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歷史散文·《國語》和《戰國策》

《國語》是西周初至春秋末各國文獻匯編。又名《春秋外傳》，其實與《春秋》沒有關系。作者舊題左丘明，歷代大有懷疑。今人認為，《左傳》和《國語》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始作者可能是不同時期的各國史官，編輯成書也許略早于《左傳》，但后來又有所補充。

從體例看，《國語》不是編年體，而是分國體，以記言為主、記事為輔。所記言行都是片斷的，獨立的，之間無連貫。今本《國語》21卷，分記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君臣言行。最早的事發生在周穆王二年(前990)，最晚的事發生在周貞定王十六年(前453)。其中《周語》歷時最長，記事跳躍性很大，記言多長篇大論。《魯語》為一事一議的小片斷。《齊語》僅記齊桓公與管仲幾次談話。《鄭語》僅記史伯論天下興亡一番言論。《晉語》最長，共9卷，起武公，迄智伯之亡，敘事的成分較多。《楚語》僅記靈王、昭王。《吳語》僅記夫差。《越語》僅記勾踐。各國文風頗不一致。《國語》與《左傳》記事有不少重復，稍加比較，不難看出《左傳》在《國語》基礎上提煉加工的痕跡^①。有些事件大致相同，人物、地點、時間互有差異。

從思想看，《國語》雖有不少篇章符合儒家觀念，但同時采納其他各家思想。如管仲教齊桓公求霸近乎法家;范蠡說勾踐，講陰陽剛柔，持盈定傾，近黃老道家;公子縶教秦穆公用權謀詐術近縱橫家，這種兼容并包現象與《左傳》處處依照孔子思想及禮義觀念來評價歷史人物，顯然有別。

《國語》的文學地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第一，關于記人，已有將某個人物言行相對集中編輯，為人物小傳提供素材的意圖。如《魯語》下1-7章皆叔孫穆子言行，《晉語》三共8章專記惠公活動，《晉語》 四共24章專記文公，《晉語》七共9章專記悼公，《晉語》九第5至第11章皆與趙簡子有關。顯然編者有意安排。這些片斷，自成起訖，沒有融化成有機整體。所以能算一組，不能算一篇。在編者心目中，記言仍是重點，因事見人只是不自覺的嘗試而已。

《國語》已能在矛盾中揭示人物心態及其發展，并運用對比來體現作者的愛憎。如晉文公重耳與惠公夷吾，驪姬與太子申生，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等。作者學習《春秋》筆法，很少直接褒貶，從其客觀敘述或轉引第三者評論中，可以看出是非觀和傾向性。全書多以國君為主角，同時寫一些臣僚為陪襯。如晉文公有足智多謀的舅犯，惠公有嫻于辭令的呂甥，齊桓公有宰輔管仲，吳王夫差有諍臣子胥，越王勾踐有謀士范蠡，他們對重要人物起烘托補充作用。還有一些片斷記公卿大夫的嘉言善政、遠見卓識、奇行異舉，雖然只鱗片爪，也可以看出某些性格特征，與《左傳》之閃現型人物不相上下。不過《國語》眼光限于上層，不注意下層的人物。

第二，《國語》記事，已能運用想象、夸張、諷刺、幽默等手法。如麑刺趙盾，感其忠而自愧，觸槐于庭，死前有段自言自語;驪姬半夜在枕邊向晉獻公誣告太子申生，且泣且訴。均無人聞見，顯系想象之辭，錢鍾書稱之為代言法^①。此二則又見于《左傳》，顯然是利用《國語》的資料。夸張場面如吳軍破晉軍的陣勢，場面之廣闊，聲勢之浩大，為《左傳》所無，只有在后世小說中才可以看到。

《國語》有一些風趣幽默的文章，如《晉語》四記：重耳安于齊，妻姜氏與子犯定計，“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 ’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亦無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子犯名狐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情節滑稽，對話風趣。子犯貌似戲謔，實際上是對他們這個政治流亡集團兩種命運最形象的預測。重耳很受刺激，終于成行。《左傳》僅記“以戈逐子犯”而已。

第三，《國語》記言，臣下諍諫和行人辭令之外，還有了一些朋友勸勉之言。有的角度新穎，立論精警，說理細密，分析透辟，章法嚴謹，為古文家所稱道。如《晉語八》記，韓宣子憂貧，叔向反而祝賀，他列舉晉國近期欒郤兩大家族的興衰，說明富而驕者必然敗家滅宗;儉恭有德者可以消災免禍，蔭庇子孫。正反對比，利害得失，分毫不爽。后來柳宗元《賀王進士失火書》即仿其意而用之。又如《楚語》下記王孫圉論楚寶，認為唯賢能之人有利于國家者才是寶，白珩之類玉器不是寶。用兩種不同價值觀駁斥趙簡子的炫耀。《魯語》下記敬姜論勞逸，認為勞則思善，逸則思惡，并援引古制加以考察，步步說來，最后落腳到敬德修業。《楚語》記伍舉論美，整齊排偶，講究修辭，富于氣勢，文風接近《戰國策》。

第四，《國語》的語言特點是通俗化，口語化。據《楚語》記載，當時教誨太子的教材有“語”一類，屬于口頭傳說資料，有別于史官的正式記錄。《國語》中的大部分即屬于“語”的一類。其中大量使用語氣詞、助詞、連詞(《尚書》則很少使用虛詞);多數名詞、動詞、形容詞明白流暢，句子通達。像“居!吾語汝”是長者對晚輩的口氣。“我王者也乎哉” 這是反問句。“今是何神也”、“美矣夫”、“樂乎哉”這種口吻畢肖的通俗語句，俯拾即是，風格與《論語》接近。

總的看來，《國語》在敘事方面不及《左傳》，但也有不可忽視的成就。對后世的影響，主要是記言文和它開創的分國體。《戰國策》之分12國策，即效法《國語》。20世紀70年代長沙漢墓出土的帛書《春秋事語》16篇，分記齊、晉、魯、衛、宋、燕、吳等國史料，故事簡短。一事一議，語言質樸，風格接近《國語》，從內容看，成書當在其后。后世，東晉有孔衍《春秋后語》，北魏崔鴻有《十六國春秋》，北宋路振有《九國志》，皆分國編輯，仿效《國語》。不過他們都以記事為主，性質屬于史學著作，文學史上影響很小。

《戰國策》是記錄戰國縱橫家活動的史料集。單篇的作者可能是各國策士及其門徒，也有各國史官及民間史家。早期以單篇流行，后來匯集成書，分別名為《國策》《國事》《事語》《長語》《修書》《短長》。西漢后期，劉向將上述各書綜合編輯，去其重復，依事件發生的地域，分為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12策，并定名為《戰國策》。劉向只是整理者，至于其作者及成書時代，歷來有各種猜測。1973年發現漢代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問題便迎刃而解。該帛書內容屬于戰國時期縱橫家的言論，共27章。一萬七千余字，有11章與今本《戰國策》相同，另16章不見今傳古籍。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久已失傳的《蘇子》的一部分，有助于認識蘇秦這個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同時證明今本《戰國策》無疑是戰國時人所作，成書不可能遲至漢初。

《戰國策》的思想傾向大致屬于縱橫家，道德觀和哲學觀吸收道家，社會政治觀接近法家，與儒家相悖者多，甚至有公開批評仁義無用的話，所以為后世儒者所詬病。今天看來，該書主流還是積極健康的。如反對依仗武力發動兼并戰爭，批評茍且偷安、割地媚敵的投降派，尤其重視平民知識分子，有強烈的“貴士”傾向等等。也有些消極因素，如鼓吹權謀詐術，不講信義，宣揚行賄受賂有功，突出利己主義意識等等。

《戰國策》史料往往不可靠，其史學價值不如《國語》《左傳》，但寫作藝術卻高于二書。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說理進言方法更靈活機智。

由于社會風氣的變化，春秋時期從容辭令的行人，演化為劇談雄辯的說客。他們以出謀劃策為主要職業，善于分析時勢、權衡利弊，根據所游說對象的不同地位、不同處境，揣摹其不同心理，適應其不同嗜好，從而提出不同建議和采取不同進言方式。或因其所好，避其所惡，或因小見大，由近及遠，曲折而有效地說明問題。如《趙策》一，觸龍說趙太后令其愛子出質以解趙國之危。全文自始至終，以情動人。處處為太后著想，由近及遠，步步深入，從而自然結穴，水到渠成。《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從自己家庭瑣事發端，現身說法，由小見大，說明近臣媚君、蒙蔽真情之可怕，虛心納諫廣開言路之必要。此文先敘事，后記言，命意警策，設喻新穎，摹寫入微，文字活潑，所以千古傳誦。

《戰國策》的游說之辭與《左傳》風格各異，有的學者指出：在陳說方式上，《左》以理服人;《戰》以聲勢奪人。在內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戰》杜撰虛言間雜俚語。在態度上，《左》言辭懇切，彬彬有禮;《戰》有時強詞奪理，巧言令色。在大量辭令上，《左》平實穩重，委婉;《戰》鋪張揚厲，好夸飾^①。這都是時代不同所造成的。

第二，修辭手段更豐富多彩。

《戰國策》很講究修辭，最突出的是鋪陳和夸飾的熟練運用。蘇秦、張儀等人游說諸侯，陳述地理，則東南西北，山河湖海;追溯歷史，總是三王五霸，從古至今;談政治，則君臣內外，法術權勢;論軍事，則攻守進退，固險扼塞。其間每每結合一連串夸張形容，把各種情勢強調到極致。如《齊策》一，蘇秦說齊宣王：

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軍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文章力陳齊國之強盛，賅備而不顯得羅列，氣勢充沛，辭藻絢麗，琳瑯滿目。有些話顯然出于夸飾，但并不讓人感到虛張聲勢。這種風格，直接影響漢初政論文。

大量使用排比句，《左傳》《國語》已有之，但不如《戰國策》之普遍，而且句型更為多樣，不只是四言句而已。如《秦策》一有：

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絀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故不能行也。

前面一連四個十余字的長句，有波濤滾滾之勢。后面一連10個三字短句，短促有力，如鼓聲點點，更顯示感情之激昂。類似的句子在其他先秦古籍中并不多見。

第三，嫻熟而自覺地運用寓言。

寓言多見于晚周諸子，《左》《國》罕見。《戰國策》受時代風氣刺激，為便于有效地打動對方，說理時大量運用寓言故事。題材大致可分為三類。

(1)動物寓言。作者通過擬人化方法，把動物的獸性與某些人的社會意識有機結合，含蓄地體現某種政見和哲理。如《燕策》二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比喻當事雙方各不相讓，結果兩敗俱傷，使第三者獲益。《楚策》一“狐假虎威”，后世概括為成語，諷刺豪奴悍婢依仗主人勢力欺壓平民百姓。

(2)社會寓言。主角無姓名，僅稱“某人”、“有人”，“宋人”、“楚人”。其故事未必實有，但生活中確實常見類似現象，多為愚蠢可笑或異乎尋常的舉動，作者用漫畫化手法，加以夸張，導向荒謬，從而寄寓深意。當時可能針對某個具體問題而言，后世又賦予更多的哲理含義。如《魏策》四“南轅北轍”，本意是勸魏王勿恃武力征服天下。后世則指，行動要有正確方向，否則主觀努力愈大，距離所定目標愈遠。《齊策》二“畫蛇添足”，原意是勸楚將昭陽，位高爵重，應該知足，若再追求不世之功，會有爵奪人亡的危險。后來借以諷刺那些不顧客觀實際，超越事物的規定性，從而做出多余舉動的人。

(3)歷史寓言。指利用歷史人物的名字，附以虛構的情節，使得作者所要表明的道理更有說服力，其作用不在尋找論點的歷史根據，而是充當說理的形象比喻。并且很可能是作者編造的。因此它們不屬于歷史故事，而屬于歷史寓言。如《秦策》二“曾參殺人”，作者并非為孝子曾參辯誣，而是要證明，流言可畏，眾口爍金，謠言重復三遍，連最了解兒子的母親也會動搖，提醒人們不可輕信傳聞。《楚策》四“驚弓之鳥”，不是贊揚射手更嬴的神技，而是以負了重傷的鳥不能再受驚嚇，比喻心有余悸的失敗者不能委以重任，或不堪一擊。

《戰國策》的寓言大多是作者編造，少數可能是民間傳說，它們情節完整，首尾清楚，具有相對獨立性，已經不是僅起比喻作用的修辭手段。所以后世往往成為單獨流傳的小品。

第四，更有意追求形象性和傳奇性。

《戰國策》敘事記人之文，它們在書中不占主要篇幅，但比較其記言文更富于文學性和藝術感染力。如著名的“荊軻刺秦王”(《燕策》三)，是《國策》中最長的故事，整個故事很像后世的武俠小說，而且似乎是由長篇濃縮為短篇。人物個性之奇特出人意外，情節之復雜多變，場面之夸張渲染等，都大大超過《左傳》所記之政變故事。

《齊策》“馮諼客孟嘗君”，已經有意識地塑造人物形象，已能多角度多層次展現人物性格的發展過程。從三次彈鋏而歌，繼而寫市義、使梁、廟薛三事，三窟成而英雄出，馮諼的形象一步步走向高大完美，該文可以說是“士”的頌歌。

《戰國策》寫人時已能熟練地使用旁白和代言法來刻畫人物內心活動。如蘇秦說秦王不成而歸，半夜讀書，引錐刺股，自言自語：“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這種潛意識的隱秘，顯系作者推想之辭。鄒忌見徐公之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睡夢中的思考和推理，他人焉知?無疑是作者的揣摩。這些都是成功的小說筆法。

注釋

① 參見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第18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① 參見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第165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① 參見蔣寅《〈左傳〉與〈戰國策〉中說辭的比較研究》,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