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來形成的詞體、風格和流派。對此宋人王炎和張炎曾有所體認：“今之為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閫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為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為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意，惟婉轉嫵媚為善，豪壯語何貴焉。不溺于情欲，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雙溪詩馀自敘》)“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詞源》)明確分唐宋詞為婉約、豪放兩體，始于明人張綖。張綖于《詩馀圖譜凡例》后附識曰：“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

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為正。”張綖標舉婉約、豪放，本是用以論詞體的。他承《文心雕龍·體性》篇的說法，認為詞體不同，“存乎其人”，詞的風格取決于作者的才性，其本意并不是以此來強分詞派。

清初王士禛《花草蒙拾》始將“體”“派”混一，以張綖的話改說詞派：“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自此，唐宋詞被分為婉約豪放兩派，據此評論詞人，撰述詞史，成為一種傳統，影響至今未有已。

婉約體的特點是：無論是寫綺艷深狹的相思戀情，亦或羈旅愁懷、傷春悲秋、吟詠風月、寄寓香草美人，均用含蓄蘊藉的手法，化事為情，融情于景，曲折地表達深細宛轉的復雜情緒，婉轉纏綿，情韻兼勝。詞論家向來把以溫庭筠為代表的花間體尊為婉約體之鼻祖，宋初的晏殊、歐陽修、柳永在題材和表現手法上，均因對婉約體有所開拓發展而成為婉約體的中堅。

柳永之后，婉約體代表詞人是秦觀和李清照。周邦彥可謂婉約體的集大成者。在他手中婉約詞眾體皆備，無所不精。以婉約、豪放兩體論詞，長處在便于從總體上把握詞的兩種主要體式、風格與詞人才性的大致分野，便于縱向把握詞體發展的脈絡。從對這一層面共性的概括看，“婉約”“豪放”之分具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合理性。但如以婉約、豪放為絕對標準，非此即彼，劃定詞人詞派，并進而以體式的不同辨宗祖正變以論價值的高低，則有簡單武斷之嫌。首先，這種簡單的二分法難以遍該源遠流長、豐富復雜的唐宋詞派；其二，絕對化地以體為派，極易將這兩種并不截然對立的體式風格人為地對立起來——因為即使被稱為豪放派代表的蘇軾、辛棄疾，同時也是婉約體作手。

此外，這種絕對化，亦使同作婉約體者的個性風格難以見出。再者，僅以體式、題材的不同便決斷婉約或豪放派的價值高低，這種狹隘的藝術本色論或道德功利取向，顯然不利于詞體的豐富發展，亦難以把握詞人開拓革新的關鍵所在。婉約體向被作為詞體固守“緣情綺媚”之本色當行的關鍵，被歷代詞論家奉為正宗。在詞學史上，雖因其側艷之病而時有雅俗之辨、騷雅之倡，卻從未動搖過它的正宗地位。新中國成立后，則因其反映現實政治的不力而被貶低。新時期十年復得到公正的評價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