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白居易元稹倡導新樂府運動

唐憲宗元和年間，元稹與白居易共同倡導新樂府詩，以他們為中心，當時形成了一個不小的作家群，李紳、張籍、王建、劉猛、李余等人都有新樂府詩問世。晚唐時，皮日休和聶夷中也作有新樂府詩，則是新樂府運動的余響。元稹推崇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作，認為是“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佳作，他與李紳、白居易等都極為贊賞。元和四年(809)，元稹和作李紳的《新題樂府》，凡十二首;同年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首，于是正式推出“新樂府”的名稱。在“序”中，白居易明確指出寫作新樂府詩的目的及其特點。這篇序與元和十年(815)寫的《與元九書》是系統闡述其文學思想的杰作。白居易提出他創作新樂府等諷諭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而反對“嘲風雪弄花草”的“為文而作”的非功利的創作態度和浮艷的文風。他把新樂府當作有韻的奏章來對待，因此“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所說的特點有六：一是“篇無定句，句無定字”，長短不限，句式不齊;二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開頭第一句是題目，結尾一句顯示題旨;三是“辭質而徑”，詞語質樸，直截了當;四是“言直而切”，直書其事，確切明白;五是“事核而實”，事實清楚，令人可信;六是“體順而律”，文字流暢，便于吟唱。在新樂府的創作上，白居易的詩成就最高，影響也最強烈，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與元九書》)。白居易當時任職左拾遺，一面上書言事，一面以詩為諫，深為憲宗所惡，不久便把他逐出朝廷，改授京兆府戶曹參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