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揮手之間，百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倏然而逝。站在新世紀的前沿，回顧20世紀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狀況，確有許多問題值得思考。比如前面已經討論過的“中古文學”的概念問題，它與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否可以畫等號等等，依然值得重視。東漢遷都洛陽，文化中心隨之東移。與西漢文化相比，東漢文化由過去儒家一統變為儒釋道三分天下的局面; 傳統的儒家思想已不再為士人視為萬古不變的真理，其神圣的光環失去了色澤，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才有可能從傳經布道的束縛中掙脫出來而走向獨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排比大量材料，梳理了漢魏風尚變化，揭示出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魏晉風度多源于東漢。既然如此，我們認為，用“中古文學”取代魏晉南北朝文學似乎更為合適，而它的研究上限，應當始于東漢遷都。

確定了中古文學的時間斷限，它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顯而易見了。從東漢開始的中國文化思想界，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文化變革：儒學的衰微，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形成了三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一是外來文化(如佛教)與中原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二是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如道教)的沖突與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古文學實際就是在這三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不斷地得到發展和繁榮的。盡管這種發展與繁榮還很不平衡，但是它卻遙遙預示了燦爛的唐代文化的到來。從這樣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重新來審視中古文學的發展，就有許多使人感到振奮的新課題有待進一步思考。

第一，宗教與中古文學的關系。季羨林為《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作序時寫到：“中印文化交流關系頭緒萬端。過去中外學者對此已有很多論述。但是，現在看來，還遠遠未能周詳，還有很多空白點有待于填補。特別是在三國至南北朝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頻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廣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中古時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現，當然就是佛教的傳入及對中古知識界的巨大影響。研究中古文學，就無法繞開西域文明、印度佛教影響的研究。《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刊發的《別求新聲于異邦——介紹永明聲病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對此有具體的論述。使人高興的是，已經有不少中青年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嘗試。道教問題，更需要給予充分的注意。近年粗略地閱讀了幾部《道藏》中的名著，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這幾乎還是一座未開墾的富礦。當然，這部大書自身存在的問題殊多，線索繁亂，許多材料令人將信將疑。首要的任務就是摸底、溯源，在對有關史料進行必要辨析的基礎上，清理出大體可以信據的發展線索。至于對有關專題的探討，比如道教在江南的流傳及對士人的影響等，更有待于來日。這方面，中國大陸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是奮起直追，是可以拉小差距的。這就需要學術界同仁共同努力，從整體上提高研究水平。

第二，東漢文學研究有待加強。這里不僅僅是指對這一時期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包括對這一時期文體、文風、文人集團的研究，還包括對這一時期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東漢的文化重心開始由官方下移到民間。比如漢魏時期許多野史在民間的流傳，就反映了這種情形。這些野史筆記，不像是某些文人的胡編亂造，有許多內容，并非面壁虛構。似乎可以做這樣的推測：某些貴族因敗落而流落民間，許多宮闈秘事就這樣在世間流傳開來。這有點像唐代安史之亂以后，“天寶遺事”紛紛在世間流傳一樣。這一方面反映了社會階層的巨大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統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經失控，從而給各類野史乘機而出提供了機會。其影響所及，遍及民間。這就使得東漢文化具有明顯的平民化與世俗化的特點。平民文學對學術文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就需要我們給予解答。

第三，與上述問題相關聯，傳統的研究課題，并未因為時代久遠、研究基礎雄厚而失去它特有的魅力。比如經學問題，東漢以后迅速分化。馬融在這中間起到了怎樣的作用?許慎、鄭玄等治古文經學，但并不一概排斥今文經學，同時，對于道教的東西也多所吸收(參見饒宗頤《〈太平經〉與〈說文解字〉》)，反映了士人文化與平民文化的通融。這些對于文學風尚的變化起到何種程度的影響，都還是問題。又比如傳統的小學研究，過去偏重于經史上的材料。近代學術界對于俗字俗語研究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蔣禮鴻、郭在貽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對我們的研究極富啟發意義。而《漢語俗字叢考》《六朝別字記新編》《中古漢語研究》等書，又促動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下層文化的興起，必然在當時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方言土語，還有別字俗字進入書面文字中，當時人就已經感到頗難識別，所以有《方言》《釋名》《通俗文》之類的書紛紛問世。這些書面文字，歷代傳抄，許多別字被誤認，代代相承，特別是有了刻版印刷之后，就幾乎約定俗成，沒有人再懷疑它的正確性了。事實上，根據后來發現的大量漢魏六朝碑帖簡帛所示，許多俗字是很容易產生歧異的^①。中古文學研究應當充分借鑒這些研究成果，重新對我們的閱讀文本進行必要的審理。

第四，必須加強對資料搜集工作的重視，因為這是決定我們研究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古文學研究的基本資料大體可以歸為四類：一是總集類，二是別集類，三是小說文論類，四是資料類。除此之外，研究中古文學，還必然要涉及另外一些相關的重要文獻。像“正史”中的《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及南朝五史和北朝四史，編年體如《資治通鑒》，類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典章制度如《通典》等，這些文獻資料不僅是作家生平研究的淵藪，也是作品背景考察的重要依據，藉此還可以考察中古政治、文化風尚變遷的軌跡。這幾個方面的資料整理與研究情況，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已經有所論及，這里不必贅述。最近又在《新國學》第二卷發表《歸于平淡后的思考》一文，就目前研究的趨勢，著重對于中古文學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設想。

(一)資料系統化。其一，總集的重新整理。詩集已有逯欽立的輯校本，而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卻始終沒有人作系統的整理，其漏輯、失考、誤編、重出以及失校等問題，觸目皆是，不下一番清理的功夫，使用起來甚感不便。至于新近發現的資料更是層出不窮，重新編校唐前文章總集應當列入新世紀的首要任務。其二，別集的整理可視不同情況而定，從系統的角度來考慮，不妨依照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體例，輯校先唐諸家文集，每集應盡可能完備地匯總各類資料，如著錄、版本、集評、年譜等。這樣，一編在手，資料皆備。另外，還可以有選擇地對一些重要作家的集子詳加箋注。現在看到的中古文學別集，很多是明清人的舊注，問題不少，應當吸收當今最新成果，重新箋注。這方面，四川大學部分中青年學者已經做了有益的嘗試。其三，文獻考訂類的基礎性工作應大力加強。《漢魏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至今仍不可替代，近年又出版了《中古文學系年》《東晉文藝系年》《南北朝文學編年史》等，都必將大大推動中古文學研究的深入。目前，《先秦文學編年史》《秦漢文學編年史》和《魏晉文學編年史》正在積極撰著之中，相信這些論著的出版，必將有力地帶動這段文學史研究向縱深進展。

(二)檢索科學化。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科學化的時代。可惜我們的中古文學研究者多還處在手工操作階段。我們的許多著作，尤其是一些文獻考訂著述如《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東觀漢記校注》《八家后漢書輯校》《九家晉書輯本》《眾家編年體晉史》《漢唐方志輯校》《兩漢紀》等都未備索引，使用起來十分不便。至于大量的宋元明方志，如臺灣影印的方志叢刊、文物出版社《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等，卷帙浩繁，由于沒有索引，讀者每每“望書興嘆”。加強科學化的檢索工作，當今已勢在必行。因此，編纂《魏晉南北朝文學家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也應當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此外，通過計算機建立學術資料庫并如何利用問題也應引起高度重視。臺灣“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設立研究小組，先后創立多種文獻資料庫，如二十四史、十三經注疏、簡帛金石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一切傳世文獻全文資料庫，中國社會科學院1987年也陸續建立起全文檢索資料庫，可惜這些現代化的資料信息庫，還未能有效地得到開發和利用。

(三)學術國際化。幾十年來，我們過分熱衷于學術的政治化，而今又被商品大潮沖擊，把學術商品化，迫使學術失去獨立存在的價值，走向庸俗化。對此，大多數學者都有切膚之痛。還有一個問題，往往為人們所忽視，那就是學術研究的相對封閉性。汲取經驗教訓，需要研究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就研究界而言，即使一時難以看到原著，至少應當借助于國外工具書跟蹤國際漢學界的最新研究動態，更新知識結構，拓展研究領域，拿出高水準的學術力著走向世界。就出版界而言，應當為研究界走向世界搭橋鋪路，將國際漢學的重要成果有系統地翻譯出來，或者是加以評介，匯集成帙，相信一定會受到學術界的歡迎。

1995年，在《文學遺產》創刊40周年紀念會上，劉躍進曾作過一個專題發言，結尾是這樣說的：“七十多年前，王國維曾說：‘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獲。’^①上古、中古文學研究是一個相對寂寞的領域，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談，也許才是唯一的出路。經過近十余年辛勤的耕耘，我們的學術界已經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培養了一代代新人。盡管現在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困難，但是對于未來，我們應當抱有樂觀的態度，畢竟，前程還是美好的。”當新世紀來臨之際，我們對此更是充滿信心。

注釋

① 參見《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3年版。① 姚名達《哀余斷憶》之二,載述學社刊物《國學月報》第二卷(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