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繁霜,四月時節繁霜降,
我心憂傷。霜降失時心憂傷。
民之訛言,民心已亂謠言起,
亦孔之將。謠言傳播遍四方。
念我獨兮,獨我一人愁當世,
憂心京京。憂思不去縈繞長。
哀我小心,可憐擔驚又受怕,
癙憂以癢。憂思成疾病難當。
父母生我,父母生我不逢時,
胡俾我瘉?為何令我遭禍殃?
不自我先,苦難不早也不晚,
不自我后。此時恰落我頭上。
好言自口,好話既都嘴里說,
莠言自口。壞話也全口中講。
憂心愈愈,憂心忡忡不合時,
是以有侮。因此受辱遭中傷。
憂心惸惸,郁郁不樂心里憂,
念我無祿。想我沒福能消受。
民之無辜,平民百姓無罪過,
并其臣仆。也成奴仆居末流。
哀我人斯,可悲我們若亡國,
于何從祿?利祿功名哪里求?
瞻烏爰止,看那烏鴉將止息,
于誰之屋?飛落誰家屋檐頭?
瞻彼中林,遠望樹林成一片,
侯薪侯蒸。粗細只能當柴燒。
民今方殆,百姓正在危難中,
視天夢夢。上天昏睡不知道。
既克有定,如果天命已確定,
靡人弗勝。沒人抗拒能奏效。
有皇上帝,上帝皇皇最英明,
伊誰云憎?究竟恨誰請相告?
謂山蓋卑,人說山丘多么低,
為岡為陵。實為高峰與峻嶺。
民之訛言,民間謠言紛紛起,
寧莫之懲。不去制止哪能行。
召彼故老,但見老臣受征召,
訊之占夢。請他占夢來問訊。
具曰予圣,都說自己最靈驗,
誰知烏之雌雄?烏鴉雌雄誰分清?
謂天蓋高,人說天空多么高,
不敢不局。我卻怕撞把腰彎。
謂地蓋厚,人說大地多么厚,
不敢不蹐。我卻怕陷把腳踮。
維號斯言,高聲呼叫這些話,
有倫有脊。有條有理不瞎編。
哀今之人,令我悲哀今世人,
胡為虺蜴!為何像蛇毒牙尖!
瞻彼阪田,請看山坡田地里,
有菀其特。禾苗特出長得茂。
天之扤我,上天這樣折磨我,
如不我克。唯恐把我打不倒。
彼求我則,當初朝廷來求我,
如不我得。唯恐推辭不應召。
執我仇仇,得到我后很慢待,
亦不我力。不再重用與倚靠。
心之憂矣,心中憂愁深又長,
如或結之。好像繩結不能解。
今茲之正,當今政治真難說,
胡然厲矣?為何越來越暴烈?
燎之方揚,大火熊熊燒起時,
寧或烕之?難道有誰能撲滅?
赫赫宗周,輝煌顯赫周王朝,
褒姒烕之。褒姒竟然將它滅。
終其永懷,憂傷滿懷常慘慘,
又窘陰雨。又遇天陰雨綿綿。
其車既載,車箱已經裝載滿,
乃棄爾輔。竟然抽去車擋板。
載輸爾載,等到貨物掉下來,
將伯助予。大哥幫忙才叫喚。
無棄爾輔,車上箱板不要扔,
員于爾輻。加固輻條牢又安。
屢顧爾仆,軸上伏兔勤檢查,
不輸爾載。裝載貨物莫丟散。
終逾絕險,這樣終能渡艱險,
曾是不意。莫將此事等閑看。
魚在于沼,池沼之中魚成群,
亦匪克樂。并非快樂能安寧。
潛雖伏矣,即使深藏不敢動,
亦孔之炤。水清照樣看得真。
憂心慘慘,愁思滿懷長戚戚,
念國之為虐。憂慮國家多虐政。
彼有旨酒,他有美酒醇又香,
又有佳肴。山珍海味任品嘗。
洽比其鄰,四鄰五黨多融洽,
昏姻孔云。姻親裙帶聯結廣。
念我獨兮,想我孤獨只一身,
憂心慇慇。郁郁不樂心憂傷。
佌佌彼有屋,卑鄙小人居好屋,
蔌蔌方有谷。庸劣之徒享米祿。
民今之無祿,今世黎民太不幸,
天夭是椓。老天降災傷無辜。
哿矣富人,富貴人家多歡樂,
哀此惸獨。可憐這里卻孤獨。
這是一首政治怨刺詩,當作于西周將亡之時,詩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是預料之詞。《毛詩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分析說:“此必天下大亂,鎬京亦亡在旦夕,其君若臣尚縱飲宣淫,不知憂懼,所謂燕雀處堂自以為樂,一朝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詩人憤極而為是詩,亦欲救之無可救藥時矣。若乃驪烽舉,故宮黍,明眸皓齒污游魂,貴戚權寮歸焦土,尚何昏姻之洽比?尚何富人之獨哿?以此決之,《正月》之為幽王詩必矣。”其論甚為精辟。
這首詩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政治遠見,也有能力。故統治階級當權者開始極表需要他(“彼求我則,如不我得”),但得到之后又不重用(“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他擔憂國家的前途,同情廣大人民的苦難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擠和中傷(“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他是一個憂國憂民而又不見容于世的孤獨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形象。詩的抒情主人公面對霜降異時、謠言四起的現實,想到國家危在旦夕,百姓無辜受害,而自己又無力回天,一方面哀嘆生不逢時(“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一方面對于一會兒這么說,一會兒那么說(“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反復無常、擾亂天下的當權者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最終身心交瘁,積郁成疾(“癙憂以癢”)。詩人生動、細致、準確地記錄了兩千多年前生于亂世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心靈的顫動,在以后感動過無數的人,和《詩經》中的其他一些政治詩一起為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文學的傳統奠定了基礎。
詩中還表現了三種人的心態。第一種是末世昏君。此詩沒有明確指出周幽王,而是用暗示的方法讓人們想到幽王。“天”在古代常用來象征君王,詩中說“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就是很嚴厲地指責周幽王面對百姓危殆、社稷不保的現實毫不覺悟,卻只顧占卜解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二句,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杜甫《麗人行》、《哀江頭》、《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直接揭露當朝天子,當是受此類詩影響。此詩批評最高當權者親小人(“瞻彼中林,侯薪侯蒸”),遠賢臣(“乃棄爾輔”),行虐政(“念國之為虐”)。指出如果國家真正顛覆,再求救于人,則悔之無及(“載輸爾載,將伯助予”)。這樣的末世昏君前有桀、紂,后有胡亥、楊廣,歷史上不絕如縷。所以其揭露是有意義的。第二種是得志的小人。他們巧言令色,嫉賢妒能(“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結黨營私,朋比為奸(“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心腸毒如蛇蝎(“胡為虺蜴”),但卻能得到君王的寵幸與重用,享有高官厚祿,詩人對這種蠹害國家的蟊賊表示了極大的憎恨與厭惡。第三種人是廣大人民。他們承受著層層的剝削和壓迫,在暴政之下沒有平平安安的生活,而只有形形色色的災難(“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而且動輒得咎,只能謹小慎微,忍氣吞聲(“不敢不局”、“不敢不蹐”)。詩人對廣大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民之無辜,并其臣仆”,表現了無比的沉痛。昏君施行虐政,百姓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上天懲罰昏君,百姓也要無辜受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此詩正道出了亂世人民的不幸。
《正月》等詩對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將此詩與《離騷》對照來讀,可以看出它們都是黑暗社會現實下抒發憤世之情的產物,也都運用了比喻象征手法。比如: 《正月》中以駕車喻治國,以秀苗特出喻賢臣,以林中薪木喻小人;《離騷》中以騎馬喻治國(“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以美人香草喻賢者,以惡鳥臭木喻小人,其設喻之意相近。這是以往學者們所忽略了的。
全詩四言中雜以五言,便于表現激烈的情感,又顯得錯落有致。全詩以詩人憂傷、孤獨、憤懣的情緒為主線,首尾貫串,一氣呵成,感情充沛。其中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如以魚在淺池終不免遭殃,喻亂世之人不論如何躲藏,也躲不過亡國之禍。還運用了對比手法,如詩的最后兩章說,得勢之人有酒有菜,有屋有祿,朋黨往來,其樂融融;黎民百姓窮苦無依,備受天災人禍之苦。“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像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樣,表現了詩人的極大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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