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歐美人文科學的某些領域里(如語言學、人類學、哲學、心理學、文藝學等)流行起來的一種認識事物、研究事物的新方法。結構主義者認為每門學科、每件事物都存在著一個內在的體系，這個體系是由事物的各要素按照一定規律組成，而不是各因素簡單地加在一起的整體。因此，這事物中一個因素的變化會引起其他一系列的變化。學者的任務是要從事物的千變萬化中找到它的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寓于事物的差異之中。人們不是借助任何外界的因素，而只有通過對差異本身的觀察研究，對體現事物差異的某個有規律、系統的組織——結構進行分析，才能找到這個普遍性。結構雖是從現實社會中抽象出來的，但它與現實不能等同。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結構，可以用模式來表示，但這并非研究者的目的，而是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結構主義者還強調事物的同時性研究(橫斷面)，認為研究事物在同一時刻的各個方面比研究事物在時間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更為重要。

最早用結構的觀點從事研究工作的是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 1875—1913 )，他把語言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 1907 )中提出了研究事物橫斷面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法國哲學家、人種學家克洛德·萊維——斯特勞斯(1908—)在南美亞馬遜河南部地區以及馬托·格羅索地方調查了當地土著生活情況后，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人類學的文章，提出用結構的觀點分析人類社會后，結構主義才廣為流傳。他認為，盡管人類社會文化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通過對眾多不同表現形式的文化研究，可以找到一個囊括并說明形形色色現象的符合邏輯的體系，這個從不同表現形式的研究對象中抽象出來的構成，便是這個研究對象的結構。

結構主義的文藝批評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法國文藝批評界的兩次大論戰中逐漸形成的。文藝批評家兼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1915—1980)認為，敘述文完全由功能組成，即是說在不同程度上，文中的一切均表現了一定的意義。對敘述者來說，這并不是藝術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因為“在文字范疇內，一切標出來的東西從定義上說都是值得注意的，即使是一個看起來毫無意義，無功能可言的細節，也許就是表達了荒謬或無用這個意思本身，因此，一切都有含義或者什么也沒有。”他還認為藝術“是個純粹的體系，沒有一個構成的元素是虛設的，不管這根線多么長，多么松松垮垮，多么纖細，他總是與故事的某個層次聯系在一起的。”(羅蘭·巴爾特《敘述文結構分析入門》1966)他特別重視語言在文學作品中的作用，他指出語言在作品中不僅具有本身詞義的作用，而且是構成文學作品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他的倡導下，結構主義的文藝批評便從六十年代開始在法國流傳，而且成為一個流行于歐美的重要文學流派。

結構主義文藝批評研究的重點是敘述體的作品(主要是小說)，他們認為“任何一部作品不過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的結構的具體體現，是在多種可能性中一種可能性的具體表現。因此，這門學科所關注的不是真實的文學而是可能的文學，換句話說，他所關注的是從文學這門特殊學科的抽象屬性中所得出的文學性。”(托多羅夫《詩學》)

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在實際運用中是因人而易各不相同的。有的用現代語言學的概念來研究文學的結構，有的則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俄國形式主義的影響，用模式來分析作品，將作品的結構用“行為模式”來表示。法國文藝批評家茨維堂·托多羅夫是用現代語言學來研究敘事體文學的比較重要的評論家，在他的《觀點叢書》(以“什么是結構主義？”為總標題)的第二冊《詩學》的第二部分“文學作品分析”中對小說的結構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他認為作品是由語義、修辭、言語、句法四部分構成的。

語義：著重研究作品的語言表現的意義以及怎樣表現的，并進一步探討這些意義與現實的關系。

修辭：主要研究作者運用哪些語言手段來組成他的作品。語言手段可分為四個方面：具體與抽象；形象性程度；多種功能與單一功能；語言主觀性的方式。

言語：研究如何“從作品的言語通往故事”，即語言如何表現故事。這個問題又有四個具體問題需要研究——語式，時間，視覺(角度)語態。

語式——研究作品語言反映事物的精確性，作品以“直接引語”、“間接引語”、“自由間接形式”和敘述口吻四種形式來表示事物不同的精確程度。

時間——一是指故事本身的時間屬性，它是立體的，即故事的展開可以同時向多方面延伸。二是指作品言語的時間屬性，它是直線的，單一的，只能一行行一頁頁地延伸。這兩種時間屬性要得到統一，必須通過提前敘述、倒敘、插敘來解決。作品與故事的時間延續性是不同的。當作品采用大量鋪寫時，作品的時間延續就比故事本身長；當敘述者將發生的事情扼要說明或一筆帶過時，則作品的時間延續就比原故事短。

視覺(角度)——視覺是指作品內部事件、人物之間的關系。作品中的視覺特點可從來源、廣度、深度三方面去進行研究。在每部作品中，故事的事件從來不是以它原來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總是根據作者的某種看法，通過某種角度表現出來的。因此，作品中的每一個事件就有一個認識上的視覺問題，同一事物從不同的角度去對待，就可產生不同作品中不同實際。

語態——這是指作品的言語、故事和語言的敘述者(作者)之間的關系，主要是研究敘述者在作品中出現的程度。作品的故事總得有人講，表現故事的語言材料有人承擔，所以敘述者是作品結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任何一部敘事作品都有一個敘述者，但他又不同于作品中的人物。敘述者出現在作品中有的明顯，有的隱蔽。托多羅夫認為“敘事體作品中的”我“這個敘述者，是在所有的人物中在旁邊起作用的人物。”即是說，敘述者的功能是敘述，講故事；作品故事中的人物是說話，表演。如果敘述者同時又在故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那他就具備了雙重身份，即角色和敘述者。所以，敘述者的人稱不能改變敘述者在作品中的地位。

句法：這是結構主義者著重研究的課題，主要研究作品最基本的單位及其相互關系。他們認為每一部作品往往靠邏輯、時間、空間三個關系交錯混雜，將作品的最基本單位組合成一個整體。即根據故事發生的因果關系，時間先后串聯起來，以及根據各種因素的空間聯系使作品建立在對稱、漸進、重復、對比的基礎上。托多羅夫把作品分為全文、片斷、句子三個層次。

他所謂的“句子”不是語法意義上的句子，而是指用語法的句子概念來分析作品，指在一段文字中至少包含相當于構成句子的最基本的成份——主語、謂語，才能成為作品的最基本單位。

他認為“片斷”由五個句子結構組成，1。靜止狀態(平衡)；2。外力干擾；3。不平衡狀態；4。另一個相反方向的外力活動；5。恢復平衡或者建立新的平衡。這五種句子結構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為表語性的句子結構，表達一種狀態(平衡與不平衡)；另一類為動詞性的句子結構，表達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這五種句子結構是最基本的，稱為組合句。但每個片斷又不限于五個句子結構，有時文中上下邏輯很清楚，不致產生疑義，可省略某個句子結構；有時根據需要，也可增加一些表示提示的句子結構，這種句子稱為自由句。

他還認為“全文”由片斷組成，方式有三：串聯型，兩個完整的片斷前后依次連接；鑲嵌型：一個片斷中包含著另一個片斷；交叉型：兩個片斷中的句子結構相互交叉發展。并認為，句子結構中的謂語是多種多樣、變化無窮的，但研究者可以通過歸納分類找到這個謂語的原型，即研究謂語是表明行為(原發性)還是反應前面的行為。一般說來，表示原發性的句子結構可與其他句子相連結，也可獨立存在；而表示反應句子結構就不能單獨成立，必須與前面發生的某些行為相呼應。

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弗拉基米爾·普羅普在他的《俄羅斯民間故事形態》(1928)一書中，對大量的俄羅斯民間故事進行了分析，提出“行為模式”結構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盡管民間故事的內容與形式多種多樣，但有內在的共同的規律，即每個故事都由六種人物組成。(英雄、對手、假英雄、助手、公主或她的父親)提出了俄羅斯民間故事的模式。行為模式的分析方法自普羅普開創以來，不斷有人研究，美國美學家艾蒂安·蘇里歐則用這種方法分析戲劇，他在《戲劇情景二十萬例》(1950)中，把戲劇藝術分為主題力量、阻力、追隨者等六種功能，每種功能都由一種宇宙天體的現象來表示，如獅子星座表示主題力量，火星表示阻力，衛星表示追隨者等。“行為模式”分析法的批評家們在他們的著作里提出了各自對模式的理解，盡管對作品的功能數及劃分方法不盡相同，但對功能總的分類及主要功能方面卻是相同的，而且都是根據小說故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功能將作品中出現的人、物、思想、理論、時間、空間、氣候等等列為模式，然后根據模式的特征對作品進行分析判斷，或者根據不同模式內容的變化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所以，模式不是批評家們要達到達的目的，而是評論的出發點和依據。

以語言學概念和行為模式兩種分析方法來研究敘事體作品，雖然各有特點，形式也不盡相同。但批評的內在性和抽象性構成了他們的共同特點。他們都堅持文藝批評應從具體作品出發，反對用作品以外的任何因素(歷史事件、社會思潮、作者生平等)去分析和理解作品。他們認為作品的意義寓于作品本身，是由作品內在結構決定的，因此批評者的任務是去挖掘、分析這一作品內在的抽象的結構。盡管他們并不排斥對作品意義的分析，但“它的目的不再是對具體作品的描述，指出它的意義，而是探求產生這部作品的總法則。”

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作家，一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從結構主義文藝觀點出發去進行創作，力圖以小說的結構來體現作品的意義，特別在時間、空間規律的運用上，在人物描寫角度的變換上，在情節安排以及敘述者與故事關系等方面，都與傳統小說的寫法有所不同，產生了一批非傳統小說也非新小說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雜亂，無頭緒，不知所云。只有用結構分析法把作品中的時間、空間特點理出來，把人物介紹的角度、敘述者與作品故事的關系弄清，情節安排的特點弄明白，這樣對作品所寫的東西及意義才能有所了解或理解。

結構主義文藝批評家用結構的觀點從藝術特點方面對十九世紀發展起來的小說進行探討，做了大量的工作，促進了小說藝術的發展。但他們的研究重點是抽象的結構，也就是表現手段、藝術法則。它完全否定社會、歷史條件和作者生活、思想對作品所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客觀存在的)把文學和語言等同起來，完全無視文學作品來自豐富、生動、復雜的社會生活，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美學評價的特點，只用語言學的概念、法則，用抽象模式來解釋文學，這些都是形式主義的傾向，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