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靈是指南宋的四位詩人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徐照(?—1211),字道暉,一字靈暉,號山民,有《芳蘭軒集》;徐璣(1162—1214),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曾任武當、長泰縣令,工書法,有《二薇亭集》;翁卷(生卒年不詳),字續古,一字靈舒,有《葦碧軒集》;趙師秀(1170—1220),字紫芝,號靈秀,紹熙進士,曾任高安推官,有《清苑齋集》。因為他們的字號中都有一個“靈”字,而且互相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又都是永嘉(今浙江溫州市)人,故名永嘉四靈,又稱四靈詩派、永嘉詩派。
北宋中葉后,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風行于世,其影響頗大,直至南宋初年,在宋詩詩壇上仍居于統治地位。南宋鄭天錫《江西宗派詩》云:“人比建安多作者,詩從元祐總名家。”(《南宋群賢小集·前賢小集拾遺》)劉克莊說:“元祐以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蘇軾、黃庭堅)二體而已。”(《后村詩話》)以上兩人,如實描繪了當時江西詩派的盛況。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所提出的一套創作理論,其初是想繼續清除西昆體靡麗纖弱的余風,并圖在北宋詩壇上別開生面、獨樹一幟,確不失為一種新的藝術探索,實踐證明頗有可取之處。但是,一旦形成條條框框,眾多后學者群起仿效,流氛日熾,終于走上極端,其弊病也就暴露出來了。他們力主學杜,卻丟掉了杜詩面向社會這個根本,而多在詩歌的語言技巧上下功夫,且片面追求形式,講究文字出處,以借鑒代替創造,以因襲代替推陳出新,使詩變得粗僻拗澀難懂,使詩歌失去了清新自然的活力。因此,金人王若虛在《滹南詩話》中曾尖銳地指出:“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清人馮班也說這是“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鈍吟雜錄》)。這些批評雖然過于尖酸刻薄,但確能切中江西詩派之病痛。到了南宋初,由于政治激變,國難嚴重,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人們的思想感情都趨于激奮。因此,對江西詩派那種片面追求形式的理論與創作,和生硬、拗澀、險怪的藝術形式,漸為不滿。張戒的《歲寒堂詩話》,首先對江西詩派之弊進行了批評。他說:“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又說:“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從此掃地矣!”就是江西詩派的積極宣傳者與鼓噪者呂本中,晚年也有所悔悟,認識到此派的一些短處。許多文學大家也努力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與束縛,以掃除江西詩派聲色枯澀之弊。特別是詩人陸游、楊萬里、姜夔、范成大等人,他們初從江西入,雖曾一度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但通過創作實踐,他們終于領悟到“詩本無體”,貴于天籟自鳴,僅依傍古人是沒有出路的。于是,他們突破陳規,注重獨創,終于自成一家,在理論與創作上均表現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對于江西詩派公開加以反對,而又獨成派別的第一個詩派,就是南宋中期的永嘉四靈。
永嘉四靈中,徐照和翁卷均為布衣,未做過官,徐璣和趙師秀僅做過小官而已。他們皆出于南宋哲學家、永嘉學派的代表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提倡“事功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之門,據明徐誥《復齋漫錄》載:“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為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為法,其徒尊為‘四靈’,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后輩,頗加稱獎。”他們對于南宋中葉以后社會現實的態度是“愛閑卻道無官好,住僻如傔有客多”(徐照《酬贈徐璣》,“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翕卷《行藥作》),“蓬戶閉還開,深居稱不才”(徐璣《吾廬》),“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趙師秀《薛石瓜廬》),“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逍閑伴,同上天臺看海濤”(趙師秀《呈蔣肖韓薛師石》),終日寄情于田園山水間。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決定了他們的創作傾向必然是“泊然安貧賤,心夷語自秀”(趙師秀《哭徐璣》),“楚辭休要學,易得怨傷和”(翁卷《送蔣德瞻節推》),“本無官可棄,何用賦歸來(徐璣《吾廬》)。他們的創作方法和江西詩派針鋒相對,江西詩派標榜學杜甫,同時極力反對晚唐,如黃庭堅(《與趙伯充》)說:“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何!”(《山谷老人刀筆》卷四)永嘉四靈卻針鋒相對,偏偏提倡學晚唐,其詩宗賈島、姚合,且不遺余力。江西詩派學杜甫的方法是“資書以為詩”,重在“無一字無來處”,“點鐵成金”,“奪胎換骨”“閉門覓句”,在古人陳言上狠下功夫;晚唐賈島、姚合則是“捐書以為詩”,不恃典故,刻意“苦吟”,反復“推敲”,而永嘉四靈詩宗賈島、姚合,其目的是“主于野逸清瘦,以矯江西之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永嘉四靈沒有專門的論詩著作,其詩歌主張通過創作表現出來。趙師秀曾選賈島、姚合詩刻為《二妙集》,以其作為仿效的樣板。在詩歌的創作上,永嘉四靈刻意模仿賈島、姚合。如徐璣《梅》詩云:“幽深真似《離騷》句,枯健猶如賈島詩。”趙師秀《哀山民》詩云:“君詩如賈島,勁筆斡天巧。”同時的永頤《悼趙宰紫芝甫》詩云:“錢郎舊體終難并,姚、賈新裁近有聲。”(《南宋群賢小集·云泉詩集》)戴復古《哭趙紫芝》詩云:“東晉時人物,晚唐家數詩。”(《石屏詩集》)趙汝回也說;“永嘉四靈,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煉,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南宋群賢小集·瓜廬詩》序)凡此種種,都說明永嘉四靈與賈島、姚合的詩風大有相似之處。在做詩的方法上,永嘉四靈也繼承賈島、姚合的衣缽,強調“苦吟”。如徐照《宿翁卷書齋》詩云:“君愛苦吟吾喜聽,世人誰更重清才?”戴復古《哭趙紫芝》詩云:“瘦因吟思苦,窮為宦情癡。”翁卷《送徐靈淵永州司理》詩云:“從來苦吟思,歸賦若多篇?”《哭徐山民》云:“分明上天意,磨損苦吟人!”《秋日閑居呈趙端行》自謂:“病多憐骨瘦,吟苦笑身窮”等等,都足以說明這一點。因此,他們刻意求工,專務精巧,“非極瑩不出”,以較量平仄對仗,錘煉字句為能事。他們把“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工拙”,認為是“風騷之至精”,于是專工近體,尤精五言律詩。他們能以清新精煉的語言刻畫尋常的景物,而又不顯露斧鑿之痕,并且音韻和諧,對仗工整。如徐照《宜居》中的“引魚泉走石,掃徑葉平蔬”;徐璣《春日游張提舉園地》中的“長日多花絮、游人愛綠蔭”;翁卷《春日》中的“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趙師秀《冷泉夜坐》中的“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等,實有玲瓏剔透之美。永嘉四靈的代表作如翁卷的《鄉村《四月》: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里雨如煙。
鄉村四月閑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此詩語言明晰淺顯,讀之瑯瑯上口,僅寥寥二十八字,寫盡浙南水鄉地秀人勤的景象。前兩句寫景,后兩句寫人,人景合一,渾然天成。這種緊張而又寧靜的情調,猶如一幅充滿鄉土氣息的風俗畫,表現出生活節奏本身的和諧美。又如趙師秀的《約客》: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
趙師秀不愧為“四靈”中一位較有成就的詩人,開頭一聯寫得極富時令特色和地方風味,把人帶入典型的江南五月之夜,歷來受人稱道。一個“雨”字一個“蛙”字,起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妙,一個“敲”字一個“落”字,道盡詩人此時的寂寞與無聊。詩寫得聲色俱佳,靜寓動中,動由靜出,含蓄蘊籍而又耐人尋味。讀之如臨其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不失為七絕名篇。再如徐璣的代表作《新涼》:
水滿田疇稻葉齊,日光穿樹曉煙低。
黃鶯也愛新涼好,飛過青山影里啼。
此詩明白如話,清新自然,不僅具有巧奪天工的藝術美,而且表現出山村田園的自然美。它進一步說明,詩之好壞,不在于用詞之玄絕,用典之奧古,因為詩歌不是學問的展覽和典故的堆砌,它的生命和審美價值全來自實實在在的內容,真真切切的情境。
以上例舉的幾首詩,從藝術表現手法上看,主要是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給當時的詩壇帶來了一股新的氣息,因而受到讀者的喜愛與歡迎。又加之其同鄉,當時的大學者葉適加以標榜與提倡,故影響很大,遂風靡一時,以至達到了“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的地步。清人全祖望《宋詩紀事序》說:“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見賞于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鮚埼亭集·外編》)這段話對永嘉四靈在宋詩發展中所居的地位與廣泛影響,作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但是,由于永嘉四靈遠離時代,脫離社會,僅僅嘯傲田園,寄情泉石,交接僧道,應酬唱和,強調“自抒胸臆,自立面目”,故其作品除極少數詩(如徐照的《促促詞》等)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外,大多數是抒發恬淡情趣的寫景之作,余者多為粉飾太平之詩。因此,永嘉四靈與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提倡的“獨抒性靈”一樣,多限于抒寫個人的狹隘感受,與現實生活頗有一段距離。他們似乎并不了解江西詩派的真正病根所在,也沒有想到要擴大自己的生活視野,從社會生活中去尋找詩情,而是乞靈于晚唐的賈島、姚合,同樣犯了片面追求形式的毛病。他們既沒有陸游、辛棄疾等愛國詩人的戎馬生涯,又不去體察當時人民群眾的疾苦,生活在遠離塵世的“桃花源”里,因而對現實生活的認識不可能深刻,也不可能提出進步的文學主張。其詩歌主張雖針對江西詩派的末流而發,順應了當時詩風亟待改革的文學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派“以學問為詩”的不良習氣和粗僻拗澀之弊,也促進了后來江湖詩派的形成。但終因他們丟掉了杜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其詩內容貧乏,境界狹窄,寄情偏僻,寫景瑣屑,故好詩太少。這也同他們的祖師爺賈島相仿:佳句屢有,佳篇則寥寥矣!因此,永嘉四靈的成就不大,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亦不高。所以南宋范晞文論永嘉四靈時說:“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賈也。”(《對床夜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蓋四靈之詩,雖鏤心鉥賢,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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