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詞·第五、第六代詞人群的深化與融合

第五代詞人群(1208—1265)是以戴復古(1167—1243后)、孫惟信(1179—1243)、劉克莊(1187—1269)、吳文英(1207?—1269?)、陳人杰(?—1243)和黃升等為代表的“江湖詞人群”。

13世紀上半葉的詞壇，基本上是江湖名士的天下。此期詞人大多是寄人籬下，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固定經濟來源而又名動天下的江湖清客，是以“業文”為生的“專業”作家。

這一階段，是兩宋詞史上的深化期。詞風走向分雙線發展：一線繼承“稼軒風”，沿著辛棄疾抒情自我化的道路繼續深化。詞作常以“自述”為題，表現江湖名士的行藏出處、意態風神，抒發自我的失意苦悶。他們崇尚抒情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計較字工句穩;豪壯之氣不足，狂傲之氣有余，有時不免流于粗豪叫囂，而缺乏辛棄疾那種深沉剛健之美。戴復古、孫惟信、劉克莊、陳人杰等屬于此類。另一線則傳承、師法周邦彥和姜夔，注重煉字琢句，審音守律，不尚抒情的自由，但求字句的協律典雅。寫戀情，狀物態，是他們詞作的主要題材。吳文英是其代表。

他們生活在朝野上下醉生夢死的“茍安”時代(寧宗、理宗二朝)。自1206年的“開禧北伐”失敗以后，南宋君臣對收復失地、北定中原就徹底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于是心安理得地龜縮在半壁河山，守著“一勺西湖水”，酣歌醉舞，茍且偷安。加之朝廷政治日益腐敗黑暗，“絕口用兵”(汪晫《賀新郎·開禧丁卯端午中都借石林韻》)，文人士大夫大多喪失了進取之心和社會責任感，混世、厭世和憤世成為當時社會普遍流行的，也是詞作中最突出的心理常態。

這個時期詞作中的情感世界，有所拓展，表現出了詞史上未曾表現過的一種心態——灰心與絕望。

此時的文人士大夫，無論是對民族的命運，還是對個人的前途，大都是灰心絕望。他們深知，“偏安久，大義難明”，清醒地意識到朝廷、社會已是“膏肓危病”，無法救治，“寧有藥，針匕具，獻無門”(黃機《六州歌頭》)。個人的進與退，都無補于社會，所謂“用與舍，徒為爾”(馮取洽《賀新郎》)，因而心灰意冷。如果說上一代詞人是希望與失望交織，進取與退避并存，那么這一代詞人就只有失望和絕望。他們一再表白“未老心先懶”(宋自遜《驀山溪》)、“道人識破灰心久”(宋自遜《賀新郎》)、“弧矢四方男子事，爭奈灰心也久”(李曾伯《賀新郎》)、“看劍功名心已死”(王涯《滿江紅》)。心如死灰，是這代詞人共有的心理狀態。

哀莫大于心死。由于對現實社會和人生前途的灰心絕望，他們轉而厭世、混世。厭世的心理，混世的態度，突出地體現在不再追求什么人生事業、社會功名，只求個體生活的清閑自在，在悠閑無所事事中消磨歲月，打發時光。于是，“閑”，就成為這代詞人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標。陳人杰曾說：“人世間，只‘閑’一字，受用無窮。”(《沁園春》)其他詞人也紛紛發表愛閑求閑的聲明：“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閑且問蒼天借。”(趙希邁《滿江紅》)“已沒風云豪壯氣，只思煙水閑蹤跡。”(吳淵《滿江紅》)“任當年伊呂，談笑興王，爭恁閑眠野宿。”(韓淲《洞仙歌》)辛棄疾、陸游等英雄志士為年華的等閑虛度而苦悶焦慮，恨閑惡閑。而這代詞人是愛閑樂閑，閑得滿足，閑得愜意。所謂“幸得閑中趣”，“樂取閑中日月長”(李曾伯《減字木蘭花》);“這閑福，自心許”(汪晫《賀新郎》)。

灰心絕望的詞人，面對病入膏肓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并沒有完全喪失正義與良知。他們也曾憂時傷世，也曾“提短劍，腰長鋏”，尋機遇，覓封侯。但由于未曾進入仕途，未曾參與政治，因此，他們只是“思想”上憂國，而“行動”上不救國，也無法、無力拯救。同樣是面對民族危機、社會憂患，辛棄疾、陸游、陳亮等“中興”詞人是隨時準備舍身投入去拯救國難，有著“舍我其誰”的使命感。而這代江湖詞人只是期待別人去解憂排難，而把自己定位為“看客”的角色。李曾伯就直言不諱地宣稱：“斷國謀王非我事，抱孫弄子聊吾適。”(《滿江紅》)朝廷剝奪了他們進取的機會，他們只能徒憂時，空憤世。久而久之，就混時玩世，心理怪圈周而復始。

這種灰心絕望、混世厭世的心理，是詞史上未曾表現過的嶄新的人生體驗和心理感受，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和審美價值。它顯示出：一向具有責任感、使命感和進取心的宋代知識分子，在黑暗政治的摧殘和壓抑之下，人生態度和人格精神發生了怎樣的傾斜和裂變。文士們精神的沒落和思想的頹廢，正是那個時代沒落衰敗的深層體現。

這個時期，藝術上最富有創造性的詞人是吳文英。吳文英與姜夔、周邦彥的創作傾向基本一致，而又各具面目。從周到姜、吳，藝術上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周詞的語言色彩濃麗，姜詞反之而趨于清冷淡雅，至吳文英又返歸于秾艷。周詞的意象結構稠密，姜詞反之而疏朗，吳文英又復歸于綿密。吳文英似乎有意要越過“近宗”姜夔而追隨“遠祖”周邦彥，以建立與時代相近的前輩姜夔不同的藝術風格。吳文英詞的藝術個性，集中體現在語言和結構兩個方面。他的語言，富有強烈的色彩感、裝飾性和象征性。他喜歡用生僻的字眼和冷僻的典故，語言的搭配和字句的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語序和邏輯慣例，造成一種極典雅、極含蓄的藝術效果，有時則流于晦澀難懂。章法結構上，則按照類似于“意識流”的方式，把不同的時空場景濃縮雜糅在同一時空中;或者運用豐富的想象和奇特的聯想，把實有的情事與虛幻的情境錯綜疊映，使意象撲朔迷離，意境朦朧復雜。吳文英的詞因過于朦朧含蓄，因而只能在文人雅士的圈子內流傳，而很少在民間大眾中傳唱。由于失去了廣大的接受消費者，詞也就逐漸失去了在現實文化生活中原有的地位和影響力。隨著社會文化消費市場對詞的冷落，詞體命運的衰落也就為期不遠了。

第六代詞人群(1252—1310)^①，是以周密(1232—1298?)、劉辰翁(1232—1297)、王沂孫、張炎(1248—1331?)、蔣捷等為代表的“遺民詞人群”。

他們生活在13世紀下半葉宋末元初的“亡國”時代。1258年，蒙古大舉侵宋，攻取四川，隨后向兩湖逼近。從此宋室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273年，蒙古兵經過四年的圍攻攻破南宋王朝的屏障襄陽城后，迅速揮師奪取江南，一路勢如破竹，南宋軍隊往往不戰自潰。1276年，宋太皇太后謝氏向元蒙進奉降表，獻上都城臨安，南宋王朝宣告滅亡。雖然文天祥、陸秀夫等民族英雄在福建、廣東一帶繼續抗元，讓南宋的年號延續了三年，但狂瀾既倒，無力回天。1279年，陸秀夫背著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跳海就義，文天祥則兵敗被俘。從此，趙宋江山改由元蒙統治。“遺民”詞人就生活在這個腥風血雨、戰火連綿的時代。

從詞人群體的更迭情況來看，劉辰翁、周密等新生代登上詞壇的時候，上一代詞人劉克莊、吳文英等仍活躍在詞壇，劉、吳等詞人直到宋亡前夕才辭世。而劉辰翁這代詞人的創作主要是在宋亡以后。南宋滅亡時，劉辰翁、周密、文天祥等已年過四十，蔣捷、王沂孫年歲大略相仿，張炎接近而立之年。除文天祥在1282年就義外，其他詞人在元蒙統治下做了二三十年或更長時間的“遺民”。張炎就活到了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間。

遺民詞人群的創作也可以分兩個營壘：劉辰翁、文天祥、羅志仁、鄧剡、汪元量和蔣捷等人屬于辛派后勁。只是由于身處亡國時代，除文天祥之外，他們大多沒有辛棄疾那種豪邁雄武之氣，詞作是斂高調，成悲涼，低沉的悲哀之音多于高亢的雄壯之調。周密、王沂孫、張炎和陳允平、仇遠等則屬于姜夔的后繼者，繼續填寫那音律精嚴的“雅詞”。只是他們的雅詞多了些亡國的哀思和更濃重的悲劇意味。

由于身經時代的巨變，處于宋末元初兩個時代，遺民詞人的創作也明顯分為兩個階段。

他們登上詞壇的時候，正值外敵憑陵、“國脈危如縷”的亡國前夕。國內朝政日益黑暗，賈似道當權，竭力壓制“憂邊”憤世的言論，使得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賈氏又用利誘軟化手段，消磨盡了一代志士的豪氣。 時人趙必��《齊天樂》詞即說：“東南半壁乾坤窄，渺人物，消磨盡。官爵網羅，功名釣餌，眼底紛紛蛙井。暮更朝令，捍格了多少，英雄豪俊。”因而，這代詞人對人生、社會比其前輩更灰心絕望。周密《隱居》詩曾說：“事有難言惟袖手，人無可語且看山。”(《草窗韻語》卷四)國事難言也不能言，言則得罪，干脆不言，故而連蒙古兵奪四川、侵兩湖、下襄陽、逼江南這樣驚天動地的事變，他們仿佛置若罔聞，詞中一點反應也沒有。只有一位不知名的“業余”作者楊僉判寫過一首《一剪梅》，反映“襄陽四載弄干戈”而“朱門日日買朱蛾”的現實，算是唱出了一點憤怒之聲。

這代詞人，大多出身豪門貴族，與其前輩江湖謁客的“寒士”身份不同。身為青年貴族雅士，他們可以不做官，不入賈似道的牢籠，而有的是錢財，有的是閑暇，于是“把笙歌戀定西湖水”(王奕《賀新郎》)，朝歌暮嬉，酣玩歲月，把自我封閉在與那亂世、濁世相隔的貴族“沙龍”里，討音論律，贈答唱和，描摹風月，把那“西湖十景”等名勝景致一一品題，給這風雨如磐、大廈將傾的時代和絕望而無聊的人生增添一點高雅的藝術情趣。

直到1276年都城淪陷，國家破亡，戰火燒到家門口，他們被卷入難民潮，風雅的生活、枯寂的心境被打破，才幡然易轍，用詞來抒寫亡國的悲恨、故國的哀思和流離的痛苦。抒情取向才面對那悲劇時代、苦難人生。就在這一年，劉辰翁寫出了《蘭陵王·丙子送春》，感嘆“人生流落”，國亡“無主”。

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南渡詞人早有表現。而這批“遺民”詞人與南渡詞人不同的是，復國中興已完全沒有了希望，文天祥、陸秀夫抗戰的悲劇結局早就粉碎了他們任何復國的幻想。馬廷鸞《齊天樂·和張龍山壽詞》說得明白：“弱羽填波，輕裝浮海，其奈滄溟瀲滟。”“填海”救國不可能，“浮海”逃避也不可得。莽莽乾坤，都是“鐵馬蒙氈”。因而遺民詞人的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包含著無可奈何的絕望，而缺乏南渡詞作那種抗爭精神，只有低沉的哀吟，而無高亢的怒吼。同時，身為遺民，也不能像南渡詞人那樣直接袒露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而只能是暗中飲泣，所謂“寸腸萬恨，何人共說，十年暗灑銅仙淚”(趙文《鶯啼序》)。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比興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達深沉的亡國痛楚。他們或者通過對節序時令的感慨，或者通過詠物來寄托那不能直說卻不得不吐的亡國悲恨。所以，這個時期節序詞、詠物詞特別多，并出現了托意遙深的詠物詞專集《樂府補題》。有亡國恨而不能直接宣泄，不能放聲痛哭，更增加了這代詞人心境、詞境的悲劇性和苦澀味。

從詞史的流變看，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情感，倒是他們在流離飄泊中對無家可歸、饑寒交迫的生存困境的體驗給詞的情感世界注入了新質。

戰亂后飄零，是這代詞人都有的經歷;“飄泊情多”、“飄零多感”(王易簡《酹江月》)，是他們最突出的人生感受。伴隨飄泊感而生的是無家可歸的茫然感和危機感。流浪途中，“天慘慘，水茫茫”(劉辰翁《江城子》)，他們渴望回到故鄉，然而“我已無家”(劉辰翁《江城子》)。“欲歸無路”(劉辰翁《鶯啼序》)，于是深沉地浩漢：“故園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蔣捷《一剪梅》)

飄泊流浪，生活無著，自然是饑寒交迫。蔣捷多次表現過這種生活體驗。他有時“枯荷包冷飯”，“東奔西走”(《賀新郎》);有時“斷髭凍得成虬”(《木蘭花慢》)。劉辰翁也感嘆：“朝饑諷午，寒爐擁雪，歲晚寒辛。”“被那窮鬼揶揄數得真。”(《沁園春》)陳著也曾為“窮愁”感慨：“無生可謀。奈渾家夢飯，谷難虛貸，長年斷肉，菜亦慳搜。”(《沁園春》)亡國前生活的豪華溫馨與亡國后生活的寒酸困頓，構成了強烈的心理反差。個體生存的困境、悲涼凄苦的心境與難以割斷的亡國之恨交織，構成了這個時期詞作獨特的詞境。

從總體上看，這代詞人在詞藝和詞境上沒有多少開拓和創新，只有融合和深化。辛派后勁劉辰翁、蔣捷、汪元量等人的部分詞作，曲折哽咽，吸收了姜夔、吳文英詞的長處。而張炎、仇遠諸人也并非死守周邦彥、姜夔的藝術法則，對蘇軾、辛棄疾也有所借鑒。他們的詞雅麗而不失清疏明快，與周詞的秾艷密麗、姜詞的清剛峭拔有所不同。兩派互有傾斜和滲透。就個體而言，這代詞人中藝術成就較高、對后世影響較大的是王沂孫、張炎和蔣捷。從詞史的進程來看，這個時期既是多種詞風的融合期，也是詞史高峰狀態的結束期。

注釋

① 之所以將第六代詞人群延伸到元代的至大(1308—1311)年間,是因為張炎等遺民詞人一直活到了此時。如果以1279年宋亡為界劃斷,張炎等人后半生的詞創作,就無法納入到宋代詞史中來。歷來研究宋詞者,也都習慣把張炎視作宋代詞人。張炎既然是“宋”人,他又生活到了元初,所以宋代詞史的分期下限就不能完全按政治史的分期,不能依王朝的更迭時限來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