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敦儒
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圣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仆妓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圊,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郁然不樂,召紀綱仆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圊不稱。”仆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于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圊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圊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后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蟲網瑟琴,塵棲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于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子奚笑哉?”
——《賓退錄》
〔注釋〕 心狂:心態狂傲。 惟備:齊備。惟,語助詞,無義。 貸子:借給你。 聽子用不計:聽憑你使用而不計較。 效:獻出。聽命:聽候命令。 假公:假,借。假公,意含非“真主人”之諷刺在內。 圊(qīnɡ):廁所,糞槽。 湫(jiǎo)隘:低下狹小。 紀綱仆:管理法度的仆人,即管家。讓:批評。 惟假公教:聽憑你“假公”吩咐。 藻其棁(zhuō):修飾梁上的短柱。棁:梁上短柱。 丹其楹(yínɡ):以朱紅的染料漆飾廳堂的前柱。楹:廳堂的前柱。 扇蠅攘蛆:指進行大掃除,清除污穢。 躬執斤帚:親自拿起工具。斤,刀。 忉忉(dāo):憂心貌。 成未落:尚未完工。落成,指居室建成。 閽(hūn)者:看門人。 阿郎:指原先的主人。 勞之:慰勞。 蟲網瑟琴,塵棲鐘鼎:指一切享樂之具均被蟲網灰塵籠罩,未及享用。 市南宜僚:《莊子·徐無鬼》:“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原指古代楚國的勇士。此指市南的人士。 奚笑:何必發笑,笑些什么。
《列子·湯問篇》所載述的愚公與智叟為移山而發生爭論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本篇所撰寫的東方智士與北方愚公的故事則是朱敦儒“新編”的。它的大體梗概如下:東方智士,才多而家貧。一天里中一位大富翁請他到家中,說自己將出外遠游一年;在這一年中,家中的一切悉由智士支配調排。智士“上任”后,遍閱其家,深覺富實偉麗簡直超過了王侯之家,但忽又發現東園的廁所實在糟糕得不像樣子。于是下決心徹底整治,自己親自率領奴仆苦心經營,弄得頭蓬面垢,廢寢忘食。正當新建的廁所快要完工時,主人已經返回。主人問他:你居住我家覺得快樂嗎?智士答道:從您走后,我日夜為修廁所奔忙,家中其他一切的樂趣我一點都未享受過;現在您既已回家,我當歸家去矣。說罷,智士便回到自家貧寒的陋室中去,十分懊悔,未幾即悒郁而死。有人聞后,竊笑智士之愚蠢,且告之北山愚公,愚公答曰:你們笑什么?世上像智士那樣專治廁所、不懂享福的人多著呢!
這則“故事新編”究竟寓有怎樣的“大義”呢?對此,盡可有不同的理解。收錄此文的《賓退錄》作者趙與時認為:“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于圣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趙氏是南宋理學家楊簡之門生,也是一位理學觀念甚深的文人。所以他認為朱敦儒此文在于闡發讀書的要訣——照趙氏的理解,圣賢書中自有“樂地”存在,那就是“理”呀、“性”呀之類深奧的道理;而某些讀書人卻終其一生未能“窮理盡性”,只在“末務”中間馳逐(這恐怕是指以訓詁文字、考訂名物制度為主的“漢學”學派),這真是丟了華屋高堂不住卻偏要去整治廁所!
不過,若照我們看來,朱敦儒此文的主旨卻并不如趙氏所說的那樣,而是他本人人生觀的一種形象性闡發。這只需結合朱敦儒本人的詞作便知端倪。朱詞有曰:“人生虛假,從古英雄總是癡”(《減字木蘭花》)、“誰能留得朱顏住?枉了百般辛苦”(《桃源憶故人》),又曰:“新來省悟一生癡”(《朝中措》)、“老人諳盡人間苦,近來恰似心頭悟”(《菩薩蠻》)。這些詞句,都吐露了朱敦儒對于人生的“徹悟”:人生本是“虛空”或“虛假”的,因而本該“及時行樂”,又何必去“百般辛苦”地經營奔忙呢?由于他有了這種“省悟”,所以頓覺那輩“英雄”不過是一批“癡人”而已。根據朱敦儒的這種人生觀,我們就可把此文的主旨理解為:人生本是短暫的(就像東方智士在別人家中只做了一年的“主人”那樣),故便應該抓緊機會盡情地享受它,而不該汲汲奔忙于蠅頭微利(如文中的“廁所”)的馳逐;否則,到頭來只能懊悔無窮,遺恨終生!
應該指出,朱敦儒的這種人生觀實是一種消極虛無的思想觀念。但是,我們又該看到,這類“人生虛空”和“及時行樂”的人生觀,在封建社會中卻又是相當普遍地存在于不少文人中間的。比如李白那篇有名的《春夜宴桃李園序》就說過:“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不過,李白的話是正面直說的——他把天地比作人類的“旅館”,又把人類比作是歷史的“過客”,因而得出“結論”:人們應該及時地、盡情地享樂。而朱敦儒的這篇《東方智士說》,卻用了“寓言”的方式,從“反面”表述了與李白相似的觀點:人們如不及時享樂,而去苦心專營那些“末務”,那就是大愚特愚的人了。文中的“智士”實是一種帶有嘲笑意味的反稱。所以,本文以“世之治圊者多矣,子奚笑哉”作結尾,意即含有“警世”之旨在焉。當然今天我們讀它,并不在于欣賞它所表述的消極人生觀,而主要在于欣賞它巧作“寓言”的相當成功的藝術表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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