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文人境遇·遼與金對中原文化的過分崇拜窒息了文學的創造力

遼金元文學與文人境遇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是統治者實行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政策。也就是說，中原漢族文人受到了不同的待遇，這也是造成上述三代文學成就高下懸殊的根本原因。但是需要指出，這樣說并非在重復傳統觀點，似乎漢化程度高低和文學盛衰之間存在著正比例關系，而是恰恰相反。

為了說明問題方便，這里先談遼金。除了前面論述過的統治地域狹小等客觀因素以外，研究還表明，遼金文學成就不高不是由于漢化程度太低，根本在于整個社會自上而下過分崇拜中原漢文化傳統，文人心態的自卑窒息了文學的創造力。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遼金元三個王朝統治者皆為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少數民族，它們先后進入中原，成了部分乃至全部漢地的主人，這就隨之遇到了如何處理相對落后的本民族習俗和先進的漢民族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問題。明顯的共同點是，這三個王朝都程度不等地接受了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原正統文化，上自王朝體制，下到基層教育，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漢化”，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眾多封建王朝中的一員。然而，對待“漢化”的態度以及由此決定的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針，三個朝代卻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人們經常提到遼、金統治者對漢民族文化的巨大熱情，這種熱情是以他們對漢民族傳統文化的無限仰慕作為基礎的。盡管在與內地漢民族政權發生沖突時，遼金統治者憑借著武力總是占上風，攫取中原財物時大多處于居高臨下的地位，但在內心里它們皆無法擺脫自己的“蠻夷”陰影，帶有強烈的文化自卑感。宋人洪皓《松漠紀聞》記載遼道宗耶律洪基要漢臣講《論語》，講到“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無”等句，避嫌不敢講。道宗說，上古時熏鬻等族，沒有禮法，所以叫“夷”。我們現在已彬彬有文化，和漢族沒有兩樣，你還避什么嫌?這一段話，表面上冠冕堂皇，極有自信，但透過表層，卻是以“和漢族沒有兩樣”為榮，承認不具備中原“禮法”只能是蠻荒落后活該鄙棄的“夷”，急于擺脫草原陋俗的心態灼然。無獨有偶，金取代了遼以后，這種心態有增無減。海陵王完顏亮曾對漢人官員蔡松年談起讀《論語》體會時說，他對“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無”這句話很厭惡：“他不是以南北區分貴彼賤我么? ”語中有明顯的不平和怨悵，其根源還在于仰慕漢族文化卻不被先進文化接受的心理失衡。上述心態無疑也代表了當時的廣大文人。

正是在這種極欲歸化的心態影響下，遼金統治者皆表現出濃厚的尊孔崇儒傾向。據《遼史·太祖紀》記載，早在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初，神冊三年(918)就“詔建孔子廟”。同書卷第七二列傳第二《宗室·義宗》更具體地敘述了當時朝議的情形：

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 ”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碧娲髳?，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佛教來自天竺，但到了唐代已逐漸中國化。遼朝的佛教實際上已是作為漢文化的一部分而流傳，著名的僧人也多為漢人。但相比較而言，土生土長的儒學更能代表純粹的中原文化，這也是耶律阿保機們所謂“佛非中國教”的心理依據。要知道此時契丹統治者尚未進入中原，這以后他們的崇儒興學思想更加牢固。史載興宗耶律宗真“好儒術”(《遼史》卷一八《興宗紀》)，至道宗時漢文化已普遍為契丹統治者所接受，儒士地位雖不能與宋王朝治下相比，但漢文化支撐著他們受優遇是可以肯定的?！哆|史·文學傳序》記載遼代“至景(宗)、圣(宗)間，則科目律興，士有由下僚擢升侍從，骎骎崇儒之美。”此處所謂“科目”即指科舉取士制度。嚴格地說，遼代正式開科取士是在圣宗統和六年(988)，據今人統計，其后135年間共舉行進士考試57次，得士2480人，其中狀元57名。中了狀元以后更受重視，有許多位列宰輔。今知遼代57名狀元中，位至宰輔的已達13人，占總數的約百分之二十三，超過了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的宋朝^①。由此可見契丹統治者對漢文化的重視程度。

遼亡以后，女真族建立的金對中原漢文化的崇拜有過之而無不及。熙宗完顏亶首先倡導尊孔，他在上京立孔廟，親自去拜祭，又封孔子后裔為衍圣公。世宗完顏雍時大力尊孔讀經，用女真文字翻譯漢文儒學經典，并給孔子修墓，立“宣圣廟碑”。章宗完顏璟即位后不久，即下特旨大修曲阜及京師孔廟，并下詔各州縣建孔廟。與此同時，女真統治者還極力拉攏漢族文人為自己服務，所謂“借才異代”。除了扣留宋朝使臣等非正常手法外，還通過科舉考試的形式選拔人才。金太宗完顏晟(1123—1134)時即確立科舉制，分辭賦、經義兩科，以羅致漢人文士。侵占宋統治下的河北、山東等地后，創設南北兩科，分別考試，稱“南北選”。海陵王完顏亮上臺后，為便于普選文士，下詔廢除南北選制，不以地域差異定尊卑。此后科舉制度更得到進一步完善，文人亦普遍受到重視?！督鹗贰の乃噦鳌吩疲骸笆雷?、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而位列宰輔者接踵?！薄督鹗贰みx舉志》亦稱：“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于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據今人周臘生統計，金代科考取士15000人，遠遠超過了遼代;狀元61名，位至三品以上的11名，這些亦大多超過了遼。另外，為了更迅速更有成效的漢化，金統治者還對盡快提高女真人的文化素質做出了明確的要求。朝廷鼓勵女真貴族子弟習儒，京師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和漢人一樣參加科舉考試。世宗還規定，女真貴族如不能讀女真字經書，即不準承襲猛安、謀克。章宗詔令35歲以下女真親軍，必須學讀《孝經》和《論語》。顯然，女真貴族運用本民族語言參與尊孔讀經，擴大了金代文人的成分，從而造就了一支新型的文人隊伍，較之前代又進了一步。

對于作為儒學傳統文化外化形態之一的詩文創作，遼金統治者更是積極提倡，身體力行。遼初，曾貴為皇太子的東丹王耶律倍為避禍投奔后唐時，曾寫下一首五言詩：“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雖然草昧無文，形同白話，卻是最早的契丹文人創作，質樸可嘉。圣宗以后，隨著漢文化的傳布，契丹貴族多學作詩賦，急欲使自己成為文人隊伍的一部分。史載圣宗喜吟詩，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詩賦，并由耶律良編為《清寧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詩歌流傳。其余遼貴族文人也都在帝王鼓勵下作詩編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詩集《閬苑集》，外戚蕭柳作詩千篇，編為《歲寒集》。耶律良有《慶會集》等等。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詩集至今大部佚失。但其中漢文化對契丹人的深刻影響以及契丹貴族對中原正統文化之崇拜是相當明顯的。史載遼圣宗曾以契丹文字譯唐詩人白居易諷喻詩，自稱“樂天詩集是吾師”，可以想見白詩在遼境內流傳之廣，當不限于宮廷內苑。此外，北宋詩人蘇軾的作品也在遼地流傳。軾弟蘇轍奉使到遼朝，回來后稱宋朝印刷的書籍，北方遼地無所不有。據云蘇轍剛入遼境，就有人告訴他：“令兄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時?！睍r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且記載遼燕京書肆刻蘇軾詩集曰《大蘇集》，蘇轍使遼有詩云，“誰將家集過燕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說的就是這樣的事。在這方面，金統治者較之前代毫不遜色。蘇軾等人的詩文、從王羲之到宋徽宗趙佶的書法繪畫，皆為學習和模仿的對象。海陵王完顏亮、章宗完顏璟以及豫王允成(世宗幼子)成了醉心于漢文化的典范，他們有很多用漢文寫作的作品傳世。章宗還依據宋朝《崇文總目》，下詔訪求遺書，編纂《金纂修雜錄》《大金禮儀》等典籍。宣宗南渡后，國勢雖衰，文人創作則有蓬勃發展之勢，出現了趙秉文、楊云翼這樣以“學蘇(軾)”相標榜的文壇盟主。等到哀宗之時，元好問更以昌明博大之才，標舉蘇氏之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代宗師，執文壇牛耳者近二十年。前人所謂 “元子文章學老坡，百年人物擅關河”(程鉅夫《題元裕之贈劉濟川詩后二首》)，同樣是上承遼代文人余緒而超拔之。

然而，單純醉心于對中原先進文明的向往、學習和保證文士的優越地位并不必然導致文學創作的成功。誰都知道，文學的價值根本在于創新，而創新的基礎在于思想的解放，其對立面便是思想上的自我封閉和不思進取，僵化是文學創新的大敵。正是這自我封閉、不思進取而造成的僵化，窒息了遼金文學創作的生命活力。當然，這樣說似乎又是匪夷所思。因為除了武力征服之外，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遼金統治者并不熟諳思想文化方面的精神控制，遼金治下的文人也較少傳統綱常倫理的思想束縛，無論入仕參政還是在野隱逸皆有著相當的自由度和優越感。在這種情況下說他們思想不解放似乎難以服人。

但若從文學與文人心態及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來看，事實的確如此。

我們知道，以詩詞古文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至唐宋達到了它的巔峰，成了后世難以企及的“范本”。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契丹的遼還是女真的金都不能改變文學史的發展規律。況且在地域及文人分布方面，這兩個王朝已是先天不足，文化上的自卑意識又只能促使契丹和女真統治者極力學習乃至模仿唐宋名家名作。上有所好，下必趨之。與此相呼應，整個遼金文人階層也將目光指向了內地，學習和模仿形成了風氣。也正因為如此，蘇軾、黃庭堅等人的影響在北地有增無已。后人竟將這種影響與理學在南宋的地位相提并論，所謂“程學盛南蘇學北”^①，由此可以看出遼金社會上層對中原漢文化的渴求和汲納，帶動了整個社會形成學習和模仿的文學風氣，甚至不敢越雷池半步。這些都嚴重違背了起碼的創作規律。經驗證明，對前人和傳統進行學習是必要的，但無限崇拜以至極力模仿只能導致文學創作活力的窒息。而這一點恰恰是契丹和女真的統治者們所未料及的。雖然北方草原風光以及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給遼金文壇多多少少吹進了一絲清新的氣息，不無特色，但從根本上說，從詩經及漢樂府到唐宋邊塞詩詞，有關這方面的題材在漢族文學中已經得到了比較深入完美的表現，留給遼金文人的已經很有限了，即使是元好問這樣有才華的名作家也難以改變現狀。這是遼金兩代在文學創作上很難有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

與此同時，還應該看到，正因為遼金統治者極力推崇中原傳統文化，熟諳宮廷和官場爭斗的權術陰謀，對文化典籍有著由崇拜敬畏轉化而來的過分敏感乃至懼怕的心理，有時甚至會導致極端。《遼史·刑法志》將“走遞偽學御書”作為“枉法受賕”、“盜外國貢物”同類的罪行之一。宋人沈括記載“遼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①。這里的“中國”當然是指中原。如此隔絕南北書籍自由流通，可以說是空前的，顯然不利于南北文人間的思想交流，從根本上說也不利于文學創作。不僅如此，中原王朝常有的利用文網羅織罪名的惡習，類似蘇軾所遭遇的“烏臺詩案”等也被金元統治者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了。這方面諸如遼代蕭觀音以一組《回心院》詞遭陷害，金代宇文虛中、高士談因家藏圖書眾多沽禍，以致雙雙喋血刑場。道宗清寧元年(1055)曾明確下詔：“有投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遼史》卷六一《刑法志》)“誹訕”二字就是后世典型的文字獄語言。學術界對遼金特別是前者之所以文學成就不顯提出了許多看法，而過分崇拜傳統和與文化心態自卑聯系著的文化封閉以及精神壓抑卻很少有人提及。實際上，這倒是除了地域因素之外，這兩個朝代文學成就不顯的重要原因。

注釋

① 參見周臘生《遼金元狀元奇談·遼金元狀元譜》,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① 翁方綱《復初齋集·齋中與友論詩》,清刻本。①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元刻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