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歷史散文·古代記敘散文的萌芽
中國古代記敘文的萌芽,最早是殷商后期的甲骨卜辭。發現于1899年,因其刻寫于龜甲牛骨,故稱甲骨文。其用途是記錄占卜的提問和答案,故稱甲骨卜辭。因其出土于殷代故都安陽,又稱“殷墟書契”。從散文史看,僅僅幾個字尚不足以稱為文章,必須數句成段,才算散文的萌芽。少數甲骨卜辭已具備這種因素。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南來雨?其自北來雨?”①先敘后問,詳備周到。句子排比整齊,頗具節奏,有如漢代樂府詩《江南》。
完整的卜辭格式包括占卜的時間及主持者(敘辭)、占卜的內容(命辭)、占卜的結果(占辭)、事后的驗證(驗辭),這就形成了敘事的有序性。
銅器銘文,是銘鑄在鐘鼎等器物上的文字。商器銘文很少,最長不超過50字。其語言文字水平與同期非占卜性甲骨刻辭相當。西周銘文文字逐漸增多,最長的《毛公鼎銘》498字。鑄刻銘文之目的是頌功顯榮,傳留久遠。其原由或立功受獎,或晉升官職,或贏得訴訟,或射獵獲勝,內容較卜辭豐富,體裁各有側重。有的主要記述事件過程,如《頌壺銘》記周王冊命大臣的儀式、時間、地點、人物、所持器具、活動步驟等等,皆清晰有序,已是《尚書·顧命》之雛形。《散氏盤銘》357字,記矢氏侵占散氏領地引起訴訟,有關部門裁定矢氏應賠償土地。銘文記載了訴訟原由、交割土地的在場人員、測量、勘界、樹標和最后約誓等全部情形。《毛公鼎銘》記周王對毛公的誥語,有訓誡,有囑托,有勉勵,說理性很強,可與《尚書》中誥命類文章媲美。個別銘文有韻,整齊如詩,如《虢季子白盤銘》有大量四字句,隔句押韻,可能與同時《詩經》的頌體有關。比較銘文的記言與記事,不難發現,記言的技術似乎成熟得早一些,不少人物語言生動活潑,富于氣勢和說服力。記錄動作或行動一般是平鋪直敘,點到為止,而且很少修飾,動詞重復率相當高,甚至有些程序化②。然而,從總體上看,西周銘文已經不是散文之萌芽,而是雛形。
《周易》又稱《易》,漢以后尊之為《易經》,書成于殷末周初,是一部占辭匯編。現存《周易》分為《易經》和《易傳》兩大部分,《易傳》基本上屬于哲理散文,成書于戰國。《易經》包括卦辭和爻辭,文字簡短,有句而不成章。全書以六十四卦為單位,每卦分為六爻。解說每卦含義者為卦辭,往往僅數字。解說每爻含義者為爻辭,往往數句,最多二三十字。有的借自然現象比附人事的順逆,有的用傳聞故事提示行為的吉兇。其含義具有模糊性和多解性,暗用比興,以具體說明抽象。如:“枯楊生花,老婦得士夫,無咎無譽。”(《大過》九五)從枯楊生花引出老婦得少夫,說明遇事平平,不好不壞。又如:“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屯》六二)一群人徘徊不前,騎著馬打轉轉。他們不是強盜,而是去搶婚。要問女子何時許嫁,等十年再嫁吧。反映了古代婚姻習俗。有些爻辭可以看出某些戰斗場景,如:“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之三)記錄勝利之后戰士們的不同表現。“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離》九四)。突然被襲擊,房屋被燒,人畜被殺死,器物被拋棄。雖不知原因,但后果嚴重,引人關注。有的爻辭節奏鮮明,像是歌謠,如《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像旅行者之歌。又《中孚》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像是宴會中的祝酒歌。
《易經》卦爻辭和甲骨卜辭,都用于預測吉兇,但方式不同,因而記述重點也不同。卜辭是對某一次占卜的記錄,具有紀實性,有提問,有答案,有效應。卦爻辭可以多次使用,具有象征性和多層意義,所以沒有提問,也沒有效應,只有答案。盡管卦爻辭只是片言只語,由于富有啟發性的思考方式和所包含的哲理因素,引起人們的廣泛興趣,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 王宇信等《甲骨文精萃選讀》第22頁,語文出版社1989年版。② 參見傅延修《先秦敘事學》第62-63頁,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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