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科舉制度·尋求時文與文章的內在溝通

既然科舉是出仕的必由之路，既然時文寫作是無法回避的，無論是自我解嘲或自大其體，甚至真誠地將它視為一種文學資源來汲取——既然已付出那么多的精力，何必白白浪費呢——人們都需要為八股文尋找一點理由，使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徹底的無價值，以便使自己為它耗費的精力不至于顯得太無聊和可笑。

八股文被稱為時文，表明它是相對于傳統文體——古文而存在的，正像時尚作為流行趣味相對于傳統趣味成立一樣。正統古文作家出于維護文體純潔性的動機，往往在與時文的區別中界定古文。如魏禧答人問古文，曰：“欲知君子，遠于小人而已;欲知古文，遠于時文而已矣。”^①或像焦循那樣，從文體特征入手，說明“古文以意，時文以形”的異趣^②。但為八股文辯護的人，則認為兩者之間其實并無不可逾越的藩籬。如潘耒《吳楞香制義序》云：

國家設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偉之材，以為當世用。然帖括繩尺之文，每不足以羅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廣者，或俯視制舉業為不足為，于是有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淺識諛聞之士，遂謂古學之與時趨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經學古為戒，以速化捷得為賢，則亦過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閎覽之士能為彼不能為此者。^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焦袁熹的觀點，他認為文學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不取決于學習經歷，也不取決于科舉是否順利。“王元美最為早達，吾觀其鄉試王會圖一表，筆力直類唐人，為三百年四六文字之冠，后乃轉更不通耳。然則科舉一事了之，亦無以為也。歸熙甫潦倒公車，晚得一第，其集中文多是舉人時作。舉人之去秀才幾何?然則科舉之不了，亦未大害也”。關鍵還是在于人的才能有偏至：“有才識數十字，胸中無一寸書，而獨能為墨卷之文者;又有檀左屈宋呼集腕底，韓柳歐蘇奔湊毫端，而獨不能為墨卷之文，強為之去之彌遠者。”^②這代表了思考科舉與文學之關系的另一種思路。

不管這種思路是否有道理，當人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八股文和文學的關系時，馬上就發現兩者在某些層次上是可以溝通的。有人甚至倡為“時藝古文不二”之說^③，這當然是很聳人聽聞的，沒有嚴密的論證恐怕很難說服人。明代袁宏道 《與友人論時文書》寫道：“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后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士，文猶詩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顧奚必古文辭而后不朽哉?”他是從“真”的角度來立論的。在他看來，所謂古文至今已敝極，“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只有出主入奴的模仿，既無真氣也無創造性。相比之下，倒是八股文還有些可取之處：“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一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為此他批評那些厚古薄今之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①中郎對八股文藝術性的推崇，能否得人首肯很難說，但這至少表明，只要換個角度看，時文也有與一般文章相通的特性。所以到清代，站在時文立場的人敢于聲稱：“到得八股之法講說既熟，則一切詩古文辭皆可自尋入路。故時文不通，不可以學古。”^②而站在古文立場的人，也承認八股文的訓練是有助于詩古文寫作思理清晰的。王漁洋《池北偶談·談藝三》載：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庵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③

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二引此文，以為“此論實確不可易。今之作八韻試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及長于作官牘文書者，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④。無獨有偶，袁枚《隨園詩話》也記載了一段對話：

時文之學，有害于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有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適來，讀之，引手橫截于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韙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為時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為策論應試之文，皆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脈不清。”^①

這并不是八股時代的神話，因為評論家們的確在時文和詩古文辭間看到某些一致性。比如黃生指出：“律詩之體，兼古文、時文而有之。蓋五言八句，猶之乎四股八比也。今秀才家為詩，易有時文氣，而反不知學時文之起承轉合，可發一笑。至其拘于聲律，不得不生倒敘、省文、縮脈、映帶諸法，并與古文同一關捩。是故不知時文者，不可與言詩;不知古文者，猶不可與言詩。”^②他們指出詩歌結構、技法與古文、時文的一致，應該說是有眼光的，當代學者也曾引申焦循《時文說》、江國霖《制義叢話序》的說法，承認八股文體確實融入了詩賦的文體特征和技藝^③。但他們譏笑別人做律詩、古文不用時文技法，進而斷言不知時文、古文者不可與言詩，就值得斟酌了。

正如錢仲聯先生所指出的，古文和時文交相影響，主要在于古文影響時文的一面，“古文影響時文，所以提高時文的水準;而時文影響古文，則是降低古文的品格”^④。錢先生未申說其中的道理，實際上這個問題涉及到不同文體在體制、風格互涉時遵循的基本原則。在中國古代的藝術觀念中，不同文體間體制、風格的互涉是有方向性的，基本原則是以古入近、以高行卑，即較古的體制、風格要素可行于后出文體，反之則不可。沈德潛說“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樸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⑤，闡發的就是這個道理。依據這種互涉原則，古文筆意可入時文，時文筆意卻不可入古文。正如徐時夏所論：“古文與時文原迥然不同。今之舉入、進士僥幸廁名花榜，便自以昌黎、柳州，輒縱筆為人作序作傳作碑銘，而人亦以其舉人、進士也，重而求之。殊不知以古文之筆為時文，便妙不可言;以時文之筆為古文，便成笑譜。”^①職是之故，在古文和時文之間，就出現兩種截然對立的文體策略：古文為保持文體純潔性，極力排斥時文及其他文體因素;而時文為充實其內涵，卻積極引入古文因素。前者如古文家方苞《與熊藝成書》《與章泰占書》勸對方力戒時文;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也說：“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②后者則如鄭蘇年說：“八股與古文雖判為兩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纖靡，不足以自立。”^③事實上，明代唐順之、茅坤、歸有光、黃淳耀、艾南英等時文秀出一時，也都與援古文之筆入時文有關^④。而清代康熙十二年狀元韓菼則是這方面最成功的作家，“其舉子業以古文為時文，大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輇才小生，率瞠目不解為何語。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于是一哄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剩馥，沾丐后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斗山矣”^⑤。此后還有“北隨園”邊連寶“以古文為時文”^⑥，海陵沈龍祥“執以古文為時文之說”^⑦，形成清代時文中一股獨特的潮流。

這種文體學上的價值取向，實際是作者立足于古文立場的反映，表明了作者最終是以古文為價值歸宿的。我們從惠周惕《列科文錄序》對自己學習和寫作經歷的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余始入家塾，先君子授余先輩小題文一編，是時年幼，未能讀也。及稍長，通五經章句，間取一讀之，辨其對偶，別其體裁，以為時文之法度如是而止矣。是時心壯氣盛，將有志于古文，斥之為不足學。每讀史漢唐宋之文，愛其文筆馳騁，銳意欲效之。及為制義，輒仿佛其氣象，摹擬其字句，自以為古文矣。或出以示人，或持以應試，亦無不以古文許之也。”中年見識既廣，閱歷亦富，始疑向之自以為古文者非也。于是退而讀書，上自六經，下及唐宋元明諸家，乃恍然有悟。更讀先輩制義，則“向之所謂平淡者，今之所謂雋永矣;向之所謂徑省者，今之所謂駿快矣;向之所謂反復易厭者，今之所謂曲折縈洄矣;向之所謂議論不足者，今之所謂氣象沉郁矣;向之所謂繩檢自困者，今之所謂首尾完密矣。蓋其開合起伏頓挫擒縱之法一本于古文，特其辭少異耳”^①。作者初以古文、時文為兩途，棄時文不讀;既而以古文為目標，求其氣象、字句之形似;最終理解時文結構、筆法皆本于古文，得二者相通之理。整個學習過程完全是以古文為準則為歸宿的，體現了清代士人尋求時文與古文之內在溝通的一般路徑。

考察這股援古入時之風在清代的流行，不能忽視桐城派所起的作用，這在當代學者的研究中已有論述^②。早期桐城派作家戴名世即曾提出“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張，桐城派宗師方苞雖嚴戒時文入古文，但卻主張將古文義法用于制舉之文。這就是《古文約選序例》所說的“學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之義法，則能觸類而通，為制舉之文，敷陳策論，俾有余裕矣”。而在實際寫作中，他的古文其實并沒有杜絕時文習氣的沾染，以致被目為“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①，又被朱仕琇目為時文變調^②。乾隆初年，他還曾為朝廷編纂《欽定四書文》，顯出他在時文方面的造詣。影響所及，桐城作家對時文與古文都不持截然對立的看法。劉大櫆論時文，主張“取左、馬、韓、歐的神氣、音節，曲折與題相赴，乃為其至者”^③，姚鼐《惜抱軒稿序》則說，讀嘉靖、正德間人時文后，“乃見初立經義本體與荊川、震川所以為文章之旨，恍然曰：是亦古文耳，豈二道哉”。《陽山四書義序》又說：“使為經義者能如唐應德、歸熙甫之才，則其文即古文也。”這不過是在時文中看出古文的理數，后來方濬頤則更進一步主張，不工時文，古文也不能工。他在《答于漢卿書》中指出：“文無今古，惟其是而已矣。帖括文字與碑版議論之作，體格不同而義理則一，未有不工于時文而能為古文者，未有工于古文而不能為時文者。”《復吳拙庵書》又說：“世動曰能時文者不能為古文。夫制藝代圣賢立言，其精思偉論皆從經史中出，時文之善學古文者，方足為大家。雖有排偶單行之分，然氣足理足辭足，固無施不可。時文古文，二而一者也，未有不工于時文而獨能長于古文者也。”^④這種見解與前期桐城派作家比，與聲稱若不能時文，古文將更進一格的方苞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時文由難以躲避的壓迫轉化為一種積極的資源，甚至古文都必須靠它的滋養才能茂盛。這雖是一種提升時文價值和地位的努力，但同時也意味著古文的文體資源已開采告罄，文體變革的步履正殷殷臨近。

透過以上征引的文獻分析，籠罩在舉業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已約略呈現在我們面前。生活在明清時代的作者，只有贏得科舉的成功或徹底放棄科舉，才能走出舉業的陰影，步入自由寫作的陽光地帶，才有酣暢發揮性靈和天才的文學創造。而這往往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只有極少數人能較快走出陰影，他們背后往往有著家族或地域文化背景的支持。沿這一思路推進，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就出現在我們面前： 文學最繁榮的江浙一帶也正是科舉最成功的地方。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間112科進士，竟有25個狀元出于蘇州府，常州府、太倉州、江寧府、鎮江府還有21人，再加浙江19人，清代一半以上的狀元出自江南一帶。由此推導出的結論，似乎正與“公車之業損則風雅之事進”相對立，乃是“科第盛則文學亦盛”。但這兩個命題并不矛盾，因為著眼點各不相同：前者著眼于人們從事寫作的專心程度，后者則著眼于文學人才的解放。它們都可以作為帶有規律性的假說，引導我們進行明清文學的整體思考，并在更深入的歷史研究中重新描寫明清兩代的文學史。

注釋

① 魏禧《日錄》卷二,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寧都三魏文集本。②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時文說二》,道光四年刊本。① 潘耒《遂初堂集》卷八,康熙刊本。② 焦袁熹《此木軒文集》卷一《答曹諤廷書》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稿本。③ 湯來賀《內省齋文集》卷二○《許師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①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一,日本元祿九年京都刊本。② 申颋《耐俗軒課兒文訓》,清刊本。③ 王士禛《池北偶談》下冊第301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④ 梁章鉅《制義叢話》第35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① 袁枚《隨園詩話》卷六第149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黃生《詩麈》卷二第87頁,黃山書社1995年版。③ 參見顧歆藝《論科舉、四書、八股文的相互制動作用》,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輯第160—16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④ 錢仲聯《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系問題》,載《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第78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⑤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清詩話》下冊第5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① 徐時夏《與張山來》,張潮輯《友聲新集》卷一,康熙刊本。②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卷一,道光刊本。③ 梁章鉅《退庵隨筆》引,《清詩話續編》第3冊第19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④ 有關唐順之、茅坤、歸有光及唐宋派以古文為時文的研究,可參見鄺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為時文”說》,收入《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小說戲曲散文賦卷),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⑤ 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龍威秘書本。⑥ 戈濤《隨園征士生傳》,《坳堂文集》抄本,轉引自韓勝《南北隨園詩論對比研究》,2002年河北大學碩士論文。⑦ 沈龍祥《依歸草序》,《海陵文征》卷一九,道光二十三年刊本。① 惠周惕《硯溪先生遺稿》卷下,庚辰叢編本。② 參見錢仲聯《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系問題》;陳平原《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①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友人書》引王若霖語,嘉慶十一年刊本。② 方東樹《書林揚觶》卷下,庚辰叢編本。③ 劉大櫆《時文論》,載《劉大櫆集》第6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④ 方濬頤《方忍齋所著書·二知軒文存》,聯經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