑豆落了一地。宮內有人猜測天兆所指，萬歷也暗暗關心。他那裝不進大事的心胸，終日被這么些瑣屑的悲歡縈繞著，剛剛五十出頭的人，卻自覺已經垂垂老矣。這是他眼光不出宮廷的悲劇!

萬歷朝中后期，政治極端腐敗，水、旱、蝗之災連年不斷，百姓窮困，財政緊張，民怨沸騰，尤其是礦監稅使肆無忌憚地壓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緒如干柴烈火，反抗斗爭遍及全國。萬歷二十七年 (1599) 四月，山東臨清最先爆發了反對橫征暴斂的斗爭，矛頭指向稅使馬堂。馬堂是天津的稅監，兼管臨清稅務。他不僅苛征重斂，而且公開搶劫財物，搞得遠近沒有集市，激起眾怒。數千人齊聚稅署說理，馬堂卻下令鎮壓。憤怒的人群沖進衙門，焚毀稅署，殺傷馬堂爪牙多人，并將其本人趕跑。第二年，稅使陳奉到湖廣征稅，敲詐恐嚇，破門搶劫，無惡不做，尤其在武昌地區，竟然公開強奸民女，導致民變。數萬群眾將陳奉衙署團團圍住，嚇得陳奉躲到楚王府，憤怒的民眾火燒官署，將為虎作倀的爪牙陳文登等16人，投進滔滔長江。萬歷二十九年 (1601)，江南爆發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聲勢、組織最嚴密的反礦監稅使斗爭。著名絲織業城市蘇州的數以千計手工業絲織工人，被稅使孫隆壓榨勒索得紛紛失業，加上當地又發生水災，生計十分困難。六月初三日，織工葛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帶頭暴動，高喊：“寧可拼死，不殺惡棍，不逐孫隆，誓不罷休!”市民們聞風響應，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后分成6隊，每隊一人帶領，以搖芭蕉扇為號，一路浩浩蕩蕩向稅署沖擊，中途參加的群眾不計其數。暴動的民眾群情激憤，他們包圍了孫隆衙署后，用亂石打死他的參隨黃建節，將抓住的其他五、六個爪牙，捆綁手足，投進河里，并將惡棍湯莘的家放火燒毀。孫隆嚇得喪魂落魄，改易便服，爬墻逃脫。萬歷三十年 (1602) 后，城鄉人民和前線軍兵的反抗斗爭日益增多。那時候，江西上饒、景德鎮，云南騰越，福建漳州等地民眾暴動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萬歷手里，而幾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他知道兵部自會依律派兵鎮壓，他也比別人更清楚，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其實是他自己。那惡名遠播的 “采榷”，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無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將大明王朝推入風雨飄搖之中。

然而，更為直接的威脅，卻來自萬歷最初一無所知、直到萬歷四十四年 (1616) 始覺駭然的北部邊陲。這一年，早就窺視大明江山的努爾哈赤，在統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后，于赫圖阿拉稱汗，國號大金，年號天命，歷史上稱為后金。他本人被貝勒、大臣們尊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從此，脫離過去與明朝的隸屬關系，公開與其為敵。萬歷四十六年 (1618年) 四月，努爾哈赤以殺祖殺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

這一年的春天與以往沒什么兩樣，御花園里照舊桃紅柳綠。庸懶倦怠的萬歷，昏昏然不覺大禍將至，對邊將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撫順被努爾哈赤攻克，守城將士戰死上萬人，街頭巷尾，尸體橫陳，其狀慘不忍睹。告急的羽書，一天數十次地傳來，萬歷這才著了慌，下令逮捕巡撫兼總兵官李維翰。并下決心要與努爾哈赤決一死戰。第二年二月，萬歷命兵部調集了近9萬人的兵力，連同1. 3萬多朝鮮兵，約計10余萬人，號稱47萬大軍，由遼東經略楊鎬指揮，企圖將后金一舉殲滅。那時，萬歷由于驚懼，十分沉不住氣，恨不能立刻發兵。然而戶部卻疏告兵餉缺300萬兩銀子，請求從大內存銀中調撥。當時的大內銀庫，每年增加金花銀120萬兩，所以內幣十分充足。遼東戰事初起時，曾從登州和南京調過兵，也缺兵餉，就是從大內銀庫撥過白銀10萬兩。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在奏疏中說：“那時從內庫撥的10萬兩中，有5. 9萬兩，外表都呈土黑色，是長期不用的緣故。現在戰事緊張，應多調些補充軍需，化無用為有用，保證戰爭的勝利。”但是，萬歷向來都是視內庫為己庫的，自己掏錢用來給國家去打仗，這在一個小商人看來實在是太劃不來了，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類似的疏請。以萬歷那果決的態度，若是非讓他出300萬的話，他或許下令不再進行這場大規模反擊。無奈，戶部只好自己去東拼西湊。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雖然請求撥款百呼不應，但建議加派卻朝奏夕可。萬歷四十六年 (1618) 八月，戶部尚書李汝華疏請增加賦稅，九月，萬歷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賦，每畝加征銀3. 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軍反擊，急需軍餉為由，又決定每畝再增征3. 5厘。到了萬歷四十八年三月，竟決定再次追加，每畝增征銀2厘。這樣，三年三增，因此成為歲額，累計每畝凈增已達9厘，年田賦增征總額為520萬余兩。許多農民因此被奪去土地，流離失所，忍饑受寒，怨聲載道，終于導致后院起火，山東、河南等地農民暴動接連不斷。消息傳到后金，努爾哈赤感慨萬千，深感自己起兵反明是英明勇毅之舉。大明氣數已盡，明朝不亡，斷無天理!

萬歷四十七年 (1619) 二月底，明軍兵分四路合圍遼東努爾哈赤主力。第一路以山海關總兵杜松為指揮，由撫順向東直逼蘇子河谷; 第二路以遼東總兵李如柏為指揮，由清河出鴉鶻關向東; 第三路以開原總兵馬林為指揮，由開原出三岔口自北向南; 第四路以遼陽總兵劉綎為指揮，出寬奠口由南向北。經略楊鎬坐鎮沈陽為總指揮。氣勢洶洶，撲向赫圖阿拉。三月初，杜松率第一路開抵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在這里，被努爾哈赤指揮的十萬后金親兵抄斷后路，圍攻大營。明軍愴惶失措，匆忙應戰，結果被準備充分而又驍勇善戰的后金兵殺得尸橫遍野，薩爾滸山崗一時血流成渠。只一天，第一路軍就全軍覆沒。緊接著，第三路、第四路軍也迅速被殲。幾天下來，明軍損兵4. 6萬余人，折將300余員，被迫撤出遼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薩爾滸戰役后，后金與明王朝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后金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當年，后金兵又攻取開原、鐵嶺等地。十萬鐵蹄踏過遼東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邊墻。

萬歷被深深地震動了。薩爾滸的失利，將亡國的威脅明白無誤地推到了萬歷面前，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困頓和凄涼。不久，就染上病癥。在一年多病情時好時壞的反復折磨中，萬歷想到了死，也想到了他這委曲荒唐、驕奢淫逸的一生。歷史曾經無數次地給過他機會。他有過勤敏好學的少年英氣; 也有過重用張居正實行改革，使國力空前強盛的君主榮耀。萬歷二十年 (1592) 起，他力排眾議，反對妥協、議和，多次派重兵赴朝鮮，與朝鮮軍民一道，抗擊倭冠; 萬軍十九年 (1591)和二十七年 (1599)，他親自調兵平定了西北哱拜父子、西南楊應龍等兩股分裂勢力所發動的叛亂，維護了社會的安寧，更是他平生少有的驕傲。但是，這一切都如電光石火，只閃過一絲亮色，便被他那無可救藥的昏庸遮掩了。他將無法擺脫良心與歷史的譴責。

萬歷四十八年 (1620) 七月，萬歷的病情突然加重，半個多月不思飲食。他深知將一病不起，便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和各部尚書等人到弘德殿，托付他們克勤職守，輔佐常洛。二十一日，萬歷以58歲未老之身，一命歸天。此后不久，被召諸臣出示萬歷遺詔，大意是說，“因為有病，朕多年來只顧靜養，很少赴郊廟早朝，奏疏多為留中，官員缺了不補，加上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搞得民生艱難、內外交困，日思夜想，不勝追悔，剛想改革，卻一病不起，只好有賴后人了。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并對急需辦理的事情做了交待，說：“內閣和各部府大臣，盡快推補;兩次考選的進士等，都授職錄用; 因上疏和礦稅遭貶的官員，酌情復職; 一切榷稅和新增加的織造、燒造，全部停止; 各衙門監管未決的犯人，迅速審決; 軍餉短缺的，多調拔內幣; 陣亡將士也盡快給予撫恤。”然而，這一切無論是死后釣譽，還是真心感悟，都為時太晚了。明王朝已經衰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萬歷身后第7年(熹宗天啟七年，1627)，陜西災民暴動，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萬歷身后24年(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大明王朝徹底崩潰。歷史的懲罰無可逃避。在中華歷史這個滾滾的樂章上，實際上是萬歷皇帝朱翊鈞，最先點下了朱明王朝那個長長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