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主要內容,《大學》導讀

《大學》是儒家經典之一。原為 《小戴禮記》中的一篇。宋代以前，無別行之本。南宋淳熙 (1174—1189) 年間，朱熹合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撰 《四書章句集注》，始列為 《四書》之首。《大學》意為 “大道之學”。本書的作者，眾說不一，約為秦漢之際的儒家著述，是今古文學相同之作。一說是孔丘學生曾參所著，然與《大戴禮記》第四十九《曾子立事》等篇不類。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計有 《大學章句》 1卷，《四書或問》 計有 《大學或問》2卷。《集注》版本頗多，如清乾隆年間《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光緒年間金陵書局刻本等。

曾參(前505—前436)，字子與，春秋末魯國武城(今山東費縣)人。孔丘學生。孔丘稱其 “能通孝道”。(《史記·仲尼弟子》)。提出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吾日三省吾身”、“犯而不校”等主張。相傳孔丘之孫孔伋(子思)曾受業于他。因傳《大學》為其所著及理學 “道統” 說的影響，后被尊為 “宗圣”。

《大學》篇，凡1700余字，要旨綱領有三、條目有八，其意見于篇首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強調了 “大道”應自明“明德”，從自新處著眼，以達到至善的地步。闡述了如欲齊家、治國平天下，應“皆以修身為本”。“知本”則“知之至”，知既至，則“君子必慎其獨也”，而修身又在“正其心”。反映了中國儒家的政治與倫理哲學思想。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命題，對中國思想史的影響深遠。例如，唐代韓愈就認為修身、治心是存于內之 “仁”，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見于外之“義”，仁義結合便是 “道”，用以對抗佛教 “只欲治心”、“不欲治世”的理論。宋代理學推崇“格物致知”的研究，朱熹注《大學》，作“補格物致知傳”、十分強調“即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奇之”、“豁然貫通”等“格物致知”程序，認為這是啟發內心直覺的手段。明王守仁則從 “致知” 引出 “致良知”，強調 “知行合一”，“心即理”，認為“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用以反對朱熹“即物窮理”、心理支離的理論。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講演中認為《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是中國“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像這樣精微發展的理論”，是應當要保存的。

《大學》向附《小戴禮記》，據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記，北宋司馬光著有《大學廣義》一卷，另著《中庸廣義》一卷;程顥《改正大學》與鄭玄注、孔穎達所疏之本有所異，程頤的《改正大學》又與其兄不同，但二程所強調的《大學》為“入德之門”，“致知格物”為“本”的觀念，又為朱熹《大學章句》、《大學或問》所宗。明王守仁有《大學問》一書，為解答其門人提出有關《大學》的問題，主要發揮“致良知”說。清末陳確則異軍突起撰《大學辨》，揭露《大學》非“圣經賢傳”。以批判宋明理學。目前對《大學》的研究，在匯集歷代研究成果方面，尚缺乏系統而整體的研究，開拓新路的著述，尚為鮮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