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蒲松齡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幾分親切感。倒并非因為我有一半山東血統,并在蒲家莊左近住過一陣,相識過他的一些后輩同鄉。實在的是因為這人不擺架子,不裝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寫小說就寫小說。雖在小說中灑滿了他的孤憤、怨恨、同情、鐘愛,讓讀者在文學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響。但在動筆時絕不先裝出個教訓人的面孔來。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強裝作思想家;他一生窮愁潦倒,卻也不冒充闊老大亨。七十多歲熬上個貢生,混了一套袍褂,始終不穿,七十四歲那天他兒子找個畫像師為他寫真,極力攛掇他穿上這套禮服。他穿了,畫完一看,越琢磨越別扭,特意在畫像上寫明:“為余繪此像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去世后所怪笑也!”這就是他為人的真實處。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談到善與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卻是體面起來了,山石花草,粉墻漆門,清堂潔舍,在全村里出類拔萃。我想他若在世,能過一天這種有派頭的日子也好了。可惜這宅子他是分來的祖產,到他手破舊得連門也沒有的。盡管如此,我還是感激政府和當地文物工作者為修整這故居所花的財力,所盡的心意,這終究是老作家遺物中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墳墓,就在大破四舊之際毀得不成樣子。雍正三年張元撰寫了個“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為的是留給后人一點研究資料。旗手大旗一搖,石碑化為灰塵。打倒“四人幫”后,茅盾先生重寫蒲松齡墓碑,特在左側記上了一筆:“此處原有張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毀于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之禍”。我看了心里酸酸的。這兩行字很能表達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這碑本身也是珍貴文物了,倒不如筑個亭子,把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東的柳泉,確是夏日乘涼的好所在,幾十棵柳樹、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側。夏天沏一壺茶,放兩把煙,自己乘涼,也招待汗流浹背、口干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飲茶,又歇腿,沒有不扯幾句閑話的道理。聽的人既不放錄音機,又未必當面作筆記。說的人也不怕抓辮子追謠言,于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開河,真假相間,想怎么說就怎么說,說完拔腿就走。在閑扯談中作家就汲取了創作素材和語言營養。有人認為關于蒲松齡的這一傳說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會認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邊,綠柳蔭下,恰是閑扯的好環境。當然,那時柳泉號稱“滿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飲之的一汪清水,不是現在這樣多少丈深不見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會像如今這樣紅柱翹檐,只不過是個茅草窩棚罷了。話說回來,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嘗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態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這些道聽途說打磨成藝術珍品。若無本人的親身體驗、生活積累,只憑道聽途說,是寫不成《聊齋志異》這樣的傳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東打聽一件新聞、西尋問一件佚事,就想寫出好文章,我勸他去蒲松齡故居看看那兩塊硯臺——我知道這樣的人是有的。
這真是兩塊快磨穿了的陋硯啊,石頭既不出名,雕工也不出眾,可是滿是筆痕,滿是墨跡。看來他活了七十幾年,這硯臺也伴隨他六十多年。順治十五年考秀才用的是它,此后他多少次考場失敗伴隨著的也是它。帶著它上高郵、寶應當幕友,又帶著它教私塾、坐冷板凳。一面過著“終歲不知肉味”,“貧病出無驢”的苦日子,一邊用這硯臺寫他的《聊齋志異》。這兩方硯臺,缺棱少角,記錄下作家辛苦耕耘的一生,幫他為我們的文化寶庫增添了如此瑰麗巨大的財富。硯臺旁邊還有一只銅做的,熏得漆黑的手爐。這手爐使人仿佛看到在苦寒的冬夜,在缺門少窗、透風漏雪的屋內,寫幾頁手凍僵了就烤烤手,烤一刻手緩過勁來又奮筆疾書的窮作家的勞苦相。我于是想到,蒲松齡是這么貧困、而又是這么富有。他享受的是貧困、獻給人民的是富有。屢考不中,使他到死沒嘗到鳴鑼開道,前呼后擁的滋味,卻使他磨練出多少篇錦繡文章。福兮禍兮?中國并不少他一個封建時代的巨宦或鄉紳,但少不得這樣一位描情述事的圣手,也許考不中的不幸正是他的大幸!
蒲松齡的文章瑰寶,和他的清貧生活,耿直性格互為依存。人們去蒲松齡故居,首先不是看風景,其次也不只是看古物,要緊的是從遺物中了解那個故人和他所生存的社會面貌,能不能既把故居故物整修保管好,又不一切翻新,弄得像個高干住宅,而失去原有基調和氣氛呢?
我從蒲家莊出來時,心中既感到在社會主義中國從事文學工作十分幸福,又面對蒲松齡先生艱苦一生羞愧得不能自已。我走的這段路,蒲松齡生前恰也走過,有一天他半夜從甕口回來,突然碰上大雨,人困馬饑,好容易遇到一戶人家,主人卻嘆息說自己正揭不開鍋。拿不出人食馬料招待他。他只好硬著頭皮再往前走。可前邊是什么路啊!“下關暝黑聞風雷,倒峽翻盆山雨來”,“來時當道僵師臥,我行至此馬騰驚。云是虎噬遠行客,髑髏嚙絕斷股肱。”連滾帶爬,直到雞叫才到“篾席破敗黃茅卷”的家。如今看著這望不見邊的工礦廠房,萬家燈火的宿舍農莊,車上滿載的棉花、糧食、陶瓷、煤炭。感到和蒲老先生相反,自己從人民身上取得的過分富有了,而獻出的竟是如此貧乏。
巴金老師說:“作家不過是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我重視、熱愛這個職業,這個崗位,因為我可以用我的筆戰斗,通過種種考驗為讀者、為人民服務。”蒲松齡的時代,作家還談不上是一種職業。他要靠教書掙飯吃,才得以堅守這個“工作崗位”,為讀者、為人民服務。而他竟服務得這么好、這么有成績。這實在對我們是極大的鞭策和激勵。我們應當鞠躬盡瘁,為人民服務得更好些。
(1986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櫻花·孔雀·葡萄》)
賞析這是一篇雜記見聞隨筆,是作者意之所之、興之所至、深思臆想的記錄。此文以幽默、調侃的外表出現,以濃郁、深重的情感為內涵。讀來親切純樸,懇摯明快,好像與人聊天,細品起來,思深緒繁,含有深刻的意味。
具體說來,這篇雜記有如下特點:
一是內容博雜,以小見大。作者時而傾吐內心感受,時而著眼生活實景,時而又感慨萬千。忽此忽彼,散漫自由,看似無定格,實則自成定格。全文采用夾敘夾議或以議代敘的筆調,借談天說地的方式,揮灑自如,縱橫馳騁,輕松真切地抒寫了自己的感受和議論。作者似乎不經意的抒寫著:蒲松齡穿貢生袍褂的故事,蒲松齡故居的墓碑,兩塊硯臺,一只手爐,雨中借宿遭人拒絕等瑣碎的內容,然而在銜接自然的巧妙安排下,行文卻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雜而不亂,神思貫一。通過這些博雜的內容,借古說今,闡述一個深刻道理:耿介的性格,清貧的生活,造就了蒲松齡這樣偉大的作家;對照現在,社會主義的作家應該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些零星雜碎的一斑一點,一枝一葉,無不滲透著作者的凝重和莊嚴,滲透著作者對蒲松齡的敬重與厚愛。
二是個性濃郁,側重議論。作者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發揮議論,從議中出敘或以議代敘,善冶情感與議論為一爐。全篇找不到一句不帶作者感情色彩的敘述,在敘述前后都有議論,議中引敘,敘中有議。議論雖多,并不枯燥,幽默、調侃的語言,使得這些議論充滿濃郁的個人色彩。那些獨到的見解,獨特的感受,精到的議論,引人入勝,令讀者感受得實在,領悟得分明。如開頭“對蒲松齡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幾分親切感。”如良朋話舊,娓娓而談。又如“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強裝作思想家;他一生窮愁潦倒,卻也不冒充闊老大亨。”幽默、調侃的語言,以議代敘的筆調,表現蒲松齡為人的真率,同時旁敲側擊地嘲諷了現實社會中某些俗相。又如“蒲松齡是這么貧困、而又是這么富有。他享受的是貧困、獻給人民的是富有。”這既是對蒲松齡一生的高度評價,也是作者訪問柳泉獲得的深刻獨到的感受。此類議論比比皆是,像串線的珍珠,熠熠發光,展示了作者熱情、詼諧、健談的個性和對社會人情的深刻體察與見解。
三是親切自然,亦莊亦諧。大量使用現代口語、俗語,明白如話,風趣瀟灑,輕松自如地道出深刻道理。讀著這篇雜記,如聽作者飯后聊天,“聊”味十足。全文沒有一詞一句不通俗,做比喻,使形容,用的都是現代流行的口語、俗語,如“不擺架子,不裝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寫小說就寫小說”。“想怎么說就怎么說,說完拔腿就走。”十分明快灑脫,幽默俏皮,作者的思想觀點和見解,不知不覺的滲透到讀者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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