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
公元8世紀50年代,經過一百多年蓬勃發展的大唐王朝,國勢的強盛和經濟的繁榮都達到了頂峰,而古典文學引以為驕傲的唐詩也在此時放射出最輝煌奪目的光彩。可是好景不長,彩云易散,天寶十四年(755)爆發的安史之亂,將唐代社會帶入一個空前苦難的時期,強盛富足的唐帝國從此走向衰弱。在這場浩劫中,士人普遍經受戰亂流離之苦,對國家、對人生、對歷史獲得一種深刻而慘痛的體驗。當他們將這種體驗表達于文學形式,文學就經歷了一次洗禮,進入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變革時期,文學史上習慣稱之為中唐。詩歌在這一時期發生的變化尤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后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切法門都由此開啟,而古典詩歌基本主題、體式和表現方式的成熟和定型也都在這個時期完成。明代詩論家李維楨說,詩“上下數千年統論之,以《三百篇》為源,漢魏六朝唐人為流,至元和而其派互分”(《唐詩紀序》)。清代詩論家馮班說:“詩至貞元、元和,古今一大變。”(《鈍吟雜錄》卷七)葉燮更進而斷言,中唐不只是唐詩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①。
關于中唐詩歌的發展,楊啟高《唐代詩學》劃分為大歷詩風、元和詩學、長慶詩學三個階段。長慶僅四年,其間詩歌創作的獨特性似乎不太明顯,與元和可視為一個階段。這樣,我們還是將中唐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從安史之亂爆發到德宗貞元前期約四十年間,無論社會狀況還是文學創作情況都可以說是開元盛世與元和中興的過渡,社會經歷了由動蕩趨于安定的急劇變化,詩歌也經歷了由悲傷到安逸的相應轉變。包佶、李華、梁肅幾位文壇盟主的相繼去世,權德輿等一批新進詩人的入居臺閣并成為詩壇的中心人物,使貞元八年(792)成為劃分兩個時期的象征性標志①。此后,在權德輿的羽翼下,一批新進作家陸續登上詩壇,在政治改革和儒學振興的雙重動力推動之下,詩歌空前地負載了豐富的現實內容,藝術風貌也產生相應的變化,出現“詩到元和體變新”(白居易《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的中興局面。
注釋
① 葉燮《唐百家詩序》,《己畦文集》卷八,民國六年重刊本。① 詳見蔣寅《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原載《唐代文學研究》第五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又收入《大歷詩人研究》上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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