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內容

從思想內容上看，《孫子兵法》表現出把握整體、強調人的主觀努力、注重變化的思想特征。下面對此進行簡要說明：

第一，從整體上認識把握軍事活動。《孫子兵法》沒有簡單地以兵論兵，而是把軍事活動放到人類社會活動的整體中考慮，重視敵我雙方政治經濟實力的比較，講大計、重謀略，具有明顯的系統性思維特征。

《孫子兵法》一開篇就提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計》），指出用兵打仗是國家大事，關系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必須高度重視，認真考察研究。就是說，國君和大臣在戰爭發生之前必須進行全局謀劃，仔細比較敵我力量，權衡利弊得失，如果勝算大，才選將出征。

從哪些方面著手制定戰略計策呢？孫子明確提出，“五事”“七計”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基本因素。“五事”就是“道”“天”“地”“將”“法”；“七計”是圍繞“五事”進行七個方面的比較。

在“五事”“七計”中，“道”都居于首位，最為重要。按照孫子解釋，“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孫子兵法·計》）。“道”是民眾與君主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即老百姓與統治者的關系，實質上是戰爭背后的政治，包括戰爭的合法性、通過戰爭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確立的政治原則，孫子將其視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

除此之外，“天”“地”即天時（晝夜、陰晴、寒暑等季節情況）、地利（高山洼地、遠途近路、險要平坦、廣闊狹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條件）也是制定戰略時要考慮的。

“將”是軍隊的管理者和指揮者，是整個軍隊的核心，對戰爭勝敗負有直接責任，孫子認為將領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有深謀遠慮之智、賞罰分明之信、愛兵如子之仁、沖鋒陷陣之勇、令行禁止之嚴。

“法”是軍法，凡與軍隊編制、后勤、配給、訓練有關的諸多事項都屬于軍法，孫子主要強調“曲制、官道、主用”三個方面，就是軍隊的組織建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將吏職責即軍隊指揮系統，還有糧道和軍需軍械等與后勤保障有關的情況。

“五事”既明，再從七個方面比較敵我雙方的優劣：“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孫子兵法·計》）看哪一方君主的政治開明；哪一方將帥的指揮高明；哪一方占有天時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貫徹執行，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哪一方軍隊裝備配給有充分保障；哪一方兵卒訓練有素；哪一方賞罰公正嚴明。

由上面列舉的“五事”“七計”可以看出，孫子認為應從整體上把握軍事現象，在戰前全面系統地考慮涉及戰爭的各個方面，如古人所論“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于內，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要打勝仗必須有戰略眼光，能夠看到戰爭不僅靠戰場上的廝殺，也是戰爭指揮者智慧的比拼，更是敵我雙方國力（以政治、經濟為主）的較量。

孫子還具體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孫子兵法·形》）敵對雙方力量的對比是這樣產生的：雙方都有面積不同的土地（度），一定面積的土地繳納一定容量的軍糧（量），征發一定數量的士兵（數），于是敵我的實力就可以比較（稱），比較的結果，有優勢的一方勝算就大（勝）。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兵、農是戰爭之本，這就突顯了經濟基礎在戰爭動員等軍事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比較雙方實力以后，孫子指出，百戰百勝不算是最高明的，不用戰爭而以政治經濟等綜合實力迫使敵人屈服，才是最明智的，即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

正是基于這些認識，孫子提出“兵貴勝，不貴久”（《孫子兵法·作戰》）的作戰原則，戰爭如果不能迅速取得勝利，曠日持久，必然導致國力衰竭，甚至國破家亡，“其用戰也，勝久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也。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同上）孫子對用兵之害保持著清醒的認識。所以，他主張：“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孫子兵法·形》）要掌握戰爭勝敗的決定權，就要修明政治，軍民一心，積極發展生產，充實國家的財力物力。

第二，重視人的自覺性（或主觀能動性）。《孫子兵法》強調在戰爭過程中，對敵我行動的分析研判、戰爭主動權的取得、行動計劃的落實等都離不開人的主觀努力。

大敵當前，一切都以實力為依據，感情用事或依賴鬼神都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因此，孫子論人的自覺性，首先表現在對人之清醒冷靜的理智態度的充分重視。孫子屢言“知”（即人的預見性，分析、判斷、理解的能力）。在《計》篇，通過“五事”“七計”對敵我雙方實力進行比較，看誰得勝的可能性大，“以此知勝負”，就是說戰爭勝負的大局是能夠經過比較計算來判斷的。《謀攻》篇更有孫子的名言：“知彼知己，勝乃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地形》篇也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孫子認為戰爭的指揮者只有對彼己雙方的情況、天時地利等影響戰爭的因素有清晰認識，才能做出正確判斷，制訂相應的行動方案。孫子把從實際情況出發的理智思考（知）作為其思想的重要基礎，具體的戰略部署和實戰原則都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制定。

將領是軍隊的統帥，戰爭的實際指揮者，孫子非常重視將領的作用。“夫將者，國之輔也。”（《孫子兵法·謀攻》）“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兵法·作戰》）他認為將領是輔助國家的骨干，關系到國家的強弱，并把深知用兵之法的將領比作天上專門掌管民眾性命的“司命”之星，能夠使人民避免過多的犧牲，使國家轉危為安。

孫子提出兩個重要命題，一個是“勝可知，而不可為”（《孫子兵法·形》）；另一個是“勝可為也”（《孫子兵法·虛實》）。二者看似互相矛盾，實則大有深意。

前一個命題是說，敵我實力的強弱可通過事先比較計算而知道，實力強的一方取勝的可能性大，但并不等于一定會取得勝利，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戰爭實例很多。所以，實力強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看將領如何用兵，揚長避短，把己方的優勢發揮到極致，這就引出了后一個命題——“勝可為也”。孫子認為戰爭的勝利是可以通過人的主觀努力獲得的，優秀的將領是“善戰者”或“善用兵者”，能夠根據戰場具體情況采取應對措施，克敵制勝。其突出表現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孫子兵法·虛實》），牢牢掌握戰場主動權，能夠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調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軍隊指揮者在確保己方不犯錯或少犯錯的前提下，制造假象，迷惑敵人，盡量引導敵方多犯錯、犯大錯，進而抓住時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兵法·計》），給敵人意想不到的致命打擊。

因此，“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孫子兵法·行軍》），兵力并不是越多越好，只要不盲目冒進，并且能夠集中力量、判明敵情、戰勝敵人，就有望取勝。可見，對于將帥來說，用兵在于發揮主觀能動性，足智多謀非常重要。

第三，重視變化，強調在變化中思考和行動。戰場局勢，瞬息萬變，各種現象錯綜復雜，用兵之法，講求因敵變化。《孫子兵法》對軍事活動的理論思考揭示了許多由敵我形勢變化而起的相反相成的對立范疇，具有很強的辯證性。

戰爭是事物矛盾運動最尖銳、最劇烈的一種形態，它要求參戰者迅速掌握戰場的具體情形，不斷觀察、了解、分析、權衡、判斷、決策，直接針對對方采取行動。戰爭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軍事計劃都要落實到軍隊的實際行動中，在行動中不斷修正、改變。戰爭的動態性本質說明人們不能局限、拘泥、束縛于現成的認識框架，它不允許人們從容不迫地論辯、剖析，而是迫使人們最大限度地進行開放性思考，通過戰爭的艱苦實踐訓練出來的思維方式是靈活多變、注重實效的。

孫子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提出“兵者，詭道也”（《孫子兵法·計》）、“兵以詐立”（《孫子兵法·軍爭》）等命題，就是說用兵是一種詭詐的行為，它千方百計地隱蔽己方的意圖，又想方設法誘導敵方犯錯。孫子進一步用“形”和“勢”這兩個概念進行解釋。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孫子兵法·形》）孫子用比喻的方法說勝利者指揮軍隊作戰，就像掘開在極高處的積水一樣，積水的重量加上奔騰而下的速度能產生巨大的沖擊力，打垮對方。“形”首先是擁有強大的實力基礎，然后在運動變化中使實力得到最大的發揮，善于防守，則“藏于九地之下”；善于進攻，則“動于九天之上”（《孫子兵法·形》），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而迫使敵人露出破綻。“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孫子兵法·勢》）“勢”就像高山之上的圓石飛滾而下，形成不可阻擋的力量，就是說在戰場上要造成對己方有利的態勢，順勢而下形成強大的攻擊力。“形”與“勢”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目的就是在運動變化中尋找機會，通過高效的指揮系統，根據敵情及時調整計劃，取得勝利。

孫子用“神”和“巧”說明善于應變帶來的效果。他把實戰比喻為水的流動，說：“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兵法·虛實》）因敵變化就是不憑主觀臆斷制訂作戰計劃，也不墨守成規，而是隨機應變，使己方始終處于主動和有利的地位，取得戰爭勝利，這就是“神”。只有善變，出其不意，才能在決戰中以隱蔽性和突然性給敵方造成致命打擊。孫子將變化的高超技巧稱為“巧”，所謂“為兵之事，在于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孫子兵法·九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討戰爭變化的過程中，孫子揭示了軍事領域中的許多對立范疇，如敵我、眾寡、強弱、攻守、進退、勝敗、動靜、虛實、欹正、勞逸、勇怯等等，并注意到對立雙方發生轉化的可能性和條件。他要求將帥凡事都要考慮到戰爭的正反兩個方面，“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孫子兵法·九變》），在不利的情況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會失去信心；在有利的條件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避免挫折。這就表明孫子提出重變思想是為了對戰爭進行全面的、有聯系的觀察，并注意戰爭形勢的變化。

簡言之，我們可以從重全（即戰爭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系統中的一個方面）、重人（即戰爭要求充分發揮人的自覺性）、重變（即因敵變化是戰爭中產生的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這三個方面理解《孫子兵法》的思想特色。三者密切聯系，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其中“重全”是戰爭的基礎，“重人”是戰爭的關鍵，“重變”是戰爭的本質。

另外，《孫子兵法》含有可貴的道德化色彩，攻城略地、傷人性命并不是其最終目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理想的戰爭方式和境界。戰爭是政治與外交的延伸，《孫子兵法》的戰爭觀具有重要的現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