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十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卡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鑒賞〕　成人，即成就一種君子的人格。孔子以為，完美的人格離不開禮樂的熏陶，如有臧武仲那樣的智慧、孟公綽之清心寡欲、卞莊子式的勇敢、冉求的才藝，再“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他還從義利之辯的角度，提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

在孔子看來，君子人格的造就，并不只是局限于心性的修煉和道義的堅守，還要在實功事利的追求中，仍能遵循和信守道義的原則，即使面對危險境地也能勇于承擔責任，雖長處困頓亦不忘平時許下的諾言。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孔子確認了“見利思義”才是君子人格的一項基本標準和培養原則。可見，片面地從純道義論立場上理解孔子關于君子人格的理念，不能真正契入孔子話語的本意。

誠然，孔子有許多關于“義以為上”的道義論思想。如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又講：“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強調“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衛靈公》)。聲稱：“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以至他的學生都覺得“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但孔子畢竟不是單純的道德學家，作為一個富有經世致用精神、懷抱救亂治平之志、敢于直面社會人生的仁人和智者，他有救世改良的使命感和重民、惠民、富民、教民的責任心，在張揚道義信念的同時，并不排斥實功事利的追求和富貴欲望的企及。他在合理設計義利關系的先后次序和輕重緩急的方面，凸顯了君子人格的立體性和豐富度。

其實，通讀《論語》，我們可以發現孔子還有許多關于功利關切、富貴追求的言語，如他直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他又申明：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顯然，《論語》宣示了孔子一個強烈而執著的理念：　只要合乎道義，手段正當，追求富貴理所當然，脫貧棄賤當義無反顧。所以，《論語》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張》)又說：“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憲問》)其確認的“見利思義”原則，應該說是反映了孔子的心聲，昭示了原始儒家義利之辯的真精神。

實際上，“見利思義”的觀念，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并不鮮見。《國語·周語》就記載有“言義必及利”的命題，后來的孟子雖言必稱堯堯，重在闡發性善、養氣之論，以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但他同時指出：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又強調“明君制民之產”(《梁惠王上》)，主張給民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私人恒產，作為推行道義、落實仁政的經濟基礎。而荀子直接提出“以義制利”(《正論》)的命題，認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榮辱》)，更是把孔子的“見利思義”理念的深刻含義進一步闡明了。

至于漢代董仲舒所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及宋代理學家倡導“存天理滅人欲”，應該說對孔子“見利思義”理念的解讀失之偏頗。難怪宋代的事功派儒家要對此作爭論、批判，而明清之際的啟蒙儒者更是通過對理學、心學作“悔過自新”(李二曲語)式反思，進而重揚先秦儒學的經世致用精神，更是在義利結合、理欲統一的基礎上，接續孔子“見利思義”的觀念，發展了儒家的義利之辯。

今天，社會主義中國正承擔著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快和諧社會建設的歷史任務，同時也面臨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公正失衡、道德人格危機等現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從先哲孔子“見利思義”理念的思想遺產中，我們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