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的文獻·清代詩文文獻·清代詩文集的流傳與收藏

中國古代社會是個典型的書香社會。自宋代以降，雕版印刷和圖書貿易十分發達，不僅皇家、官署、學校藏書豐富，私人藏書風氣也很濃厚。在經濟繁榮、印刷出版業發達的清代，產生數量眾多的詩文集并留存于世，本是不難預期的。但遺憾的是，清代藏書風氣總體上佞古傾向嚴重，重視宋槧元版書，連明版書都不放在眼里。留心收藏明代詩文集的只有黃虞稷、劉承干、陳田等少數人，本朝詩文集就更無人收藏了。除了少數名家集子被人閱讀庋藏，或一些稿鈔本被留心文獻者珍藏外，大多數詩文集刊本都任時間淘汰，自生自滅。更兼近代以來，萬方多難，傳世文獻一毀于兵燹，二失于列強掠奪，三厄于“文革”，公私藏書遭受無法估量的損失。時至今日，存世清代詩文集總數雖有四萬多種，但傳本已極少，許多晚近刊本竟也極珍稀罕見。這使得清代詩文集的收藏極為分散，不易閱讀。以我們訪讀所知，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清代詩文集是最為豐富的，其次是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歷史所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收藏的清代后期詩文集也相當豐富，此外像廣州中山圖書館、桂林廣西自治區第二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收藏的鄉賢別集也很齊全。這些圖書館所藏，應已占存世清代詩文集的絕大部分，其他圖書館所藏溢出上述圖書館的書已不多。海外所藏溢出國內圖書館的書，估計也不會太多。京都大學是日本收藏漢籍數量最豐富的單位，所藏清代詩文集溢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藏本之外者，寥寥三數種而已。臺灣中央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所藏也有限，國民黨當年撤退時將許多珍貴古籍裝運到臺灣，清代文籍來不及搬運，都留在了大陸。今天考察和搜集清代詩文集的資料，首選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四座城市。復旦大學圖書館有劉承干嘉業堂舊藏清集，多稿抄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鄧之誠多年搜羅的清集，以清初刊本為富; 中國社會科學文學所圖書館有張壽鏞約園舊藏，益以鄭振鐸、何其芳任所長期間購自中國書店的大量稿抄本、刊本清集，計約三千種。劉、鄧、張三位都是晚近致力于搜羅清代文獻的專家，他們所藏的清代詩文集多有珍秘之本。

中國古代文獻的流傳，以唐代為界，劃分為抄本和刊本兩大階段。抄本時代，書籍以傳抄的方式流通傳世，因而書無定本，篇目、文字都有較大歧異;到了刊本時代，書籍主要以印刷的方式流傳，讀者遂有篇目、文字相同的定本可依。當然，由于雕刊印刷的發達，一書或有不同版本行世，再加上稿抄本，也帶來篇目、文字的異同問題。宋元時代為時久遠，稿本和刊本都流傳無多，傳世抄本也多屬后人傳抄，篇目和文字異同相對較少;明清兩代稿本和刊本都留存較多，各種本子所收篇目和文字乃至附錄往往有較大差異，于是相對于準確意義而言的文獻價值意義上的校勘就變得重要起來，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唐宋以前的別集。這就要求我們在調查清代詩文集時，盡可能地查閱不同版本甚至同一版本的不同藏本，以便多方獲取各種資料。比如《國朝詩話》作者楊際昌，著有《澹寧齋集》，湯紀尚《槃文甲集》收有他的傳記，不載生卒年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乾隆刊本《澹寧齋集》，有楊氏后人手跋，詳述先祖生平著述，據以知楊際昌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嘉慶九年(1804)，這就是作者家藏本的特殊價值。又如顧圖河《雄雉齋選集》，通行為康熙間刊六卷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康熙刊本卻配有續集抄本一冊，后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張四教手跋，云：“花田太史為教王母之從父兄，又母之世父也。昔舅氏授以此冊，藏之二十余年，偶于友人家得見太史改抹手跡，蓋晚年意有未安，再加審定者。借歸敬臨一過。太史尚有續集未梓，當合此中所收者，重鋟一本。教有志焉，而未能也。”考《清人別集總目》，《雄雉齋選集》并無續集刊行，此本所附的續集應是未刊稿抄本，值得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