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著作。十八卷。清姚際恒撰。姚際恒(1647—約1715)，字立方(一謂字善夫)，號首源。祖籍安徽新安，寓居浙江仁和(今杭州)。康熙時諸生，博涉群書，后專事經學。五十歲開始注經，凡十四年而書成，名《九經通論》。《詩經通論》就是其中之一。《九經通論》除《詩經》、《儀禮》兩種外，其他均已亡佚。

卷前有《詩經論旨》、《詩韻譜》兩篇。《詩經論旨》為作者治《詩》的大綱。《詩韻譜》根據平水韻韻部，將《詩經》押韻情況分為本韻、通韻、葉韻三類。《詩經通論》正文的內容，除《詩經》經文外，包括注韻類，標賦、比、興，加評語，文字訓詁，以及詩旨分析。前三種都是夾注，后二種置于詩后，《毛詩序》被廢棄不用。

朱熹《詩集傳》自從元、明二代作為科舉取士標準之后，幾乎取得一統天下的地位，士子們甚至只知《詩集傳》而不知有《毛詩》。而有些學者則專門反對《詩集傳》，完全遵奉《毛詩序》，如明代郝敬的《毛詩原解》。但這種囿于成見的聚訟，不辨是非，只能是專己守殘而已。此等流弊，至清初仍很有影響，因此姚際恒以“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自序》)的原則解《詩》，其論一出，“聽者欣然，以為得未曾聞”(王篤《序》)。在《詩》學領域吹進一陣清新的風。其實，姚際恒治《詩》的原則，同朱熹的“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詩集傳·自序》)的治《詩》原則，在方法論上是相似的，所以他們都能對前人的成說提出質疑，都能倡立自己的新說。盡管姚際恒力詆朱熹《詩集傳》，但在《詩經》研究史上，兩人都屬于創新者的類型。

《詩經通論》的精彩之處在“詩旨分析”，缺憾之處也在于此。如《衛風·碩人》，《毛詩序》根據《左傳》，認為是衛莊姜美而無子，詩人同情她而作此詩。朱熹也從《序》說，姚際恒一般很推崇《左傳》關于詩旨的記載，認為“若此者真《詩》之序也”(《自序》)。但是對《碩人》，他還是堅持從詩篇本身內容出發，認為“詩中無閔意”，《左傳》也不過是“據后事為說，不可執泥”。他涵泳篇章的結果，認為這是莊姜初嫁衛國，國人贊美她的詩。此解比較符合詩篇的情調。又如《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描寫男女愛情的美麗詩篇，但歷來不知被曲解了多少次。《毛詩序》說是“惡無禮”;朱熹說是“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王柏斥之為“淫詩”，要將其從《詩經》中刪去;方玉潤又將其穿鑿為“拒招隱”的詩。姚際恒根據詩中用詞，提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為昏姻之詩”，相當有眼光。尤其對末章“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他認為“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諱也歟?”肯定這是描寫男女情愛熾熱的詩句，更是道封建經師所不敢道。可惜，作者解詩并非都那么精辟，如《召南·摽有梅》，詩句中女求男之意明白無疑，《毛詩序》說“男女及時”，《毛傳》解釋為“急辭”、“不待備禮”，朱熹雖給它套上“貞信自守”的桎梏，但也指出“懼其嫁不及時”的一面，這些說解雖不能完全切合詩旨，但總算相去不遠。而姚際恒卻異想天開地將這首詩解釋為“卿大夫為君求庶士之詩”，他的理由是：“男求乎女，此天地之大義，乃以為女求男，此‘求’字必不可通。而且憂煩急迫至于如此，廉恥道喪，尚謂之《二南》之風，文王之化，可乎!”有這樣一段封建倫理橫亙于胸中，眼光自然就失真了。此外，作者攻朱不遺余力，雖然有廓清流弊的作用，但學術上難免顯得偏激，有故意唱反調的傾向。如朱熹倡“淫詩”說，作者就必以“刺淫之詩”駁斥之。其實“刺淫之詩”無非重彈《毛序》老調，比“淫詩”說離開詩旨更為遙遠。

作者對詩句還加有圈評，這完全是從文學角度出發，已越出經學的范圍。他說：“詩何以必加圈評……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自序》)他深諳文學作品中主題與文字之間的關系，識見高人一等。方玉潤《詩經原始》在這一點上就是步其后而有所發展。

作者仿朱熹《詩集傳》，為每章詩都標出賦、比、興，他還增加了“興而比”一類，認為“增其一途焉，則興、比可以無淆亂矣”(《詩經論旨》)。雖然這一增設未能真正觸及賦、比、興的實質區別，但亦可自成一說。至于他的標韻，以平水韻韻目為標準，基礎就是錯的，無可稱道。

總之，《詩經通論》的可貴，在于擺脫漢、宋門戶之見，就詩論詩的獨立精神。在以復興漢學為特點的整個清代《詩》學中，具有這種精神的不過姚際恒和方玉潤、崔述等數人，而姚氏為其首。

有道光十七年《1837)韓城王篤刻本，又有1927年雙流鄭璋復刻本。現在通行的是中華書局1958年出版的校點本，是顧頡剛先生在二十年代據王刻本校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