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理學·宋詞與理學

如果說詩文作為我國古代最正統(tǒng)的文學形式，與作為最正統(tǒng)的學術(shù)思想的理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還很可理解的話，一向被視為“小道”、“艷科”的詞則似乎與理學的關(guān)系過于遙遠。然而，隨著詞在宋代的日益蓬勃發(fā)展，也隨著理學在整個社會的影響日益深廣，詞與詩文一樣，也必然與理學產(chǎn)生種種聯(lián)系。

我們先從理學家說起。據(jù)《河南程氏外書》：“一日，(伊川)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 ’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①顯然，程頤對于秦觀的斥責完全不顧文學藝術(shù)的特殊審美要求，再一次表現(xiàn)出他作為思想極端保守的理學家的特點。程頤又曾說“古人有歌詠以養(yǎng)其性情，聲音以養(yǎng)其耳，舞蹈以養(yǎng)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于樂也”^②，是從儒家禮樂之教的角度更直接地批判“今樂”，而配樂而歌的詞自然也在被拒斥之列。他的這一思想在理學家中頗具代表性。直到南宋，王柏還在《雅歌序》中說：“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然古之詩是“約其情性之正”、“范其風俗之美”，而今之歌曲是“怨月恨花、��紅偎翠之語”，是“艷麗放浪、迷痼沉溺者”^③。

但詞所具有的美感又使理學家也情不自禁地愛賞之。例如《邵氏聞見后錄》引程頤語曰：“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④程頤尚且不能抵擋詞的藝術(shù)美感的誘惑，更何況深諳文學之道的朱熹等人。事實上，理學家自己作詞的不在少數(shù)，如呂本中存詞27首，朱熹存20首左右，魏了翁存近190首，另外如真德秀、劉光祖等也各有作品。這些詞中既有充滿道學氣、頭巾氣的理學詞，也有不少或思致深沉、或韻味悠長的文學氣息濃厚的作品。例如朱熹《念奴嬌·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臨風一笑，問群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絕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guān)風露冰雪。但笑俗李粗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青子，莫教容易披折。”與在理學家詩文中所體現(xiàn)的觀物態(tài)度一樣，朱熹的這首詠梅詞也將脫出流俗、孤傲不群的梅花作為個人品格操守的外化。王柏的《跋文公梅詞真跡》可謂頗得朱詞個中三昧：“昔南軒先生與先大夫石筍翁在長沙賞梅分韻有曰‘平生佳絕處，心事付寒梅’，今又獲拜觀文公先生懷南軒之句曰‘和羹心事，履霜時節(jié)’。由是知二先生心事與梅花一也。然此八字雖平熟，極有深意。蓋‘和羹’之用，正自‘履霜’中來。自昔賢人君子，有大力量、立大功德者，必有孤潔挺特之操，百煉于奇窮困厄之中而不變者也。異時先生又曰‘絕艷誰憐，真心自保’，所以指示學者尤親切。梅花與二先生之心，果何心哉?不過一‘真’字而已。”^①理學家抱著萬物同體同心的態(tài)度，往往賦物以獨特意義，并形詠于文字。今天，諸如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梅之傲風雪而獨放等等，已經(jīng)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而理學家顯然對此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理學家有時也會暫時忘卻其身份而以純粹的詞人面目出現(xiàn)。如呂本中的《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恨君卻似江樓月，暫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時?”作者雖然也是從自然現(xiàn)象中觸發(fā)思緒，卻并沒有以此觀研天道變化的意思，而是用傳統(tǒng)詞常見的女性口吻寫相思之情。手法別致，語言清新，極富意趣。又如魏了翁的《鷓鴣天·賞海棠》：“日日春風滿范圍，海棠又發(fā)去年枝。月籠火樹更深后，露滴燕支曉起時。看不足，醉為期，宵征寧問角巾敧，一春好處無多子，不分西園掇取歸。”面對這萬物流轉(zhuǎn)、生機勃勃的春天，作者那充滿感性的愛春之情似乎更勝過理性的觀春之意，以至不顧理學家端毅嚴肅的形象而“看不足，醉為期，宵征寧問角巾敧”了。另外，如朱熹《水調(diào)歌頭》(富貴有余樂)之豪邁激越，真德秀《蝶戀花》(兩岸月橋花半吐)之婉媚俊逸，皆可見出理學家頗具文人氣的一面。

然而理學家對于詞壇影響更大的仍是其理學思想觀念和具有理學特色的作品。詞壇因此而發(fā)生的變化，概括地說，一是加強了哲理意識，一是推進了雅化過程^①。

詞作為抒情色彩濃厚的文體，與詩文相比，似乎離理尤遠。然而正是由于理學精神的浸染，一種更理性的思維自然而然影響到作家的全部創(chuàng)作，這其中也包括了詞。例如“萬事悟活法”的楊萬里有 《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萬花川谷望月作》：“月未到誠齋，先到萬花川谷。不是誠齋無月，隔一林修竹。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絕，看十五十六。”上闋尤有奇趣，傳達出一種在其詩中常見的活潑潑的理趣。作者雖是寫月，卻非詞中常見的望月懷人，而是抱著理學的觀物態(tài)度，將月當作一個客觀的觀照對象而非情感的投射物。又如張掄 《點絳唇·何處春來》：“造化難窮，誰曉幽微理。都來是，自然天地，一點沖和氣。”趙希蓬《念奴嬌·功名富貴》：“五畝蒼陰，一丘寒碧，說甚凌煙閣。靜觀物理，從他榮悴開落。”皆明顯可見理學的影響。而所謂宋詞哲理意識的增強，不僅指詞人在描寫客觀景物時會引發(fā)對某種理念的領(lǐng)悟，更多的時候是他們將對自然、社會、歷史、宇宙、人生的思索融入表現(xiàn)對象之中，從而使慣寫艷情小景的詞具有了某種哲理性與厚重感。

理學對于宋詞的另一大影響體現(xiàn)于南宋詞壇對“雅正”的推崇。王灼的《碧雞漫志》是宋代第一部系統(tǒng)的論詞專著，而貫串始終的指導思想便是儒家詩教的“雅正”觀念。文中說：“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他批評李清照改嫁，并說其詞“輕巧尖新，姿態(tài)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十足是理學家的口吻。他又進而將蘇軾立為“雅正”之音的典范，說：“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 ”“東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①所謂“詩與樂府同出”，也就是主張詩詞同源，大不同于李清照所主張的“詞別是一家”，而其目的就在于將對詞的要求也納入儒家詩教的“雅正”范疇之中。王灼的觀點在理學家胡寅那里得到了認同。其后不久，胡寅在《題酒邊詞》中說：“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傍行也。詩出于《離騷》《楚辭》，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fā)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杰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zhuǎn)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②胡氏之論可謂與王灼桴鼓相應，他同樣主張詩詞同源，雖然在認為詞與正統(tǒng)文學“發(fā)乎情則同，止乎禮義則異”的觀點上具有更明顯的理學特色，但其目的與王灼一樣，都在于推出蘇軾這一典范。王氏所言“指出向上一路”，胡氏所言“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皆指蘇軾洗去了傳統(tǒng)詞的綺羅香澤之態(tài)而大大提升了詞的品位與境界。蘇軾被北宋人頗多非議的“以詩為詞”的特點，在此卻成了詩詞同源、詞宗雅正的最好范例。湯衡《張紫微雅詞序》、陳彥行《于湖先生雅詞序》都談及張孝祥詞對蘇軾詞的繼承和“寓以詩人句法”的特點，正體現(xiàn)了一時之所尚。

蘇軾的被推舉，亦與其詞中的豪放之氣相合于南宋風云激蕩的時代精神有關(guān)。但隨著理學思想影響日深，“雅正”的觀點便從風格到表現(xiàn)形式，越來越多地為論詞者所倡導。南宋詞籍不但競相以“雅”名集，如張孝祥的《紫微雅詞》、程垓的《書舟雅詞》、趙彥端的《介庵趙寶文雅詞》等，更明確以“雅”、“雅正”論詞。如鲖陽居士《復雅歌詞序略》指責宋人“歆艷咀味”，歌詞“韞騷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不復古雅，聲律必亡;張直夫為李彭老詞作序云“靡麗不失為國風之正，閑雅不失為騷雅之賦……則情為性用”(周密《浩然齋雅談》下卷引);張炎《詞源》在序中稱“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于雅正”，提倡今之詞“屏去浮艷，樂而不淫”，并說“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沈義父《樂府指迷》論詞亦主“雅正”不野，等等。另外，如楊萬里《誠齋詩話》所云“近世詞人……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中興詞話》評馬古洲閨情詞“斷章凜然，有以禮自防之意，所謂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曾豐《知稼翁詞序》主張詞“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雖然并未提及“雅正”字樣，但同樣明顯可見理學思想的影響^①。而曾慥編選《樂府雅詞》時，將“當時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按，指歐陽修)詞”者，“今悉刪除”。曾氏所刪之詞，其實并無根據(jù)證明非歐陽修所作，只是因其認定“歐公一代儒宗”，便做出決不可能有此側(cè)艷之詞的斷語。而這正是曾慥“雅正”的選詞標準的體現(xiàn)。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寄托說”在南宋詞壇的出現(xiàn)。鲖陽居士《復雅歌詞》如是解說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缺月’，刺微明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此調(diào)與《考槃》詩極相似。”^②《考槃》為《詩經(jīng)·衛(wèi)風》篇章，《毛詩》小序謂其主旨在“刺莊公也”。鲖陽居士沿用漢人以微言大義求諸《詩經(jīng)》和“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評價《離騷》的思想方法來論蘇軾詞，目的同樣是以儒家詩教觀念來提高詞的地位和蘇軾詞的價值。其后，曾豐在《知稼翁詞集序》中說：“今于樂章窺之，文字之中，有所寓焉。”汪莘在《方壺詩余自序》中說：“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顧所寓何如耳。”曾、汪二人是理學家或具有理學思想之人，他們同樣主張以寄托為詞，從而從理學派的角度推動了詞壇“寄托說”的發(fā)展^①。

事實上，理學家力圖以其思想影響于宋詞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也有很多文學之士力圖要抵制理學的侵染。例如劉克莊就是這些人中的代表。他是理學大師真德秀的學生，卻并沒有修煉成理學家，而是揚名于文學史上。他在《題黃孝邁長短句》中說：“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對理學家的重道輕文很是不滿，并以《詩經(jīng)》為例，肯定了感時傷物、行役吊古、閨情別思等諸種感情的合理性。他并非從詩教的微言大義而是從文學本身的抒情性特點來論述，正可看出與受理學影響之人的不同之處。他還在《沁園春》(余少之時)詞中說：“新腔好，任伊川看見，非褻穹蒼。”公然反程頤之道而行之，為秦觀鼓掌喝彩。又在其詞中一再說“管甚是非并禮法，頓足低昂起舞”(《賀新郎》)，“任禮法中人嘲罵”、“共秉燭、惜今夜”(《賀新郎》)，“旁觀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一剪梅》)，以一個蔑視禮法的疏狂之士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一片尊儒崇雅的南宋詞壇上表現(xiàn)出反理學的態(tài)度。

注釋

① 《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二,中華書局1981年版。② 《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中華書局1981年版。③ 王柏《魯齋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④ 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一九,中華書局1983年版。① 《魯齋集》卷一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① 參見崔海正《宋詞與宋代理學》,《文學遺產(chǎn)》1994年第3期。①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詞話叢編本。② 向子《酒邊詞》原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① 參見崔海正《宋詞與宋代理學》,《文學遺產(chǎn)》1994年第3期。② 鯛陽居士《復雅歌詞》,詞話叢編本。① 參見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62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許總《理學與中國文學》第265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