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廂記》作者王實甫

元人雜劇數百種，在元代著名及演出者不少佳作，惟《西廂記》最為一般人所傳誦。而北《西廂記》在明代刻本亦最多，是多數讀者所喜愛的劇本，也是元劇中長篇巨型的劇本。

以作《西廂記》著名的王實甫，亦屬于前期的元劇作家。《錄鬼簿》著錄王實甫次第第十，在馬致遠、吳昌齡后。但著“大都人”三字，不名官職及事跡。著錄王作雜劇十四種，中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一種。相傳《西廂記》五本，有關作王續、王作關續之說。謂王作關續者，因《西廂記》傳為王實甫的作品，而第五本文筆不類，較差，遂謂關漢卿所作。以為關作王續者，因關漢卿時代較前，故而又移作此說。按《錄鬼簿》于關劇六十種左右之劇目內，無《西廂記》一種。所以《西廂記》部分為關作實無所據。《西廂記》應全屬于王實甫名下，而王實甫之時代應與關漢卿相接而略后，假定與馬致遠同時，定為1240?—1320?相差應不遠。

天一閣抄本《錄鬼簿》(即賈仲明續《錄鬼簿》)于王實甫名下除“大都人”外，多“名德信”三字。知王實甫名德信，字實甫，但仍未明官職。著錄雜劇十二種，少《破窯記》及《嬌紅記》二種。

《太和正音譜》謂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著錄雜劇十三種，無《嬌紅記》。

《錄鬼簿》著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未注本數;《太和正音譜》著錄《西廂記》亦未注本數。

今北《西廂記》共有五本，此為特例。相傳吳昌齡《西游記》有六本。《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吳昌齡下皆有《西天取經》，未注本數。今《西游記》雜劇六本，或考定為楊景賢作。(楊為明初人)

王實甫身世無考。據《錄鬼簿》屬于前輩名公，亦為元初作家，元雜劇前期作家。王季思考謂其引用白無咎《鸚鵡曲》，大德年間尚存。(白氏《鸚鵡曲》作于1302年，王氏《麗春堂》第三折有“想天公也有安排我處”及“駕一葉扁舟睡足，抖擻著綠蓑歸去”句，皆用白詞。1302年為大德六年。)又《西廂記》雜劇終場“謝當今盛明唐圣主”，金圣嘆批本作“謝當今垂簾雙圣主”，陳寅恪謂“雙圣主”謂元成宗和布爾罕皇后(成宗多病，布爾罕皇后居中用事)，則《西廂記》作于大德年間(1297—1307)。王季思謂王實甫之年代應與白無咎，馮子振不遠，比關漢卿、白仁甫為晚。

然“謝當今盛明唐圣主”句弘治本，明劉龍田、張深之三本均如此。金圣嘆批本改作“謝當今垂簾雙圣主”，不知所據。陳寅恪據以考據，亦非。

孫楷第《元曲家考略》據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三，《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王公為王結)，知王結之父名德信，因疑此王德信即王實甫。王結為名臣，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武宗時官至遼陽行省、陜西行省參知政事，中書參知政事。文宗時罷政，順帝時復拜中書左丞知經筵事。至元二年(1336)正月卒，其父王德信則治縣有聲，擢拜陜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余即棄官不復仕。蘇天爵作此王結行狀，在至元三年(1337)，其時王結父德信及其妻張氏皆尚在，其年至少亦近八十云云。

按：德信之名，極為普通，未必即曲家之王實甫。蘇天爵未言此德信之字為實甫也。又時代亦較晚，至1337年尚在，生年當在1260年左右。而《錄鬼簿》正、續編作者鐘、賈二人于戲劇家知識較多，如王實甫官至陜西行臺監察御史，當為注明，何以一無所知，或漏而不舉。其為易州定興人，留家中山(金元時中山府即今定縣，屬保定道;定興縣亦在附近，可通稱大都人)，不能據為定論。

或又以王實甫即王和卿者，決非。

王作劇目存十四種，今存《西廂記》五本、《麗春堂》一種和《破窯記》一種。《芙蓉亭》、《販茶船》各有一折在《雍熙樂府》中保存。

二、從《會真記》到《西廂記》

《西廂記》的故事出于唐代詩人元稹的《會真記》，一名《鶯鶯傳》。

《會真記》寫張生為人美風容，內秉堅孤，年二十三，未近女色。游于蒲之普救寺。時軍亂，軍人掠蒲，崔氏孀婦止于寺。崔氏婦，鄭女也。張生亦出于鄭，續親為異派之從母(疏的姨母)。崔氏婦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托。張與蒲將善，請吏護之，不及于難。鄭德張甚，飾饌命張，出子女歡郎及鶯鶯。鶯鶯辭病，崔氏怒，強而后可，見禮。張惑其色，以游詞導之，不對。私禮紅娘，紅娘歡之，因媒氏而娶，張不能待。婢出一計，謂鶯喜文詞，盍為喻情詩以亂之。張綴春詞二首，鶯報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因攀杏花逾墻，認為鶯鶯召之。鶯責以禮義，詞義嚴正，謂“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言畢，翻然而逝。張絕望。數夕，紅娘攜枕至，鶯鶯來，度一夜。張疑夢，賦《會真詩》三十韻，遂安于西廂者一月。其后張生之長安，不數月復游于蒲。鶯獨夜操琴，張竊聽之，愈惑之。張生復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愁嘆崔側，崔陰知將訣，謂“始亂之，終棄之，因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其后張志亦絕。張認為崔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歲余，崔已委身于人，張亦別有所娶。適經所居，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崔終不為出。賦一章：“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會真記》是一篇動人故事，元稹寫來，文筆優美，情節曲折細膩。據后人的考證，可能是元稹自己的戀愛經驗，而托之于張生的。今日尚可存疑。同時期的唐代詩人李紳有《鶯鶯歌》，白居易也有些詩篇，為元稹的鶯鶯故事而作。元稹的《會真記》是一篇愛情小說的杰作，不過這篇小說的結局，不能使人滿意。一對情人，始合終離，始亂終棄，張生另有所娶。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指出：“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張生為什么要拋棄鶯鶯呢?他自己說：“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說他一時感于崔氏之美而有才，此后又懊悔，認為不足為其德配，為始亂終棄作辯護。這是文過飾非的話，事實上是一個男人在得到愛情之后，不尊重女性，為了婚姻的功利企圖，另娶別人而已。據陳寅恪先生的意見，唐代文人看重婚宦，講究門第。鶯鶯可能是低微出身的歌妓一流人物。因為《會真記》的“真”是神仙的“仙”，唐人稱妓女也為“仙”。說鶯鶯是妓女是不對的。鶯鶯出身富有家庭，門第未必高，是小家碧玉。照《會真記》所寫，(1)鄭老夫人介紹女兒見張生，以謝其救護資財之恩。此事如屬高門閨秀，是非禮的，所以鶯鶯不肯見，而母親強之;(2)張生惑于鶯鶯之色;(3)鶯鶯與張生偷情，往來一月，張生出去后又回來，復有來往，老夫人未曾加以干涉，置之不問，看來頗有使鶯鶯嫁張生之意，如果張生得舉;(4)張生考試失敗，留京不回，他們通過一次信，鶯鶯頗有表示絕望而有情之意;(5)張生忍情不去娶她，她先嫁人，張生其后別有所娶;(6)后來張生又因其夫而要會她，她不見;(7)文中說，“張生自是惑之”，“以是愈惑之”，又認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張生認為一時惑于色不能自持，遂有此事，其后克制自己，“時人多許為善補過者”。張生因文戰不利，功名未遂，而崔氏遇合富貴，不知其變化，是尤物。他不敢要，要了非福，他們的結合是不幸福的。

這里可見，(1)作者對于禮教和愛情的矛盾，指了出來，無所偏袒，抱客觀主義，沒有強烈的反抗性，竟使讀者對于張生也有同情心，此乃元稹自述其私事之故，沒有自己深刻檢討，批判不夠，回護自己;(2)但是，寫鶯鶯十分可愛，是一完人，她一方面維持禮數，一方面有深情。在封建時代，女子地位低，她謙抑，自我犧牲，也不肯強嫁張生。她也沒有強烈的反抗性;(3)唐代盡管比較自由，但私情也是不被禮教所容的;(4)這故事除了詩文點綴外，乃是真有其事，是真實的，這種事情在唐代社會中可能發生的很多;(5)女子有才色，能操琴、做詩，比較普遍，唐代歌妓均能之;(6)以《會真記》和同時的《霍小玉傳》相比，《霍小玉傳》故事是悲劇，大責備李十郎負情，此因十郎考試勝利，另選高門，與張生文場失意不娶鶯鶯大不相同。《霍小玉傳》將愛情突出來寫，表現女性的美德，贊賞女性人格之美，《霍小玉傳》思想性比《鶯鶯傳》高。

張生前后人格不一致，偷情時是才子作風，而此后又有迂腐的道德觀念。當時士流對于張生的“忍情”是惋惜的，但卻不加以嚴厲的責備。唐代文人認為私情是不好的，他們雖惑于才色，但不是以此論嫁娶。這類的事，雖然是傳奇艷遇，但并非空想。《聊齋志異》雖然寫在清代，但那些人和事在唐代社會是可以實際發生的，這是人性、人情所不能已。禮教是束縛人性的，禮教也是重男輕女的，張生薄情而人不以為非，便是明證。張生認為女子有才色，是尤物，必妖于人，那么女子無才便是德，就是那時代的金科玉律。而對于鶯鶯來說，是一個悲劇。

《會真記》起初在士大夫階級里流傳，以后走向民間通俗說唱。北宋時期文人趙德麟(令畤)有《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以詠其事，趙氏說：“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談;至于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弦。”因之，他用十二支〔蝶戀花〕曲調，比附《鶯鶯傳》以歌誦其事。作為通俗說唱文學，于故事并未改動，且甚簡略。

在北宋南宋之間，有雜劇《鶯鶯六幺》，用大曲歌舞故事，想來也是簡短的一折，故事未改動。而《醉翁談錄》中的傳奇小說話本《鶯鶯傳》，其內容如何不可知，可能已有所發展了。

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是一大創作，把始合終離的一個不完整的愛情故事改造成為愛情勝利的團圓結局，已經體現了反封建禮教的思想。他把士大夫階級的文藝作品變成了完全能夠代表市民階級思想意識的文藝作品。

這個故事，按照市民的道德觀念，應該有兩個結局。一是張生中舉以后別娶，鶯鶯報復他的負心，如王魁桂英、秦香蓮、趙五娘、《霍小玉傳》式的;一是張生始終如一，如《西廂記》的結局。民間流傳，對這故事，采取了后者的方式，把愛情與婚姻統一起來。

宋元社會更看重女性貞操。鶯鶯并非妓女，元代戲曲、話本中對妓女的才子佳人故事，尚給予團圓結局，對于崔張，更樂于作合。這樣不但鶯鶯可愛，張生亦成一鮮明的爽朗樂觀的形象。與《會真記》原文相比，更其光輝燦爛了。這樣，一篇文人的進步作品，一篇還不能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作品，到了人民大眾手里，有了更高的、更活潑的發展，成為一部杰出的民間文藝作品、說唱文學。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是因襲董西廂而產生的，但不是如有人說的那樣是抄襲。誠然，沒有董西廂的基礎，王西廂達不到今天的高度，但王西廂畢竟比董西廂跨進了一步，有它的創造性。

王西廂因襲董西廂是很多的：(1)王西廂的基本情節已為董西廂所有，說明王實甫取材于民間說唱本以創造此劇，非直接取材于《鶯鶯傳》。(2)王西廂在詞章上因襲董西廂亦不少，比讀兩種可知。如王西廂第一本第一折，張生唱〔油葫蘆〕〔天上樂〕二支，描寫蒲州附近的黃河氣象闊大，此從董西廂改進;第二折描寫張生見到紅娘，有“胡伶淥老不尋常”之句，說靈活的眼睛，董西廂有“雖為個侍婢，舉止皆奇妙。那些兒鶻鸰那些兒掉”，又有“小顆顆的一點朱唇，溜??一雙淥老。”“鶻鸰”、“淥老”皆金元時代俗語，本不易懂，可見王西廂有所本。又如鶯鶯送別一節，董西廂有“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為王西廂“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所本。

比較董、王西廂，王西廂有改進處：(1)董詞俗語、方言多，王詞更為典雅;(2)董作于法聰與孫飛虎戰斗一節寫得太多，冗長支蔓，離題遠，而王作更為集中主題。說唱文學重鋪敘，戲劇重結構，主題集中;(3)人物性格，王西廂完整，董作張生、鶯鶯皆有軟弱可笑處，如張生失望上吊為紅娘扯住;張生與鶯鶯同時在法聰房里要上吊，為法聰策劃救出;董作寫張生思之“鄭公，賢相也。……吾與其子爭一婦人，似涉非禮。”怕得罪他，意在退讓，皆與人物性格不符。

董、王西廂的故事差不多一律。把決絕變為團圓，肯定張生、鶯鶯、紅娘為正面人物，鄭氏、鄭恒、孫飛虎為反面人物。王實甫《西廂記》與《會真記》相比，人物情節發生很大變化：張生是尚書之子，鶯鶯為相國之女，門當戶對;彼此一見傾心，十分顧盼。真的愛情，定于初見，很像小說里寫的浪漫派;孫飛虎包圍普救寺，要搶鶯鶯為妻，鄭氏說明誰能救鶯鶯，許配他，因此張生、鶯鶯的結合屬于正義的一邊;張生救了他們一家，鄭氏以崔相國在時崔將鶯鶯許配鄭恒為由悔婚;張生氣憤而病，鶯鶯托紅娘問病，張生寄柬，紅娘傳簡，鶯鶯酬詩約見，責以禮義，這是受《會真記》的影響，鶯鶯顧忌禮教，表現女性心理矛盾，禮教與愛情的矛盾完全體現出來，以后酬簡私奔，是強烈反抗禮教的，這是很大的變化和發展;紅娘反責備鄭氏失信一段，為劇中主眼，詞嚴義正，大快人心，她是不受禮教束縛的健康的女性，一個不識字的丫環，通透女性心理;張生進京考試，反映科舉時代看重功名，而鶯鶯惜別表示女性重愛情;后來雖有小波折，但終以團圓結局。

元稹《會真記》面世以后，從士大夫走向民間，經過歷代人民大眾和文人的創造，到董、王西廂的出現，達到了現實主義創作的高度，而且做到了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董西廂過去不受重視，不太流行。王西廂被人看作出于董西廂，文詞也有抄襲，而影響卻超過董西廂。實則應該看到，從董解元的說唱文學到王實甫的戲劇文學，改變了一個文學類型。有些地方，可以抄襲，大部分要自己創造。此所以董西廂反被湮沒之故。

西廂故事歷來在小說、戲曲、說唱藝術中的發展，概說如下：

1.元稹的《會真記》(一名《鶯鶯傳》)(唐代《太平廣記》及近代各種選本)。

2.北宋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侯鯖錄》，劉刻《暖紅室匯刻傳奇》本附)。近于抒情詩，并不鋪敘故事，不團圓。

3.兩宋說話人的底本《鶯鶯傳》，小說家傳奇類，所說內容不詳。

4.南宋官本雜劇中的《鶯鶯六幺》，內容不詳，以大曲鋪敘故事。

5.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

6.元代王實甫《西廂記》北雜劇五本二十折。

7.南《西廂記》，李日華、陸采(天池)二人皆有作品。現在昆曲所唱的幾出，是根據李日華本，由俗人刪改的。李本保存北《西廂記》之處甚多，改北詞就南曲。陸本不上舞臺，文人制作。此兩本皆見《暖紅室匯刻傳奇》中《西廂十則》。

8.卓珂月《新西廂》、查伊璜《續西廂》等。

9.今地方戲中，如越劇改編的《西廂記》。

9.今地方戲中，如越劇改編的《西廂記》。10.今蘇州人說書彈詞中的《西廂記》。

從故事內容看：

從故事內容看：1.元稹《鶯鶯傳》，不團圓，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同;

2.董解元《西廂記》，團圓結局，以后王西廂一直沿續下來，遂成定局。

三、《西廂記》的結構

《西廂記》采用五本雜劇相連而構成一個長篇巨型的劇本，在元人雜劇中是獨一無二的。《西廂記》雖然是長篇劇本，但是與南戲或后來的傳奇有別。《西廂記》整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皆用北曲，這二十折可以分劃開來，是四折一楔子，合乎雜劇體例的五本。其中遵守著元雜劇的體例，而稍稍加以變化，有末本與旦本，及旦末合本。

第一本楔子(老旦唱)，一、二、三、四折皆張生唱

———末本戲。

第二本第一折(旦唱)，楔子(惠明唱)，二折(紅唱)，三、四折(旦唱)。此本是鶯、紅分唱———旦本戲。

第三本楔子(紅唱)，一、二、三、四折皆紅娘唱———旦本戲。

第四本楔子(紅唱)，一折(末)，二折(紅)，三折(旦)，四折(末)，此本變化較多，鶯、紅、張生各有主唱之折———旦末合本戲。

第五本楔子(末)，一折(旦)，二折(末)，三折(紅)，四折(末、紅、末、旦、紅)，此本亦是旦末合本，而更有變化，第四折以張生主唱，而插入旦、紅分唱幾支曲子。

《西廂記》整個劇本主要角色是張生、鶯鶯、紅娘三人，其中張生主唱八折，鶯鶯主唱五折，紅娘主唱七折。三個主角，分配平均。

元劇中有不少以愛情為主題的劇本，例如《曲江池》、《倩女離魂》、《青衫淚》、《張生煮海》等等，均以女性為主角，是旦本戲。主要因為受元劇體例的限制，只限于一人主唱。而此類愛情劇本，選擇女主角主唱，來得細膩，可以有許多優美動聽的歌曲，可以充分表現戀愛的情緒，動人心弦。這種安排是適宜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作為愛情的對方的男人，陷于配角的地位，沒有主唱的部分，顯得被動而無力。《西廂記》不是這樣的，以愛情為主題，而使張生和鶯鶯都作為主角，都有歌曲可唱，都有戲可演，使觀眾充分看到張生熱烈的追求的一方面，也看到鶯鶯對于張生熱情的反應，以及復雜的心理變化，面面俱到。紅娘為主角中的輔導角色，為相國女兒展示愛情所必需的，活潑、生動。《西廂記》所再現的生活面是完整的，沒有遺漏。《西廂記》的結構是立體式的，它變平面的抒情歌劇為主體的兩方對照，更有戲劇性。

以情節而論，《西廂記》故事并不比《曲江池》等特別曲折復雜，假如要以一本雜劇四折一楔子來寫，也是可能的。不過由于董西廂的創造，已經把這個故事發展為一個巨型的說唱本了，描寫得特別細致了，所以必須采取五本的長劇，方始能夠達到藝術創造上的完整性。我們可以說是內容決定形式。采取了這樣一個長本戲的形式，使張生、鶯鶯、紅娘三個角色來分別主唱，又豐富了劇本的內容。

因此，我們可以把《西廂記》的結構作為文藝理論上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內容的一個定律的證明。

這是王實甫《西廂記》的獨創性之一。

《西廂記》五本，第一本寫張生見到鶯鶯，一見傾心，引起熱情的追求。這是故事的開端;第二本寫孫飛虎包圍普救寺，崔家陷入困難的境地，賴張生設法退兵，老夫人許婚而又變卦。這是故事的發展，是熱鬧的劇情緊張的場面。第三本展開生旦雙方心理活動的具體的描寫。鶯鶯心理上的矛盾沖突，充分表現受封建禮教束縛下的閨秀，對于愛情有強烈要求的矛盾心理，是靜的場面，而巧妙地以紅娘主唱，關聯雙方;第四本是全劇的頂點，青年男女為了追求愛情，終于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達到勝利，《送別》，《驚夢》，完全是抒情;第五本是余波，以團圓結局。此本較為平弱，但也是必需的。董西廂已有此結局。非此，故事不完全。全劇結構謹嚴，引人入勝，無冗淡之處，勝于明代傳奇，竟有一折不可少之感。

四、《西廂記》的思想性與藝術性

《西廂記》是元曲中最通俗流行的一個劇本，從王實甫到現在已經有六百多年。西廂故事是為中國人民所普遍愛好的。不過向來一般人愛讀《西廂記》，因為它是寫才子佳人的文學作品，故事情節曲折，王實甫的詞章華美而已。賈仲明吊王實甫云：“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金圣嘆推王實甫《西廂記》為第六才子書，而切去它的團圓結局，至草橋驚夢為止，對前四本也不少改竄。金圣嘆批改《西廂記》，《第六才子書》是通俗流行的，他的批改本是宣傳他的唯心論的世界觀的，歸結成人生如夢，無可奈何的消遣。他把《西廂記》不曾當作淫書，是他的進步，而是把它當作閑書，當作非現實的東西，是文人才子夢境的書!

向來古典文學不少優秀的作品，偉大的創作，是被封建時代的正統派批評家所歪曲了的。例如《詩經·國風》里面充滿了健康的愛情詩，或者被看作“后妃之德”，或者被看作淫奔之詩。

《西廂記》在舊社會，或被看作淫書，或被看作閑書。《西廂記》不是一部淫書，因為《西廂記》里面的愛情是真摯的，不是玩弄性的。男女是平等的，一對一的，愛情與婚姻是統一的。《西廂記》不是一部閑書，因為并不單是提供勾欄里面演出娛樂消遣的東西，這里面有血有淚，展示了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一對青年男女，如何地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爭，終于達到完全勝利的、符合人民大眾愿望的喜劇效果。《西廂記》是古典現實主義和積極的浪漫主義結合的文藝創作。《西廂記》有浪漫主義成分，因為鶯鶯的美貌多才，張生的才學和熱烈追求，紅娘這一個丫頭角色，以及孫飛虎的包圍普救寺，鄭恒的觸階自殺等，都是不太尋常的。說它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因為人物性格都是真實典型，而情節布局都是入情入理，沒有巧合和離奇古怪的部分。

《西廂記》以才子佳人為主角，這是采取了前代相傳的傳奇故事。元人雜劇的愛情劇，從唐人傳奇和話本小說中取材，男女主角以才子佳人為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愛情還沒有被取為題材(直到明代小說)，這是時代的限制。《西廂記》中有“才子佳人信有之”的曲文，但是我們不能把它當作才子佳人劇。因為后世的才子佳人戲劇、小說越來越趨于公式化、概念化，而《西廂記》反映了生活真實，是追求人性解放，不庸俗的。事實上，愛情并非只是才子佳人的特權，這部作品有反封建的普遍性。作者發下一個宏愿：“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張生、鶯鶯的故事不過樹立了一個斗爭的典范而已。

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門當戶對的封建婚姻制度，沖破禮教束縛，追求以愛情為基礎的自由美好的婚姻是《西廂記》的主題。

《西廂記》的主題是愛情。愛情也是文學中的一個主要題目。歐洲文學從荷馬史詩開始，十年戰爭為了男女愛情的爭奪。中國《詩經》里面也多情詩。后來中國詩的發展，和民歌距離遠，成為士大夫抒情達意的工具，因此在正統派的詩里面，充分反映士大夫的思想意識、士大夫的生活。政治是重要的題材，大詩人杜甫、李白、白居易很少寫情詩。散文方面，尤其是古文，文以載道言志，很少寫愛情的。古典文學在這方面顯得貧乏。主要由于：①中國封建社會禮教嚴，男女接觸很少，沒有社交，沒有交際;②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士大夫文學，作者沒有愛情生活，只有政治生活，沒有生活，就寫不出東西來。俗文學，也是市民大眾文學的戲曲、小說中以愛情為主題的作品，非常之多。所謂言情之作，如《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是其中突出的。以愛情為題材的文學來自人民大眾，原始社會中就有情歌、舞蹈;《詩經·國風》、漢樂府的情歌都很健康;《楚辭》湘君、湘夫人的情歌，縹渺空靈，愛而不見，情志纏綿的;南朝樂府中的民歌，如《子夜歌》、《懊儂曲》等，都以男女歡愛、訣別為內容，是天真的。而此時產生的宮體詩，不免有輕艷。唐宋小曲由妓女歌唱，都是言情之作。元代散曲有許多采自民歌，或由通俗文人所作為妓女歌唱，庸俗的也不少，色情、穢褻的部分也不免。狎客妓女的接觸，缺乏精神上的戀愛，因此情歌就流于色情。所謂風流，原本是一個好名詞，后來成為偷香竊玉的代名詞了。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代，在舊禮教的統治下，青年男女沒有公開社交的機會。愛情成為一種禁忌，婚姻不自由，必須服從禮教。或者是買賣式的，或者是掠奪式的婚姻，給女性以壓迫和迫害。《西廂記》反對這些。老夫人是代表封建禮教的典型人物，把一個女兒“行監坐守”，提防拘系的緊，只怕她辱沒了相府門第。鶯鶯處在精神牢獄里面。《西廂記》描寫了在舊禮教壓抑下的女性，如何的想掙脫這精神牢獄的枷鎖。孫飛虎是想用暴力欺壓女性、企圖實行掠奪婚姻的反面人物。豪強掠奪，尤其在金元時代異族統治下，這種現象是普遍的。《西廂記》里的鶯鶯、張生、惠明是向掠奪、殘暴的統治勢力斗爭的。老夫人在普救寺被圍時，無可奈何，說要把鶯鶯許配給能退賊兵的人，但是孫飛虎退了，她又反悔起來，“先生縱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國在日，曾許下老身侄兒鄭恒。即日有書赴京喚去了，未見來。如若此子至，其事將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揀豪門貴宅之女，別為之求，先生臺意如何?”這是她的自私自利，不遵守信義，把婚姻當作一件買賣的事。事實上是她看不起張生，只看見他是一個窮秀才。張生和鶯鶯有了私情之后，經過紅娘的說服，她才無可奈何地把婚姻許了，但是要張生上京去赴考，表現了庸俗的功名思想。

在唐人傳奇里有著名的愛情故事，如《李娃傳》、《霍小玉傳》、《任氏傳》等，托之于妓女和妖狐。名門閨秀，禮教森嚴，不能有愛情的舉動，一般文人也是不敢寫的。才子與妓女的愛情是不平等的，是男性中心社會的產物。《西廂記》卻不同。鶯鶯不是妓女，不是妖狐，而是相國的女兒。作者更為大膽，更能達到反封建的效果。它揭穿了封建禮教的虛偽與殘酷，指出其軟弱性，是可以動搖的。

《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俗名“拷紅”。紅娘對老夫人一段話，義正詞嚴，又曉之以利害：“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當日軍圍普救，夫人所許退軍者，以女妻之。張生非慕小姐顏色，豈肯區區建退兵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卻前言，豈得不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張生舍此而去。卻不當留請張生于書院，使怨女曠夫，各相早晚窺視，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來辱沒相國家譜;二來張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嚴之罪。官司若推其詳，亦知老夫人背義而忘恩，豈得為賢哉?紅娘不敢自專，乞望夫人臺鑒：莫若恕其小過，成就大事，扌閏之以去其污，豈不為長便乎?”這是威脅而帶懇求的話。

紅娘的機智、勇敢，救了張生、鶯鶯二人。紅娘說服老夫人的話，是代表作者和觀眾對于這個社會現實的批評，是一種進步的思想。

《西廂記》的反禮教、反宗法社會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宋元社會，作為封建統治的上層建筑的是虛偽的儒家思想，即程朱理學思想，還有佛教的宗教勢力。《西廂記》蔑視圣經賢傳，看輕功名富貴，向儒家思想斗爭。同時這個浪漫的男女偷情的行動，在一個佛寺里發生，把一座梵王宮，化作了武陵源，給佛教的統治勢力以無情的諷刺。

《西廂記》的藝術性：

(1)故事情節的安排是為主題思想服務的。長至二十一折，均為必需的情節，不支蔓冗沓。是一部建立純粹愛情婚姻關系的典型代表作品。如《拜月亭》、《牡丹亭》等長本的愛情為主題的劇本，加入別的題材太多，有不必要的雜亂的感情。

(2)人物的刻畫，賦予鮮明的形象及其真實性。人物的性格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發展，不是孤立的、靜止的、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有發展的。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悲歡離合情節以吸引人。如《荊釵記》、《春燈謎》、《風箏誤》等離奇變幻，故意造設。《西廂記》非在寫事，而是寫人，展示人物心理變化，極其成功。

(3)詞章的華美。《西廂記》詞章美麗似“花間美人”。因為戲曲是歌劇，歌曲部分很重要。王實甫的文學修養高，語言有其特殊的風格，俏皮、詼諧、大方、潑辣、有變化，雅俗共賞。《西廂記》題材是美的，而王實甫又把詞章美化，理想化，而文筆又服從內容的要求，不追求詞藻的泛美，《西廂記》的美是天然的美，語言和人物性格是協調的。特別精彩的是《送別》一折。整部《西廂記》是一首長詩。《西廂記》是歌劇，也是詩劇。王實甫是戲曲家，同時也是一位大詩人。他的創作比之唐代詩人元稹的《會真記》高。

《西廂記》有浪漫主義的成分。取材于唐人傳奇，愛情為主題，一見傾心的愛情。鶯鶯的美貌，張生的癡情，普救寺的環境，孫飛虎搶親的情節，中狀元的團圓結局，整個故事好像一篇抒情詩歌，風格接近李白的風流、浪漫、豪放。是李白型，非杜甫型。王實甫的風格，非關漢卿的風格。當然《西廂記》基本上仍是現實主義的。

五、《西廂記》對后代文學的影響

《西廂記》在戲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當時的演出詳情不得而知，但它為人所愛讀，它是早期的完整的長本劇作，影響到《牡丹亭》、《紅樓夢》，是作為有高度價值的文學作品而流傳下來的。到了明代，李日華、陸采根據王西廂改編為南《西廂記》演出，一直流傳到現在。彈詞中也有《西廂記》唱本。曹雪芹《紅樓夢》中有“西廂記妙詞通戲語”，黛玉與寶釵對《西廂記》的態度不同，顯示出反抗派與正統派、性靈與道學的差異。《西廂記》是抒寫性靈的自然的佳作，在現實主義的發展上，它空前，但不絕后，《紅樓夢》比它更進一步。《西廂記》的生命力是永久的。

《西廂記》的缺點。《西廂記》寫的是上層社會的愛情，太細致。今天看來有不健康的成分，有某些色情的部分。這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戲曲才子佳人題材的限制、市民趣味的限制的結果。今天地方戲、京劇中的《西廂記》已有不少改進。

關于《西廂記》的版本，現在找不到元代刻本，然明代刻本很多。最早的有弘治本《西廂記》，有帶圖的，有附西廂詩詞文的。中間當然會有改動，整理較好的有二種：

暖紅室翻刻本、王伯良校注《西廂記》。此外還有毛西河校注《西廂記》。現在的本子，比較好的是王季思校注《西廂記》。

六、王實甫的其他作品

1.《麗春堂》，全名《四丞相高會麗春堂》(見《元曲選》)。主角完顏樂善，女真人，右丞相，別名四丞相，領大興府事。在端午節到御花園中赴射柳會和翌日赴香山宴會等活動中，與監軍李圭沖突，打了李圭，被貶到濟南府閑居。后因草寇作亂，重被起用，回到京都，夫婦團圓結局。此劇無甚意義，惟是寫金朝故事，元劇中少見。射柳會亦是金人風俗，很有趣味。第三折漁釣一折，頗為瀟灑。全劇的詞章亦清麗，優美。

2.《破窯記》，見《孤本元明雜劇》。寫呂蒙正、劉月娥事。呂蒙正彩樓記故事，是民間所喜歡的傳說。即今川劇《評雪辨蹤》所出(出自昆劇)。文章樸拙平平，不似王實甫手筆。關漢卿劇目中亦有《破窯記》一劇。徐調孚語此應是王作。(以孫楷第說集本《錄鬼簿》下注旦本作證。)

王實甫另有散曲一套名《歸隱》，見于《南北宮詞紀》的《北宮詞紀》，其中寫歸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