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戰紀》的主要內容,《普法戰紀》導讀

《普法戰紀》是中國近代思想家王韜編譯的一部歐洲戰爭史。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由中華印務總局活字板排印，共14卷，后又重版，增補6卷。李光廷因其文字冗長，曾整理刪削刊有 《普法戰紀輯要》。

王韜 (1828—1897)，原名利賓，瀚、懶今，1862年后改名韜，字紫詮，仲弢，自號天南遁叟、弢園老民等，江蘇吳縣人。出身于一個塾師之家，自幼受傳統儒家教育，1849年到滬受聘于英國傳教士麥都思所辦的墨海書館，所時13年，與外國傳教士合作譯書數種。1862年曾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而受清廷通緝，亡命香港期間協助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詩經》、《春秋》、《左傳》。1867年赴英譯書。1874年在香港主辦《循環日報》，1879年東游日本，1884年受聘任格致書院掌院，兼《申報》編纂主任。畢生著譯達40余種，著有《弢園文錄外編》、《弢園尺牘》、《淞隱漫錄》、《瀛壖雜志》、《甕牖余談》、《漫游隨錄》、《扶桑游記》等，編譯有《西國天學源流》、《重學淺說》、《西學圖說》、《法國志略》、《俄志》、《美志》等。

《普法戰紀》是王韜在同治十年(1871)完成《法國志略》后，根據張宗良口譯資料以及何玉群、梅自仙、陳藹廷等譯述的文獻，以及各種日報所載資料，“薈萃貫串、次第前后、削偽去冗、甄繁錄要”，依時間先后匯編而成的。書中詳細地介紹了普魯士帝國與法國之間戰爭發生的原因、經過、議和和善后事宜，還分析了戰爭勝敗原因及對戰后國際形勢的預測。為了讓讀者對普法戰爭爆發的背景經過有一個完整的理解，不惜篇幅詳載法國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腦發孚 (今譯法夫爾)、爹亞(今譯梯也爾)、普魯士首相俾思麥、普魯士參謀總長毛奇這些“矯矯不群者”的事跡。王韜在《弢園老民自傳》中稱此書“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偽變幻，無不畢具。”山川地理，民俗風氣，政治制度，亦無不備載，“于是談泰西掌故者，可以此為鑒”。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書中對巴黎公社的情況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書中還注意區分 “君為主”、“民為主”和“君民共為主”這三類政體，并準確地指出君為主的俄羅斯、普魯士稱帝，西語曰 “恩伯臘” (即Emperor)，民為主者稱總統，西語曰 “伯理璽天德”(即President)，君民共為主者稱王，西語曰 “京”(即King)，這種譯名方法影響深遠。書中還第一次翻譯了法國著名的《馬賽曲》，堪稱漢譯法文詩最早的一首。該書還體現了王韜欲以“人事”來應天變的思想。他認為法國之敗是由于忽略了歷史的趨勢，忽略了普魯士的興起和本國的衰弱，但是失敗可以成為轉敗為勝的關鍵，只要法人能 “準天道而權諸人事”。由此可見，王韜在編譯這部戰爭史的過程中，心中始終想著中國的變革。

此書完稿后未及馬上付印，但“鈔本流傳，南北殆遍”，知識界爭相頌讀，耳目為之一新。當時的洋務官僚、封建士大夫和維新派人士都很重視此書。曾國藩稱王韜為“未易之才”，李鴻章認為其“識議宏遠”，是一“佳士”，丁日昌則稱其“具有史筆，能兼才、識、學三長。”陳桂士在《普法戰紀序》中講： “當今名公偉人皆譽之不容口，則是書之足傳于后也”。20年后，梁啟超在 《西學書目表》中專門列入此書，在 《讀西方書法》一文中把此書作為“皆足觀”的紀事本末體外國史，列為學習西學的必讀書之一。該書在日本之影響不亞于在中國。日本知識界對王韜《普法戰紀》欽慕不已，與明末的朱舜水相提并論。清光緒四年(1878)日本有陸軍文庫翻刻本、光緒十三年(1887)又有山田榮造校勘的大阪修道館本，汪向榮《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一文認為此書在日本翻刻、訓點出版漢譯西洋文化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方面借助中國漢譯本而吸收西洋文化的翻刻本中的最后一種。日本學者岡千仞在跋王韜 《扶桑游記》中稱： 《普法戰紀》“傳于我邦，讀之者始知有王紫詮先生，之以卓識偉論，鼓舞一世風痹，實為當世之偉人矣”。

參考文獻

• 1. 汪榮祖: 《王韜變法思想論綱》,周陽山等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 2. 汪向榮: 《日本教習》,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