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道家道教·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漢魏五斗米道、太平道雖奉老子《五千文》為教典，但并沒有本《老子》之說建立宗教，以及宗教理論體系。魏晉老莊之學復興，掀起清談、玄學之風。政局動蕩，環境惡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們迫切需要一個安身立命之道，對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更為強烈，思想的重點已逐漸從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轉移到玄遠之學上來。為了扭轉名法之治的偏差，重建正常的封建秩序，需要從道家那里去尋求“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王弼《老子指略》指出當時的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雜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家才能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超過各家的學說，又不偏漏各家的長處。王弼在《老子注》中繼承發展了老子以道為最崇高的概念與最基本的原動力的中堅思想，進一步在學術界樹立了老子學說的權威性。然而，這對道教的實質性影響并不大，諸派道士仍以符箓煉養方術等低層次的宗教活動為主，很少有援附玄學，注釋《老》、《莊》的道教理論建樹，兩晉時期，五斗米道在北方社會民眾中繼續傳擴，而在江南，孫吳政權以及后來的東晉統治者，對民間的宗教、神仙方士活動，也不像曹魏西晉時期那樣嚴加控制。從漢末至兩晉，先后傳入江南的有屬于五斗米道系的杜子恭道、李家道、清水道，屬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以及龍虎山張天師的正一道。江南道教的發展，逐漸超過了中原與巴蜀，成為后來道教復興、發展的基地。至南北朝，佛教興盛，在佛教哲學思想、宗教教義、戒律儀式的刺激下，道士們一方面承玄學余緒，攝佛教經文，托言神授，暗本老莊，編造了《洞神》、《靈寶》、《上清》等部類的大量道經;一方面神化老子，注疏《老》、《莊》，宗承道家，建立起較系統化的道教體系，涌現出許多著名的道教改革家和學者，如北朝寇謙之、南朝陸修靜、顧歡、孫游嶽、孟景冀、宋文明、陶弘景等人。

北朝道教的改革 魏晉以來，五斗米道被曹操下令北遷，道民流離失所。張魯在遷到鄴城的第二年即死去，五斗米道失去統一的領導。于是，北遷后的祭酒們各自設治傳教，建立靖室。這樣，五斗米道一方面得以在北方民眾中廣泛傳播開來，另一方面又陷入思想紊亂、紀律松弛、組織渙散的狀態。從此，五斗米道內部開始發生分化。一部分向上層發展，積極靠攏達官貴人，迎合統治階級的政權利益，參與政治活動，宣揚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義信為準則，攻訐民間宗教，提出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的主張。力行勤于修煉，廣施齋儀，為上層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五斗米道的另一部分仍然以通俗的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并不斷發動反抗統治階級的起義。西晉時，道士陳瑞首先在巴蜀地區組織起義，繼之而起的是李特、李雄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建立了成漢政權，經6世47年，至東晉永和三年(343)才被鎮壓。東晉，杜子恭一系，在江南地區頗具影響。晉末，孫恩、盧循提出“誅殺異己”的口號，發動教民起義，誅殺了“世奉張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新、舊五斗米道的斗爭在教團內部激烈展開。

魏晉之際，佛教在北方得到廣泛的傳擴，佛教寺院廣為建立。同時，社會上神仙方術興起，信徒避亂山林，結成了一些松散的神仙道教集團，深深地影響了道教的傳擴。北魏太平真君年間(440～450)，嵩山道士寇謙之針對舊教的衰落，利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支持，托言老君旨意，對北方舊的五斗米道進行改造，清整組織，創立了適應北方鮮卑拓跋氏統治者和漢族門閥地主階級的新天師道，使道教與封建皇權結合并正式成為官方宗教。

寇謙之(365～448)字輔真，上谷昌平(今屬北京)人。曹魏初年，寇氏家族遷至關中馮翊。成為當地的名門大姓。寇謙之少年時研習五斗米道，后從成公興修道出家于嵩山，隱居石室，采藥服食。七年之后，成公興尸解飛升，寇謙之繼續“守志嵩岳，精專不懈”。(《魏書 ·釋老志》)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謙之托稱太上老君降臨，授己“天師”職稱，并賜己《云中音誦新科之誡》(亦稱《老君音誦誡經》)二十卷，號曰：并進言。依此經誡，“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魏書 ·釋老志》)寇謙之猛烈抨擊了五斗米道的舊道法。首先，他廢除了三張原在巴蜀設置的二十四治稱號，并設立道官，規定道官招收信徒，先須考驗三年。信徒一從師授，不得任意改投其他道官。

其次，廢除了祭酒私署治職契箓，理由是，“道官祭酒愚暗相傳，自署治箓符契，攻錯經法，濁亂清真。”(《老君音誦誡經》)一些信徒，一旦授以職治符箓后“不能精進，違科犯約，用行顛倒。奸怨非法，游行民間。讀偽科律，詐惑萬端。”(同上)因此，寇謙之宣布將舊道法“盡皆斷禁，一從吾樂音誦誡新法”。

第三，廢除了祭酒道官的世襲制，以“立身直理，行合軌范”，“唯賢是授”。《老君音誦誡經》云：“諸道官祭酒可簡賢授明，未復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顯。”

第四，廢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錢稅制度及治病濫收��信。 以往五斗米道收取會費義米，任意取人金銀財帛，致使“治民恐動威逼，教人��愿匹帛、牛犢、奴婢、衣裳。或有歲輸全絹一匹、功薄輸絲一兩，眾病雜稅不可稱數”。改革后的新天師道“無有分傳說愿輸送，仿署治箓無有財缺帛;歲常保口廚具、產生男女、百災疾病、光怪眾說廚愿，盡皆斷之。……唯聽民眾歲輸紙三十張、筆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捄度之功。”(《老君音誦誡經》)

第五，寇謙之反對濫傳房中修煉術，因其“妄傳陵身受其赤房中之術，授人夫妻，淫風大行，損辱道教。”認為修行房中，“身中至要，導引之訣，盡在師口”。同時，也反對濫傳仙方藥餌，“經書舛錯，后人詐偽仙經圖書，人人造法，天下經方百千萬億，草藥萬種，方藥百數”，“案藥服之，正可得除病壽終，攘卻毒氣，瘟疫所不能中傷，畢一世之年。”(《老君音誦誡經》)他特別強調奉道守誡，禮拜齋直。認為修道者必須“一心香火自纓，精煉功成，感悟真神與仙人交游”，并且“是以誡約，要須齋功，與返為始，雪罪除僣，乃得感悟真仙。”凡入道的信徒“男女官努力修齋，尋諸誦誡，香火建功，仙道不遠”。

由此可見，寇謙之的改革運動是重整道教組織，重建教內新規，改變傳承制度，創立新的一套宗教教禮儀軌。現僅存 一卷的《老君音誦誡經》中就有三會儀、懺過解罪儀、禳災除病儀、授戒儀等，并對具體的程序，如入靖、焚香、上章、奏啟、禮拜等一一細詳，完善了道教北派的科戒教儀，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寇謙之再次托言老君玄孫李譜文下降，授己《錄圖真經》。《魏書 ·釋老志》曰：“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箓，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并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輔佐北方泰平真君。”

《錄圖真經》不同于《老君音誦誡經》具有單純地改革教內偽法的目的，它是一部更迎合統治者需要，為拓跋魏入主中原，并實現寇佐國扶命、“為帝王師”宿愿而以道教箓圖為主的圖讖神書。圖讖文錄分為五等，各有不同的授受壇位，禮拜儀式以及道冠法衣。圖文“古文鳥跡，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授受次第，“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信奉儀式，“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同時，宣造天宮靜輪之法，使真仙降立。

《錄圖真經》中明確地勾畫了道教天界諸神系列譜系：“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并把赤松子、王喬、張安世、劉根、張陵等譜入天神系統，甚至連寇謙之本人也位列仙班，遷入內宮，成為天人合一的“活神仙”，這實際上正是世俗的門閥士族等級制度在虛無的宗教天國中的反映。

由于北魏太武帝對道教的崇信，使寇謙之道教改革運動得以順利進行。太平真君年間新天師道在北魏發展到了極盛，標志著道教從早期民間宗教上升到官方正統宗教的地位，為隋唐時期成為國教，奠定了基礎(圖14、圖15)。

南朝道教的改革 東晉南朝道教的改革者首推道士陸修靜(406～477)。陸氏字元德，號簡寂，吳興東遷(今浙江湖州)人。從小好習文籍，博覽強識。少年時修煉辟谷道術，雖外混世務，實內守貞樸。中年遺棄妻室，游弋江川，遍訪高士，廣搜道經佚文，成為江南道教的一代宗師。

陸修靜推行的南朝道教改革，重點在對道教經典的整理、道教教義的發展、道門教規的肅飭，以及道教組織形式的改革等方面。

東晉劉宋以來，佛教在中國的傳擴日益廣泛。大批佛教經典律學被翻譯介紹，佛教僧團與寺院普遍建立，江南一帶出家學佛、研究佛典的文人雅士日漸增多，就連陸修靜本人也深受佛教的影響，認為“在佛為留秦，在道為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三洞珠囊》卷二)佛教的發展，對道教產生了猛烈的沖擊。佛教的經典文書可以由西域去印度求取，并通過翻譯、改寫而廣為傳擴，但道教的典籍只有來源于假托太上老君、諸天神真降臨誥㖟的形式來制作，這就大大限制了道教教理的發展。于是，依靠扶乩撰文，改寫佛經章節，抄襲前代醫、卜、占、讖等類方書，變成了東晉道士編寫道經的主要材料來源。由此派生的大量道經，經卷孳乳，真偽混淆，雜亂無章，是非相亂，東晉后期，《上清》、《靈寶》、《三皇》等大批新經典問世，豐富了道教教義，但各派道士在傳經過程中，以訛傳訛，互相封鎖，又使許多道經源流不明，互無統屬，流失分散。道教學者陸修靜早年便留意收集經典文獻，《玄品錄》卷三記錄他曾“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之遺跡;西至峨嵋、西城，尋清虛之高躅”，為整理道教典籍，辨別真偽，考鏡源流，編纂經目，分別品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元嘉十四年(437)，他刊正《靈寶經》，撰編了《靈寶經目》。

太始三年(467)，陸修靜又得到上清派楊、許真人手寫《上清經訣》真跡，和鮑靚所造《大有三皇經》文，對上清經、三皇文加以整理。太始七年(471)奉敕撰獻《三洞經書目錄》，共著錄道家經書符圖、方技方法1228卷。同時，首創在道教史上有深遠意義的道教典籍三洞四輔十二類的分類法。

三洞，指玉清境洞真教主天寶君所出的洞真部真經，又稱洞真上清經;上清境洞玄教主靈寶君所出的洞玄部真經，又稱洞玄靈寶經;太清境洞神教主神寶君所出的洞神部真經，又稱洞神三皇經。

四輔，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部。十二類，指三洞中又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眾術、記傳、贊頌、表奏。

陸修靜不僅對錯亂糅雜、使“視聽者疑惑，修味者悶煩”的道教經書加以整理考證，而且還為傳授《靈寶經》編纂了一整套授立儀軌——《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使靈寶經典成為教戒訣要與行世新經相齊備的經部，成為道教中重要部類。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四曰：“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箓。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

陸修靜作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師，融合江南諸路道教，耙梳紛亂的典章文獻，增設道教科戒威儀，目的不僅是使民間道教披上學術的外衣，與當時盛傳的佛教抗衡，而且“意在王者遵奉”，希冀得到統治者的青睞，成為官方上層階級的宗教。如果說，北朝寇謙之借用北魏太武帝、宰臣崔浩以政治的手段改革道教，躋身于朝廷;那么，南朝陸修靜則從道教典章制度、文書規范、教義教理上使道教更加完善成熟，形成強大的宗教勢力，影響政權統治者。

道教教義一貫以“我身真實”，而追求不死成仙，但在劉宋時期出現了“三世真空”、“我身空”的理論。《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說：“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豈復愛身?”這樣的思想卻與北周釋道安《二教論》的“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相吻合。生死觀念變了，修仙的途徑增加了在世修善功、積功累德、舍身濟物、輪轉因果的內容。此時期出現的大量靈寶類經文中再也不沿習早期道教“承負”說，而明顯地接收了佛教三世輪回、因果報應教義。以度人無量為宗旨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廣為流傳開來，逐漸代替了上清經中宣揚修煉成仙的《靈寶赤書》、《靈寶五符經》等，成為南朝以后道教中的重要典籍，并影響到北宋末興起的水火煉度齋法。

陸修靜在整理充實道教教義時，注重對戒規儀式的改進。齋醮是道徒求道之本，陸修靜在《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愿儀》中說：“夫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成矣。此功德巍巍，無能比者。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國寧家，延年益壽，保于福祿，得無為之道。下除宿愆，赦現世過，救厄拔難，消滅災病，解脫死人憂苦，度一切物，莫不有宜矣。”

早期道教中雖有過一些道誡，如《大道家令戒》，但與晉宋時傳世的佛教戒律《四分律》、《僧祇律》、《十誦律》相比，是很不完善的。此時，出現了如《洞真觀身三百大戒》、《千二百威儀之戒》、《老君說一百八十戒》等，成為道士們共同遵守的定律。陸修靜又增撰編輯了《齋戒儀范》、《太上靈寶授度儀》、《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愿儀》、《太上洞玄靈寶眾簡文》等，并在五斗米道原有的涂炭齋、指教齋的基礎上，融進上清、洞神各派齋法，制定了“九等齋十二法”的齋醮體系，把齋法分為洞真上清齋、洞玄靈寶齋、正一涂炭齋三品，其中又包括無為齋、心齋、金箓齋、黃箓齋、明真齋、三元齋、八節齋、自然齋、三皇齋、太一齋、指教齋等類。使道教齋醮儀式形成完整的體系，為唐宋兩代的典式。

魏晉南北朝以來道教組織形式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即一改太平道、五斗米道“立治置職”、“領戶化民”的草堂靖治的宗教活動場所，代之而起的是林立般的道館精廬。南北朝以來，道團的經濟來源不再依靠向道民征收租米，而是帝王后妃、達官富豪的施舍，以及齋醮法事的收入。出家道士可以免除租役，致使入道信徒驟增，集團性的道教組織逐漸形成，促使道士們模仿釋氏寺院僧團，建立獨立的道院經濟體系。因此，道館的建立與興盛，是道教改革、道教官方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南北朝時代特殊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思想的產物。

魏晉南北朝道教在門閥士族統治階級的支持下，經過寇謙之、陸修靜、顧歡、孟景翼、陶弘景等著名道士的改革，編撰整理了大批經典、發展了教理教義，制定了完善的教戒律條，充實了齋醮儀軌，使道教以完備成熟的宗教集團從民間走向官方正統宗教，與儒家、佛教鼎立，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