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地域文化·遼金元時期地域文化生態與文學創作格局

遼金元三朝歷經數百年，即使在元統一前其轄地范圍也達數千里之廣。北方地域文化，只是對其基本文化風貌的一個總體概括。具體而言，由于地理背景、行政區劃的不同和歷史文化傳統的沿襲，在這塊廣袤的大地上分布著多種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態，由此而構成了北方地域文化生態體系豐富多彩的面貌。文化生態是文化適應其生存環境而生成的存在形態。它反映著文化發育的地理背景給予文化的作用和制約。一定的文學形式總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中生存、發展和完善的。一般來說，文化生態的分布也決定了文學創作的大體格局。因此，我們討論遼金元文學的地域文化特色時，便不能不將三朝文學放在具體的文化生態環境中來考察。如果只著眼于元統一前的北中國，這

一地區的文化生態主要包括了總屬于中原漢文化圈的燕趙文化帶、河汾文化帶、齊魯文化帶和汴洛文化帶、京都文化帶等，此外，遼金元時期的北方地域文化生態中還包括了遼南文化帶，這一地區自戰國以來歷代王朝都作為直接統治的區域，經過契丹、女真及蒙古幾代的開發，其文化已相當發達，在遼金元三朝出現了不少知名的文士，其創作也頗有特色。北方中原文化圈的外圍是北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草原文化圈。所謂北方地域文化也就是這些文化帶的組合與融會。由于文化生態環境的熏染和制約，各文化帶上的文學風貌也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對此大略描述如下。

(一)燕趙文化帶及其文學 燕趙文化是遼金元時期北方地域文化的核心，這一文化帶的地域范圍大致包括了今天的河北和河南南部部分地區，相當于金時的中都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和大名府路，包括在元時的中書省內。北京由于遼金元時期已成為京城，因而北京地區在燕趙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京都文化，故當另論。燕趙文化成熟于戰國時期，由于處于漢、胡交界之地，歷史上戰爭頻仍，是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發生沖突與融合的主要交會地，因此這一地區人口中各民族血緣融合的成分比率當為最高。至遼金元，這種民族對峙與融合進入一個更為廣泛和深刻的時期，成為燕趙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唐代之前，燕趙地區，特別是燕地，始終處于政治、文化的邊緣地帶，自契丹人在北方建立遼朝，進而設燕京為南京，金、元繼之以燕京為中都、大都，從此政治中心北移，燕趙地區也由此成為中央直隸的“腹里”之地。燕趙之地特有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造就了其“好氣任俠”、“博戲馳逐”的文化性格，由此影響到其文學雄峻古樸、悲壯慷慨同時又縱情逐樂的審美特征，這在遼金元時期表現得很突出。

至唐，隨著燕趙地域位置的日趨重要，一向比較蕭條的文壇始有起色，出現了高適、賈島等著名文學家。金元之時，燕趙文學迎來它的黃金時代，首先是金元文壇出現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士，著名者如金代的蔡松年(真定人)、蔡珪(真定人)、趙秉文(磁州滏陽人)、王寂(薊州玉田人)、王若虛(真定槀城人)、李純甫(陽原人)、李冶(真定欒城人)、楊果(安國人)、白華(真定人)，元代的白樸(真定人)、胡祗遹(武安人)、魏初(陽原人)、安熙(真定槀城人)、劉秉忠(邢州人)、盧摯(涿州人)、張弘范(定興人)、張之翰(邯鄲人)、張埜(邯鄲人)、劉因(雄州容城人)、蘇天爵(真定人)、李文蔚(真定人)、鄭天廷(相州人)、許有壬(相州人)、許有孚(相州人)^①。由上列名單可看出，這些人由北向南主要分布在保定—真定—邯鄲—相州一線，形成了一個以真定為中心的作家群落。其中蔡松年、趙秉文、王若虛、白樸代表了當時詩、文、詞、曲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最高成就。這一時期，燕趙文學創作方面最有特色的是詞、曲。蔡松年直接承繼蘇軾詞風，開創金元詞一脈清剛健爽的“北宗”風范，直與南宋詞相抗禮。受燕趙尚游冶博戲文化傳統熏染的燕趙文人，在元曲創作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使真定成為雜劇藝術的一個策源地和創作、傳播的中心，落籍真定的白樸被譽為“元曲四大家”之一，所作《墻頭馬上》《梧桐雨》典型地體現了燕趙文學的藝術追求。

(二)河汾文化帶及其文學 打開地圖可以看到，在今山西北部寧武縣管涔山發源的一條長長的河流，向東南流經太原至新絳而西折入黃河。這條縱貫山西省中部的河就是汾水，而黃河沿山西西部邊界幾乎與汾水平行自北向南流去，兩河之間就是我們說的河汾文化帶。這是華夏文化最古老的發祥地之一，至遼金元仍然保持其強盛的活力。多山的地勢，多民族長期雜居的歷史，兵匪戰禍連綿不絕的處境，農耕與畜牧生產方式的長期并存，等等原因，形成了晉人既纖儉習事、溫雅柔順同時又好氣任俠、豪放倔強的文化性格和多元開放、敢為天下先的胸襟氣度。作為河汾文化的產物，晉文學也有著敢于創新、開放兼美的特色。較之燕趙之地，河汾間的文學積累要豐厚些，但其文壇的真正繁榮，并形成一個具有地域文化意義的創作群落還是在遼金元時期，僅金詩總集《中州集》的詩詞作家，晉人占了所收255人中的三分之二，由此不難窺見當年盛況之一斑。這一時期河汾文化帶的文學創新，還突出地表現在雜劇的創作上。新絳是鑼鼓雜劇的發源地，元雜劇主要活動區域。河汾間著名的元曲作家有喬吉(太原人)、鄭光祖(平陽襄陵人)、李行甫(新絳人)等。

金元之際河汾文學集團的形成和創作，當是三晉文壇和北方文壇上一個值得關注的有著重要文學史意義的現象。這一文學集團形成的標志是元人房祺所編《河汾諸老詩集》，它輯錄了河汾間8位詩人(麻革、張宇、房白皋、陳賡、陳庾、曹之謙、段克己、段成已)的詩歌201首。這8位詩人生活在河、汾之間，皆與元好問相游從，其行蹤具有十分明顯的地域性。《河汾諸老詩集》實際上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 即金末元初出現了一個以元好問為盟主的有著鮮明地域文化色彩的人數眾多的晉地詩人群體，或可稱為河汾詩派。元好問的創作無疑代表了這個詩人群體的藝術典范，代表了當時晉詩乃至整個遼金元詩歌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元遺山的創作是河汾文化對中國文學史最有價值的貢獻。清人趙翼曾這樣解釋元好問的文學成就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元遺山)蓋生長云、朔，其天稟本多豪健英杰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丘墟之感，發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方為之也，時為之也。”^①元好問是北魏鮮卑拓跋氏之后，生長于富于“豪健英杰之氣”河汾地域文化環境中，又親歷了鼎革易代的社會巨變，故為詩也雄健蒼涼，體現了與南宋詩迥然不同的中州風格。同時，元好問在創作中并不固守一隅，還注意學習汲取多種藝術風格來豐富自己的創作，如其詞就有“集大成”之譽^②。金元之際元好問頻繁活動于太原、大都、真定、東平幾個北方主要文化中心之間，實為北方各文化區域的聯系紐帶和公認的文壇旗手，這一點正體現了河汾文化開放兼美的精神。

(三)齊魯文化帶及其文學 齊魯文化源深流長，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延續至金元時期，在經過與游牧草原文化的撞擊和融合后，齊魯文化與文學依然文質彬彬，熠熠有彩。這一文化帶的作家主要集中在東平和濟南一線。金末元初戰亂之際，漢人世侯嚴實崛起于東平，中原衣冠為避戰亂紛紛前往依附，大批文士學人聚集于此，其中不乏文學才子，元好問也曾長期留居于此，與文學之士交游，并設帳授徒。所謂“東平四杰”閻復、徐琰、李謙、孟祺，即為元所選中之翹楚。東平文化圈中文學成就突出者有：杜仁杰(濟南長清人)，金末入東平幕府，與元好問相交數十年，為當時著名散曲作家。王惲(衛州汲縣人)，后入元仕宦顯達，年輕時曾于東平府受業于元好問，“詩篇筆力堅渾，亦能嗣響其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其詞“清渾超逸”^①，“淡宕可喜”^②。東平本地人中也產生了許多文學俊彥，如高文秀，著名雜劇作家，人稱“小漢卿”，作品多達三十余種。當時同以文章名世的“三王”——王旭、王構、王磬，其中前二人均為東平人，王旭詩、詞、文皆可道，其詩尤佳，“隨意抒寫，不屑于雕章琢句，而氣體超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比較早的東平籍著名詩人有趙沨(?—1196?)，其詩得趙秉文褒揚。此外，在金代文壇享有極高聲譽的黨懷英生長于緊鄰東平的泰安，也當屬于同一地域文化范圍。東平地處魯文化圈內，受儒學傳統濡溉，東平文人創作也多有儒雅真醇之味。

金元時期齊魯文化帶的另一個文學中心是屬于齊文化圈的濟南，齊地尚武好勇的民風和齊人粗獷剛烈的文化個性，也使此地文人的創作多具有豪放慷慨的風格。稼軒詞在南宋詞壇“異軍特起”，“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四庫全書·稼軒詞提要》)，卻始終不入“雅詞”和“正宗”之列，但在金源文壇卻備受推崇，究其深層原因，當是稼軒詞所體現的北方文化精神不合于南宋詞主流的審美理想。實際上，辛棄疾(濟南人)早年生活于金，學詞于金，受到齊魯文化的滋養，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于江南文弱之地的詞風。距稼軒百年之后，元代濟南又出現了一位著名詞人劉敏中，所作頗類稼軒風神。與其說這是刻意模習所致，不如說是同樣的地域文化環境成就了他學稼軒的愿望。在元曲創作領域，濟南作家同樣也表現出了這種剛勁雄健的風格，如在張養浩的散曲和武漢臣、康進之(濟南府惠民人)等人的雜劇中，我們不難感到齊魯文化的深厚底蘊。當時的齊魯文化帶上還有許多知名的文學之士，不一一列舉。

(四) 汴洛文化帶及其文學 古老的黃河以潼關為轉折點，急轉90度，穿越中原大地直奔大海，所流經之地(主要在南岸)形成了一條代表農耕文明發展極致的文化帶。幾乎在同一緯度上的古都洛陽和汴梁像兩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它東西兩側。以汴洛為標志所形成的這個文化帶，構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礎與核心，長期以來也是北方文學的創作中心。但到了金元時期，隨著國家南北分治和政治中心的北移，汴洛文化及其文學呈現衰弱之勢，未再有成就杰出的文學家出現，許多中原文士或避亂南渡，或北上謀生，文壇相對冷落乏彩。金貞祐二年(1214)遷都南京(宋稱汴梁)，大批北方文士也隨之南下，如著名文學家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汴洛文壇一時群星薈萃，對于汴洛文壇當有積極的作用。然而時僅二十年，并且這些作家實際上屬于一個特殊的京都文人圈子，就地域文化屬性而言是游離于汴洛文化的，所以在論汴洛文學時，可忽略不計。

不過由于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蘊，文學創作活動并未完全沉寂，仍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作家。較重要的有：金末詩人辛愿(福昌人)，號溪南詩老，與元好問交善。時逢金末喪亂，“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往往見之于詩”。元代蒙古族詩人馬祖常(光州人)，后入元廷曾任禮部尚書、御史中丞、樞密副使等職。其詩文在當時影響很大，《元詩選·馬祖常小傳》稱：“后生爭慕效之，文章為之一變。”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在河南出現了兩位頗具文學修養的著名理學作家：許衡(1209—1281)，字仲平，世稱魯齋先生，懷州河內人，長期隱居故鄉和蘇門山等地，為程朱理學在北方最專誠有力的擁護者和推行者。其詩詞風格淳厚樸實，頗多深沉感慨，有較強的現實性。姚燧(1238—1313)，字端甫，號牧庵，洛陽人。以古文著稱，敘事簡要，格調高古，結構嚴謹，亦不乏生動活潑，黃宗羲《明文授讀序》認為“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二位理學家的文學創作出現于文壇，顯示了汴洛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和其文學創作尚理覃思的特點。

(五)京都文化及其文學 處于燕趙腹地的北京在遼金元時期是一個地位特殊的地區，其文化也與燕趙不同。北京的這種特殊的文化地位是在遼金元時確立的。契丹先將幽州升為南京(又稱燕京)并建為陪都，金朝人改稱中都且正式遷都于此，元改稱大都仍為京城，由此這座城市便成了北部中國進而成為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時形成了這一時期特有的有著多元性、包容性、等級性和享樂性等特征的京都文化。這種帶有獨特地域色彩的京都文化對于文學有著十分明顯的影響。

當時的京都實際上是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交匯的中心，其文化必然是多元性的和包容性的，這也決定了文學創作者的民族、身份及來源的廣泛性。從地域看京都作家來自全國各地，金和元統一前相當部分是從真定、東平和太原等文化中心分化出來的，元統一后又增添了許多江南文士，如趙孟��、虞集等;從所屬民族看，以漢族文人為主，也包括了許多有著很高漢文化造詣的女真、蒙古、契丹等少數民族作者，其中許多是皇族、貴族身份，如金朝的完顏氏、遼金元三朝的耶律氏等。其次，由于作者的來源地各有不同，文化淵源和師承也不盡一樣，所以其創作的風格也不像其他地域的作家那樣有著比較明顯的共同性，不過地處北方且居中央的地域文化環境，也會使久居京都的作家在創作風格形成一定的趨同性，如一些江南文士(如金代的洪皓、元代的趙孟��等)在京的創作普遍變得醇厚質樸起來。因而，體現不同地域文化的文學風格共存兼容并不斷融合，特別是元統一后南北文風的交匯互動，構成了當時京都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

京都文化的等級性和享樂性對于文學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由于京都首先是權力中樞，市民自然被劃分為權力階層和非權力階層，作家也以其身份等級而分成界限分明的兩類：一類是官僚作家，或稱宮廷作家;一類是布衣作家，或稱民間作家。前者以寫作詩、詞、文、賦等傳統文體為主，為自娛或官僚文人圈子傳閱型的自我消費，以雅為尚;后者專門從事以雜劇為主的曲文學的寫作，面向大眾文化消費市場，力求風格通俗。這種由權力等級而導致的文壇兩極化現象在作為地方權力中心的其他大都市也都存在，但京都表現得最為明顯和典型，其文學史意義是重大的。作家隊伍的等級化產生了一批服務于大眾文化市場的專業作家，由此促進了戲曲和小說等敘事文學的成熟。短小的詩文類作品，完全可靠兼職完成，而大型劇本、小說的創作則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 況且官僚文人作家以其上層社會的身份也難以屈身創作“下里巴人”的雜劇劇本和供說書人用的話本小說。當時的京都文壇，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聚集了一批如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這樣一批專業的勾欄作家，由此使大都成了元雜劇的一個最重要的創作和傳播中心。雜劇、小說等俗文學在京都的興盛，也得益于京都文化的享樂性。設想如果沒有統治集團和市民階層對于享樂的需要，特別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歌舞戲曲的喜好和扶持，沒有京城的享樂風氣，雜劇、小說這樣的娛樂性通俗文學便很難有發展壯大的適宜土壤。雖然京都文壇聚集了當時最優秀的正統文學作家，其成就也居全國上流，但最具京都文化特色的當是出于非權力階層文人之手的雜劇劇本和通俗小說。

元實現天下“混一”，也改變了南北分治時期的地域文化生態。南、北兩大文化系統由此開始了新一輪的交融與整合，南方文壇與北方文壇隨之而重新復合，南方各文化帶上的文學創作此時也各呈異彩。由于本章著重討論作為遼金元三朝文學共同的主體文化形態——北方地域文化特色，故對南方文學的地域文化生態未加描述。

注釋

① 相州,今安陽,地處豫北,歷史上為趙文化輻射范圍,秦、漢后各朝均在河北區劃內。① 《甌北詩話》卷八,(清)湛貽堂刊本。② 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詞話叢編》本。①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詞話叢編》本。②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詞話叢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