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莊子小說的藝術特色

莊子小說取材較廣，因而其小說種類亦較多，大致可分寓言小說、志怪小說、歷史小說和社會小說四類。對此四類小說，這里不分別論述。莊子小說最為顯著的特色，有四方面：一是歷史人物，面貌一新；二是塑造形象，新穎奇特；三是故事生動，饒有情趣；四是宣揚道義，高深莫測。對此諸多問題下面分別予以論述。

其一，歷史人物，面貌一新。莊子小說中所描寫的歷史人物，并非保留歷史人物的原貌，作者都按照自己的思想，對歷史人物做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注入新的血液，賦予其嶄新的面貌。如莊子小說中出現的黃帝、堯、舜、禹、老子、孔子、跖等歷史人物，都與其原來的歷史人物面貌迥然不同。黃帝是傳說中的中國遠古時代的五帝之一，教誨初民播種五谷草木，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黃帝又是傳說中的道家的始祖。《漢書·藝文志》記載，《黃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漢代稱道家為“黃老”，即本于此。然而，莊子小說中的黃帝，卻被描寫成不懂“長生”之道，不曉“無為而治”的平庸之輩。莊子有兩篇小說，即把黃帝塑造成此等人物。一篇是寫黃帝問廣成子以“至道”（《莊子·在宥》）的小說，說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黃帝聽說廣成子修身一千二百歲，住在空同之山，便去問他“至道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廣成子非常藐視黃帝，把他看成不懂“至道”的俗人，并批評黃帝說：“自而治天下，云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益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受到廣成子的批評和奚落，便捐天下，筑室獨居，席白茅，閑居三月，然后復往求教于廣成子。當時，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聽到黃帝改變“佐五谷、養民人”的治國初衷，而問“長生”之道，便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于是便告訴黃帝“至道之精”和“長生”之術。廣成子說：“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生長……”活畫出廣成子這個道家的形象。廣成子還告訴黃帝說：“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并聲稱：“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廣成子把“至道”說得虛無縹緲，神秘莫測；把自己說成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的長生不死的神人。黃帝卻成為渺小的凡夫俗子。劉鳳苞評論此篇小說道：“如此篇駁倒黃帝，真足令治天下者，嗒然自喪，不敢有所作為。”

莊子另一篇寫黃帝問牧馬童子“為天下”之道（《莊子·徐無鬼》）的小說，亦把黃帝描寫成非懂“無為而治”的庸人。牧馬童子則是深諳“至道”的天師。牧馬童子告訴黃帝：“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意謂治天下，要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否則，沉迷于強治天下，就會有害于天下。以牧馬之道，來比喻治天下。由此可見，莊子小說中的黃帝，與史書上記載的黃帝形象判若兩人。莊子小說中的黃帝，是小說家的再創造，自然不能同史書中的黃帝形象等量齊觀。

諷刺儒士，奚落孔子，已成為莊子小說的一種鮮明主題。司馬遷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所以，莊子小說中孔子的形象，同歷史上孔子的形象不同，則變成了另一種人格。莊子“戲薄圣人”，即謂此。自然，我們不能以莊子小說中孔子的言行，去評價孔子。莊子小說中所描寫的儒士，亦是虛構人物，并非歷史真實。今人寫歷史小說，講究基本符合歷史真實，莊子隨心所欲，并不講究這個。

“莊子與魯哀公論魯服”（《莊子·田子方》）的小說，具有深刻的諷刺意味。寫莊子見魯哀公，魯哀公對莊子說：“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意謂魯國儒士甚多，沒有什么人會去學習先生的道家學說。莊子卻說：“魯少儒。”哀公說：“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說：“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唯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門。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看到此情，便說：“以魯國而儒服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小說諷刺“儒士”虛偽者甚多，大都故作姿態，沽名釣譽，自欺欺人。劉鳳苞評論此篇小說謂：“甚矣！真儒之少也，為魯國慨嘆。即以堿砭天下后世之為儒者。李太白有《嘲魯儒》詩，蓋從此脫化而去。”可見，小說批評儒士，是針對時弊而發，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從歷史角度而言，魯哀公去莊子二百余年，小說中的魯哀公與歷史上其人，亦殊不相同。小說中的魯哀公經過莊子的改造，已經面貌一新，成為徒有其名的子虛烏有先生。

“盜跖教訓孔子”（《莊子·盜跖》）的小說，可謂驚世駭俗，頗為引人矚目。“盜跖”，有的說他是黃帝時人，有的則說他為秦國人，總之，他與春秋末年的孔子，相距甚遠，作者硬把他們扯在一起，讓“盜跖”教訓孔子，真是想入非非，令人嘆為觀止。小說寫“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娶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把一個古代人民起義領袖，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大盜的形象，真是駭人聽聞，令人毛骨悚然。就是盜跖此等人物，孔子竟然要去說服他改惡從善，悔過自新。孔子卑躬屈膝，求見盜跖。當時，盜跖方休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謁者通報，孔子來見。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發上指冠，指名痛斥孔子說：“此夫魯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之肝益晝鋪之膳。”而孔子仍然低聲下氣，再次求見盜跖。孔子趨而進，避席而走，拜見盜跖。盜跖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前來！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孔子聽完盜跖的教訓，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所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小說寫盜跖教訓孔子，以及對盜跖和孔子形象的刻畫描寫，極為生動形象，精彩動人，扣人心扉，堪稱小說家的絕妙之筆。

莊子小說中的諸多歷史人物，盡管姿態百出，人物各異，然而亦盡如作者塑造黃帝、孔子、盜跖的形象一樣，皆賦予其新的思想，新的面貌，讓他們在特定的歷史舞臺上，認真地表演，盡情地歌唱。而這諸多歷史人物，畢竟是經過作者藝術化了的人物，與歷史上的其人其事，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其二，塑造人物，新穎奇特。劉熙載說莊子“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的確道出莊子小說異想天開、雄奇瑰麗、新穎奇特的特點。

莊子小說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皆與儒家學派的人物大異其趣。莊子筆下的人物形象，無不深深打上道家思想的烙印，新異奇特，走弄百出。莊子主張順應自然、安時處順，認為妄為即有害，或害一己，或害天下。在其反映此種思想的小說中，他所描寫人物的言行舉止、音容笑貌，與莊子的這種思想如出一轍。如“老聃死，秦失吊之”（《莊子·養生主》），寫老子故去，友人秦失前往吊唁，號哭三聲而出。對他此種表現，其弟子深感驚訝，便問道：“非夫子之友邪？”秦失說是他的朋友。弟子又問：“然則吊焉若此，可乎？”秦失說可以。于是，他就把“號哭三聲而出”的原因，告訴弟子。他說先前，以為老子是平常之人，現在看來，老子并非常人。剛才，去吊唁老子時，看見老者哭他，如哭其子；少者哭他，如哭其母。他們所以聚會到此吊唁老子，必然有不想吊唁而吊唁、不想哭而哭之。他們如此吊唁和哭老子，皆失去天性、違背真情。因為他們不知道，老子生時是應時而來；死時是順時而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在古代，這叫“懸解”（即天帝之桎梏被解除）。秦失說他吊唁老子，三號而出，正是這個原因。通過此篇小說，我們不難看到，秦失這種奇怪的形象及其反常表現，正是莊子安時處順、哀樂不入的養生之道的曲折反映。對于一般并非精通莊學的人來說，像莊子筆下秦失此等奇人，是難以理解的。甚至古代有的著名治莊學者，由于一時疏忽，對于秦失的反常表現，亦百思不得其解。如清代治莊學者林云銘，他對莊子此篇小說的旨趣何在，就尋覓不出答案。因此，他說：“本題（按指《養生主》）是養生，說及死，已為奇矣。乃吊而不哭，反對夫人之哭，尤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設想？大奇！大奇！”從林氏驚乎秦失這個人物為“大奇”，“不知其從何設想”，亦正可說明莊子小說塑造人物新穎奇特的突出特點。

為了更加突出地表現其不能妄為，而應順應自然的主題，莊子還塑造一些群體人物形象，以加重表現作品的主題思想。如子祀、子輿、子犁和子來四人為友（《莊子·大宗師》）的小說，其中所描寫的這樣四個人的離奇古怪、超出常人的表演，正是為了表現其不能妄為，而應順應自然的旨趣。此等四人，談吐非凡，設想離奇，相互談話說：“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熟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小說開頭，就把他們描寫成為體道者的形象。接著，小說寫過了不久，子輿有病，子祀前去慰問。子輿感嘆地說：“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按拘攣不直貌）也。”意思是說：造物者讓他雞胸駝背、頭下垂而背拱，五臟脈管在上，面頰隱藏在肚臍里，肩高于頭頂，頸椎指天，陰陽之氣錯亂不調。但其心地寬閑，若無其事。他蹣跚而行，鑒于井說：“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問他：“女惡之乎？”答曰：“亡！”并且侃侃陳詞說：假若把我左臂變為雞，我就用來報曉；假若把我的右臂變為彈，我就用來打鸮鳥，烤肉吃；假若把我的尻骨變為車輪，把我的精神變為馬，我就用來當車乘。接著，他又感嘆地說：“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吾又何惡焉！”意謂他并不厭惡造物者把他變成此等丑惡形象。小說寫又過了不久，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環而哭泣。子犁前去慰問，便呵斥人們避開，不要驚恐子來的生死變化。他倚其戶與其語說：“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犁的問話，不著邊際，真是荒唐可笑。不過，通過子犁的奇怪問話，說明他認為子來的死去，如同大自然的變化一樣，是不足驚怪的，也不值得悲傷。更加奇怪的是，子來的回答，更是令人微妙難識。他說：“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意思是說：陰陽（按即道）要他死，他不聽，真是兇頑不順，大道是沒有罪的。言外之意，是說他應當安時處順，聽從造物者的安排。在這里，我們不難看出，莊子小說的荒誕神奇，就在其小說中的人物新穎奇特、怪態百出。莊子就是通過小說中此等神奇的人物，“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出神入化的靈境，來表現他所宣揚的不要妄為，而應當順應自然的深邃哲理和道義的。劉鳳苞贊賞此篇小說道：“不規一格，一似有意出奇！”又云：“抉天人之奧，破生死之關，爽若哀梨，快若并翦，幾于辯才無礙，獨擅其長……靈氣往來，融成一片，正見四人之莫逆心也。后來著述家，惟有龍門子長有此神境。”作為莊學大師，此種見解，的確頗具慧眼，不同凡響。但是，莊子小說中所虛構的荒誕神奇人物，亦并非憑空而來，都可以從自由曠達、不受約束的莊子的個性得到印證。莊子是個幽默詼諧、具有高深道義和豐富哲理的學者，他的小說所塑造的各種奇特人物，“不規一格”，多如繁星，變幻莫測，層出不窮，猶如傀儡紛紛登場，令人目不暇接。也可以這樣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大都以鬼妖狐怪，翩翩起舞，而令人傾倒。而莊子的小說，卻以奇人怪人紛紛登場做戲，而令人拍案叫絕。不僅《莊子·德充符》中神態各異的丑怪之人，令人目不暇接，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即使莊子用浪漫主義筆法創作的小說，其藝術成就與西洋小說拉伯雷的《巨人傳》相比，亦有過之而無不及，能給人以無窮的樂趣。如“任公子為大鉤巨緇”（《莊子·外物》）的小說，寫任公子以五十頭犍牛為釣餌，蹲在會稽山上，投竿東海，旦旦而釣，一年不得魚。之后，大魚食餌，牽動互鉤，餡沒海水，鶩揚奮鬃，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駭千里。任公子把此魚剖開曬干，浙江以東，九嶷山以北，人們皆能飽餐此魚。作者創作此篇小說，其主旨是諷刺“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其中深奧的思想，在此，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從藝術上而言，莊子以如此夸張筆法，寫出如此驚天地、動鬼神的藝術結構，此等奇人奇事，在世界文庫中亦頗為罕見。可見，劉熙載說莊子“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并非虛言。

其三，故事生動，饒有情趣。一般說來，作為小說而言，大都具有故事生動、饒有情趣的特點。若與莊子小說相比，一般小說的此種特點就會頓然失色。我們說莊子小說故事生動、饒有情趣，是因為它的故事情節鮮明生動，人物形象活潑逼真，呼之欲出，躍然紙上，能叩人心扉，令人喜聞樂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和誘人的藝術魅力。“老聃死，秦失吊之”“盜跖教訓孔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等是這樣，莊子反映“絕圣棄智”而民自化，葆于常真而不失至變，守氣全神而可以養生等小說，亦充分表現了作者此種非凡的藝術才能。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發窺阿門”（《莊子·外物》），就寫得趣味盎然，頗有戲劇性。小說開端即引人入勝，寫宋元君夜半，夢見有人被發窺阿門。被夢之人，是何許人？并非是人，卻是一個“神龜”。神龜見夢，告訴宋元君：我來自宰路（淵名）之淵，作為清江的使者，被派往河伯之所辦事，卻被漁人余且捕捉。我來請求你拯救于我。翌日，宋元君會朝，令余且獻龜。宋元君得五尺白龜，欣喜若狂，是殺之，是活之，舉棋不定。占卜，卜者說：“殺龜以卜吉。”遂殺白龜，用來占卜，七十二鉆，無不靈驗。小說的篇幅并不長，故事情節卻生動曲折，頗有情致。白龜見夢，宋元君會朝，余且獻龜，卜者說“殺龜以卜吉”，殺龜，占卜而無不靈驗等，故事情節波瀾起伏，曲折動人，頗有戲劇性。作者唯恐讀者窺視不到小說的旨趣所在，最后又讓孔子登臺表演，點明主旨說：智有所困，神亦有所不及；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極其生動形象地反映了老莊“絕圣棄智”而民自化的思想。

莊子小說設計的故事情節和刻畫的人物形象，都是經過作者的匠心獨運、精心設置和描寫的，故事情節較為復雜，人物形象較為豐滿，并不像先秦寓言和神話故事情節那樣簡單、人物形象那樣干瘦。“孔子見老聃”（《莊子·田子方》）小說，把孔子求教于老子的形象，刻畫得更加栩栩如生、活靈活現。老子作為道家的化身，其形象刻畫得越發逼真。他們師生卻代表儒與道兩派，道術不同，形象殊異，在莊子給他們設置的文藝舞臺上，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小說寫孔子去見老子，看見老子新沐，在披發而干，全神貫注，呆若木雞，好似非人。孔子對自己看見的老子的此種形象，產生了懷疑，以為是自己眼花繚亂，老子并非真的就是此種形象。因此，便問老子：“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老子說：“吾游心于物之初。”小說開頭把孔子同老子的簡短交談，及其對他們形象的描繪，就非同凡響，頗能扣人心弦，令人產生濃郁的懸念。接著，就寫孔子向老子提出許多問題，諸如什么叫“游物之初”？怎樣游虛無之道？以及游虛無之道的方法等。老子對于孔子提出的問題都作了回答。說明行小變不失大常，喜怒哀樂不入胸次；視四肢百體為塵垢，死生終始為晝夜；至人之德，無為而自然，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不修而自能焉等，用道家思想教誨了孔子。孔子說：“丘對于道，就好像醋中的蠛蠓，沒有夫子的啟迪，就不會知道天地之大全”。此篇小說之所以會使人產生濃厚的興趣，就在于它反映了儒、道殊途，塑造了新奇怪誕的形象，體現了道體微妙難識的異境奇趣。劉鳳苞說此篇小說：“末句收到天地之‘大全’二字極妙，天地是個囫圇的，而萬物并包于其內。無物之象，有物之精，得其最初者，乃能超出于萬物之外。得其大全者，乃能主宰乎萬物之中。前后俱覷定一‘真’字，其行文則大含元氣。”把一篇旨趣，說得最為透徹。

“桓公田于澤”（《莊子·達生》），寫得生動活潑，妙趣橫生，洋溢著樂觀的精神，更能令人賞心悅目，在莊子小說中又是一格。小說寫桓公田獵而見“鬼”，管仲御，公撫管仲手說：“仲父何見？”管仲說：“臣無所見。”桓公返，呻吟成病，數日不出。齊士皇子告敖告訴桓公說：“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于是，就把桓公得病的原因講述一番。皇子說桓公：“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聽完皇子的話，仍然追問：“有鬼乎？”皇子明白桓公的心病，因而故意說有鬼，就把自己杜撰的各種怪物，如“澤有委蛇”等等，向桓公述說一遍。桓公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說：“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由于皇子此話，正符合桓公急于稱霸的心理，所以桓公囅然而笑說：“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皇子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故事生動形象，滑稽可笑，頗有諷刺意味。總之，莊子小說的故事情節，大都有戲劇性，具有百讀不厭的效果。

其四，宣揚意義，高深莫測。我們可以看到，對于莊子來說，無論是志怪小說、歷史小說、寓言小說，還是反映現實的社會小說，其中蘊含的深邃道義和哲理，皆費人索解、高深莫測。所以，在讀莊子小說時，往往會感到猶如墜入十里云山，尋覓不到蹊徑所在。若不深諳老莊之道，其主旨并非在于批判儒道、戲弄“圣人”，而是在宣揚養生之道。我們從盜跖教訓孔子的一段話中，即可清晰地看到小說的主旨所在。盜跖說：“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顯而易見，小說的主旨是在宣揚悅志意、養壽命，逍遙無為的“全真”思想。前面談到的“桓公田于澤”那篇志怪小說，似乎表面是在說明精神作用，可以起死回生，其實它深蘊的主旨亦是在宣揚莊子的養生之道。清代的莊學大師們，早就看破它的廬山真面目。宣穎說：“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神之系于人也如是，使桓公知養神，鬼無能侵之。”劉鳳苞說：“借證桓公之病，以明養生之道，在守氣而全神。”所以，有人說此篇小說的主旨是：“說明精神因素對人生命的作用，既可以致人于死地，也可以救死回生。”

莊子小說取材廣泛，描寫形式多種多樣，因此，他宣揚道義和哲理的小說也變化多端，撲朔迷離。乍看起來，有時好像它的主旨在此，經過反復探究，就會發現它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彼。“鄭有神巫曰季咸”（《莊子·應帝王》）此篇小說，頗令人有此之感。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在說明作者不相信“相術”的唯物思想，實際上它深含的哲理和道義，是在宣揚莊子雕琢復樸，立于不測，游于無為的思想。我們仔細研讀此篇小說，就不難看到它的旨趣所在。小說寫號稱“神巫”的季咸，精通相術，給人相面，能看出人的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并能說出其年、月、旬、日期限，靈驗如神。因此，鄭人唯恐其言不吉，見到他，皆逃避而去。而列子見之心醉，想傳其術，認為其為道術之最，其師壺子差之甚遠。其實，壺子是道家大師，道術高深。壺子告訴列子說，我教授給你的只是道術的表面，還沒有教授給你道術的實質。壺子根本不相信季咸的相術，便讓列子把季咸引來給他相面，以破其術。壺子氣功功夫頗深，見到季咸，先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即似生而卻不動不止，“將生機萌乎九地之下，若生而不生”。季咸大驚，以為看到壺子死相，便對列子說：“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連用三個“矣”字，“術士口角如生，毛發俱動”。列子以為老師真的要死，悲傷異常，泣涕沾襟。此時，壺子又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于踵，即“陽氣蒸于九天之上”，一念不染，勃然生氣，自踵而發。季咸見之，驚異地對列子說“幸矣！子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術士慣用此副自贊話頭，曲曲寫出”，真是傳神寫照之絕筆。壺子又示之以“太沖莫勝”——陰陽二氣，合為一氣，非動非靜，陰陽俱渾。季咸見之，對列子說：“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相焉。試齊，且復相之。”“不齊”，宣穎說是“動靜不定”。最后，壺子又示之以“末始出吾宗”——虛而委蛇，即心地虛寂，而隨物化。季咸見之，“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讓列子馬上追趕，列子追之不及，而對壺子說：“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知！”季咸自欺欺人的相術敗破，原形畢露，落荒而去。林云銘說季咸：“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連舍鄭國而他往，蹤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此時真相大白，列子感到慚愧，始悟未嘗學到真道，便自歸家：“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列子“去其雕琢之跡，以復還淳樸之天”，萬象紛紜，一概封住，超然于塵埃之外，立于不測，游于無為，進入道之化境。小說以此終結，真是虛無縹緲，韻味無窮。盡管小說旨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但予以點破，便會有柳暗花明、豁然開朗之感。

值得思考的是，莊子小說的旨趣，為何如此令人費解呢？莊子作為道家、哲學家兼文學家，與孟子、荀子、韓非等人不同。孟子等著作論說事理，雖然也使用了不少比喻和寓言故事或小說，而從總體上說，他們主要還是用抽象思維來論說事理的。莊子則與其不同。莊子著作微妙玄通的道義，深奧難識的哲理，大都是用小說和寓言故事的形象思維來表達，把要說明的事理深蘊在朦朧恍惚的形象之中。莊子認為：“大道不稱，大辯不信”（《齊物論》）；“可以言傳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天道》）。所以莊子直接用形象來表達“意”。在此點上，莊子與《周易》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的思想是一致的。因而，莊子小說更令人難以索解，容易使人產生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