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文獻·明代小說文獻·二十世紀下半葉小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1949年后，馬克思主義逐漸在思想和學術界占據主導地位。在20世紀50年代初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中，胡適倡導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遭全盤否定;同時，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被排斥。以社會政治學研究或詮釋作品是當時流行的做法，雖獲得不少成果，并顯示出該研究范式的優點和特色，但采用單一的研究范式并將之尊奉到不適當程度，在事實上已限制了研究的正常發展。在極左思潮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文革”時期，整個學術界陷入蕭條之中，直到1978年關于明代小說整理與研究的成就才接踵而出。

首先，文獻資料得到大規模的系統搜集與整理。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開始影印出版由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柳存仁等任編委的《古本小說集成》第1輯100種，現共出版5輯450種。1991年，中華書局開始影印出版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的《古本小說叢刊》，現共出版41輯170余種。兩套叢書都以收錄通俗小說為主，每種作品撰有前言，全面而簡約地介紹該書的版本、作者、源流與社會背景等，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至此，明代通俗小說的善本甚至孤本的影印本基本上都已公之于世，給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在此期間，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等又出版了多種明代小說的排印本，《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更有會校會評會注本。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資料匯編、書目與大型的小說研究工具書也紛紛問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譚正璧編《三言二拍資料》(1980)，出版了王利器輯錄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1981)。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柳存仁編著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馬蹄疾編纂的《水滸書錄》(1983)。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文彬編纂的《金瓶梅書錄》(1986)。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朱一玄、劉毓忱編纂的《水滸傳資料匯編》(1981)與《三國演義資料匯編》(1983)。中華書局出版了朱一玄、劉毓忱編纂的《西游記資料匯編》(1983)與黃霖編纂的《金瓶梅資料匯編》(1987)。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朱一玄編纂的《金瓶梅資料匯編》(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劉蔭柏編纂的《西游記研究資料》(1990)。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侯忠義編纂的《金瓶梅資料匯編》(1985)與周鈞韜編《金瓶梅資料續編》(1991)。上述各種資料匯編，收錄了有關作品本事、作者、版本、評論與影響等各方面的大量原始資料。

1990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撰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此書收錄自唐變文至清末通俗小說共一千二百余種的提要，其中含明代通俗小說提要一百五十余種。199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了劉世德等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明代通俗小說與重要的文言小說及其作者在書中都設有詞條作評介。以上這些資料匯編、書目與大型的小說研究工具書的編成與出版，都為明代小說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自建國以來，一些刊載有關明代小說原始資料的明人筆記也紛紛整理出版排印本，如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該書對小說作了系統的分類，自古以來第一個為小說在子書類中爭一席之地，對各類小說的發展作了考源工作，并對小說的藝術特點作了甚有見地的分析;郎瑛的《七修類稿》，書中“三國宋江演義”條、“宋江原數”條等，都是明代小說研究中的重要史料;陸容的《菽園雜記》，書中關于《剪燈新話》《剪燈余話》以及水滸故事在成化前的流傳等記載，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漫記西湖各大名勝來歷及傳說，既為了解一些小說故事的源流提供了線索，又為后來一些明代小說的創作提供了素材;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中關于《水滸傳》郭勛本、天都外臣序刻本、《英烈傳》本事與編撰、《鐘情麗集》的創作，特別是關于《金瓶梅》抄本流傳的過程、現已佚的續書《玉嬌李》的概況等，都是較為珍貴的小說史料。這一大批明人著述的整理出版，可幫助人們對明代小說創作與發展的狀況有較真切、具體的了解。

其次，明代重要的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等，在組織了專門的學會后出版了《三國演義研究》《水滸爭鳴》等學術刊物，同時，又新出現了《明清小說研究》《明清小說論叢》等學術刊物，為明代小說的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園地。

再次，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少問題開始得到解決或面目趨于清晰。關于明代“四大奇書”版本與作者問題的研究是較典型并較重要的例證。

(一) 《三國演義》

關于作者重要的論文有章培恒的《關于羅貫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文學遺產》1982年第3期)、孟繁仁的《太原<羅氏家譜>與羅貫中》(《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王利器《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2期)，重要的版本整理則有沈伯俊校理的《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綜合眾家所述，關于《三國演義》的版本情況可歸納如下：現存《三國演義》的明刻本尚有不少，其中有二十四卷本，即嘉靖元年(1522)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全書240回;又有十二卷本，如明萬歷十九年(1591)周曰校刻《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明夏振宇刻《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明鄭以楨刻《新鐫校正京本大字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又有二十卷本，如明萬歷二十年(1592)余氏雙峰堂刻《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明萬歷間余象斗刻《新刻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明萬歷二十四年熊清波刻《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明萬歷三十三年鄭少垣聯輝堂三垣館刻《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明萬歷三十八年楊閩齋刻《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明萬歷三十九年鄭世容刻《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明萬歷間喬山堂刻《新鍥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明刻《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明天啟三年(1623)黃正甫刻《新刻考訂按鑒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明刻《新刻音釋旁訓評林演義三國志史傳》、明楊美生刻《新刻按鑒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明劉榮吾刻《精鐫按鑒全像鼎峙三國志志傳》、明刻《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明崇禎間雄飛館合刻《英雄譜》本《三國志》;又有六卷本，如明葉逢春刻嘉靖二十七年(1548)元峰子序本《新刊按鑒漢譜三國志傳繪像足本大全》;此外，又有明吳觀明刻《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本。以上種種明刻本中，嘉靖元年刊刻的二十四卷本刊出時間為最早，其余諸種《三國志傳》本自成系統，其祖本則早于嘉靖元年本。

清康熙初年，毛綸、毛宗崗父子在李卓吾評本基礎上進行全面修改，并加系統評語。此后，毛本遂代替明刻諸本行世，成為三百年來最流行的版本。

(二) 《水滸傳》

重要的論文有徐朔方的《<施耐庵生平探考>質疑》(《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2期)、章培恒的《<施耐庵墓志>辨偽及其他》(《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4期)、劉世德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6期)、史尚信《施耐庵研究十年》(《復旦學報》1991年第2期)、何滿子《從宋元說話家數探索<水滸>繁簡本淵源及其作者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4期)。

關于施耐庵有種種說法，或說他名子安，淮安人，曾官錢塘二載，因與當道權貴不合，棄官回鄉，閉門著書;或說他即為施耳，屢拒張士誠的招聘，明初亦堅辭朝廷征書;或說他是某家譜中的施彥端，興化人，隱居著書。但這些說法都存在明顯的矛盾和破綻。

綜合眾家所述，關于《水滸傳》的版本情況可歸納如下：《水滸傳》明代刊本有簡本與繁本兩個系統，屬于簡本系統的主要有明萬歷二十二年刊本《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25卷102回、明萬歷間刊本鄭大郁序本《忠義水滸傳》150回、明刊巾箱本《忠義水滸傳》115回、明崇禎間雄飛館《英雄譜》本《忠義水滸傳》110回。屬于繁本系統的主要有明萬歷十七年(1589)刊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100回、萬歷三十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100回、萬歷間刊本《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120回、明末刊本《鐘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100回、明末刊本大滌馀人序本《忠義水滸傳》100回;金圣嘆刪改而成70回的《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也屬繁本系統。

所謂“簡本”與“繁本”，是沿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其一簡略，其一繁縟”的說法，除文字與細節描寫方面的區別之外，簡本都包含有平田虎、王慶的故事，而繁本中較早的百回本卻無此內容，兩個系統的本子中一些情節的描寫也有差異。關于繁本與簡本之間的關系，學術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

(三) 《西游記》

自胡適認定吳承恩為《西游記》的作者以來，學術界一直奉為定論。但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本書作者曾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重要的論文有章培恒的《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蘇興的《也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1期)、章培恒的 《再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復旦學報》1986年第1期)。章培恒論文針對考證的原始依據，即天啟《淮安府志》在吳承恩名下有《西游記》一書的著錄，指出：“天啟《淮安府志》既沒有說明吳承恩的《西游記》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沒有說明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著作，那又怎能斷定吳承恩的《西游記》就是作為小說的百回本《西游記》而不是與之同名的另一種著作呢?要知道，在我國的歷史上，兩種著作同名并不是極其罕見的現象，甚至在同一時期里出現兩種同名的著作的事也曾發生過……大概比吳承恩大二十歲左右的安國就寫過名為《西游記》的紀游之作，那么，又安知吳承恩的《西游記》不也是游記呢? ”章培恒又指出，吳承恩的《西游記》在清初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中，被著錄在卷八史部地理類，“倘若《千頃堂書目》的著錄不誤，那么，吳承恩的《西游記》乃是一篇通常意義上的游記，與安國的《西游記》屬同一性質，換言之，它確是與小說《西游記》同名的另一部著作。”

綜合眾家所述，關于《西游記》的版本情況可歸納如下：明代刊印全本《西游記》有4種：金陵世德堂刊20卷一百回本、萬歷閩楊閩齋刊20卷一百回本、《唐僧西游記》20卷一百回本，此3種均題“華陽洞天主人校”，卷首有秣陵陳元之的序，但世德堂本序署“時壬辰夏端四日也”，楊閩齋本序署“癸卯夏”。另還有李贄批評《西游記》100回不分卷，卷首有袁于令的序言。除全本外，另有兩種節本。一是書分甲、乙、丙、丁……十集的《唐三藏西游釋厄傳》10卷，署“羊城沖懷朱鼎臣編輯”、“書林蓮臺劉承茂繡梓”;一是楊致和《西游記》4卷四十一回本。1934年，鄭振鐸在《西游記的演化》一文中，認為朱鼎臣本刊印較早，約在“嘉隆間”，最遲在“隆萬間”，它與楊致和本都是世德堂本的刪節改寫本，翌年魯迅在日譯本《中國小說史略》的序中也贊同這一觀點。但近年也有人認為3種本子的順序是楊本、朱本與世德堂本。朱鼎臣本有唐僧出身歷史的描述，而明代各全本均無。清初西陵殘夢道人汪象旭箋評《西游證道書》100回，既據世德堂本，又據朱鼎臣本補成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此后清代所出各版本均仿此。

(四) 《金瓶梅》

在《金瓶梅》研究中，作者考證是引人注目的熱點。有關的考證論文甚多，被懷疑為作者的有王世貞、謝榛、徐渭、李開先、盧楠、王稚登、賈夢龍、賈三近、李先芳、田藝蘅、丘志充、薛應旗、趙南星、馮惟敏、沈自邠、沈德符、屠隆、劉九、湯顯祖、王寀、陶望齡兄弟、李贄、馮夢龍、袁無涯、李漁、丁耀亢、唐寅等五十余人。針對此現象，陳大康《論<金瓶梅>作者考證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將眾多的考證論文抽象出十種推理方法，指出其中都存在著邏輯上的錯誤，因而結論無法成立;又分析了關于作者問題現有的原始資料，指出根據這些資料，根本無法完成考證作者的工作。那以后，很少再見到新刊出的這方面的考證論文。

關于《金瓶梅》的版本有詞話本與說散本兩個系統。詞話本指刊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它是由不同抄本拼湊而成，未經認真加工整理，前80回與后20回文字風格明顯有異;說散本者以刻于明末清初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為代表，該本對詞話本多有刪削與增飾，詞話本中的韻文被大量刪去，故稱說散本，清初的張竹坡即是據此本而作評點的。

除了對明代“四大奇書”作者與版本問題的探討、考證外，關于這些作品思想與藝術方面的研究論文也極多，它們在明代小說研究論文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自1950年至2000年，有關明代小說研究的論文共7027篇，數量十分龐大，具體分布則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