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思任

出關東，得箬舟，霧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帶，坦迤直，絮綿中埋數角黑幕，是米顛濃墨壓山頭時也。然不可使顛見，恐遂廢其畫。亭午，過蒿壩，江魚入饌。兩岸山各以淺深色媚行。伸腳一眠，小醉而夢。舟子突叫看東山，山麓巉石獸蹲，守江如拒。從謝公棹楔上磴路，每數十武，長松繡天，濤聲百沸。又壑中時時有哀玉淙淙，草多遠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渴，可當萬里流也。池上數級，得薔薇洞，文靖攜妓常憩此。李供奉《憶東山》詞，花開月落，幾度誰家？何物少年輕薄，然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窈藹曲折入國慶寺，寺僧指點調馬路，英風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韻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獨琵琶一洲，宛作當年掩袂態。古今人豈甚相殊，那得不為情感？東山辨，見宋王铚記甚詳。吾以為山之所在，偶然四隅耳，何以喜東不喜南也？夫東山之借鼎久矣，足忌之而口祥之，人遂視東山為南山。絜令家有，從未面識，而輒謂其知情者乎？吾安能倒決曹江之水，一為洗清兩字冤也。山，可矣，去其東而可矣。

——《王季重十種》

晚明游記小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口而出，信口而談”，瀟灑自如，機鋒時出，冶寫景、抒情、敘事、議論于一爐，給人以清新、自然、雋永、飄逸的美感享受。顯然是“句比字摹”、“假人假言”的復古主義的一種逆反。王思任是竟陵派文學的巨子，承鐘惺、譚元春的余波，以力矯公安派文學的俚俗淺薄為己任，不免故作艱辛，走上求尖、求新、好奇、好怪的道路，然而決不是王夫之批評的“滅裂風雅”(《明詩評》卷七)，錢謙益批評的“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列朝詩集小傳·鐘提學惺》)，而是一種頗有特色的文風改革。如記中的“巉石獸蹲，守江如拒”，“長松繡天，濤聲百沸”，“白天布曳，直入大海”，句奇字新，皆從千錘百煉中來，不肯行乞班、馬之前，募緣《左》、《國》之后，無一字拾取古人牙慧，正是竟陵派遣詞琢句的特點。

游記歷敘其出東關，過蒿壩，看東山，歷洗屐池，得薔薇洞，曲折入國慶寺，至琵琶洲，一路風光，盡赴眼底。只見霧若絮棉，若濃墨，籠罩峰巒數角；山則或濃抹，或淡妝，以取媚于行人；石之巖巖，若獸之蹲于地；濤之浩浩，若水之沸于鼎；一泓秋水，可當萬里之流；半面琵琶，猶作掩袂之態，可謂好語珠穿，妙喻璧聯，讓讀者跟著他的審美情趣，歷觀沿途的景點，產生移步換形的審美愉悅。明為敘游，實是寫景，好像信筆所之，隨意涂抹，一切顯得那么隨便、自然，一切又無不體現主體的審美感受，所謂“情與景會，頃刻千言”，正是竟陵派山水小品的又一特色。

最出人意表的，是他用濃墨重彩描繪洗屐池、薔薇洞的自然景色時，忽然筆鋒一轉，針對詩仙李白的《憶東山》，發出一通宏論，既批評了李白的“少年輕薄”，又肯定了詩中的話“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這與傳統的游記文章大異其趣，它在形式上沒有一定的格套，在內容上又不代圣人立言，而是根據自己對人生哲學的理解，發出“石破天驚”的議論，這也是竟陵派山水小品的一個特點。李白寫了一首《東山吟》，說是“攜妓東山去，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此外，李白還寫了兩首《憶東山》，說是“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云還自散，明月落誰家？”無情地揶揄和嘲諷了那位聲名顯赫的謝安。東土山、薔薇洞、白云堂、明月軒，曾經是謝安往來游集、攜妓尋歡之處，而李白說謝公之妓，早已云散月落，只剩下了荒墳一堆；他所攜之妓則如花之艷，如月之潔，自然有些“少年輕薄”；世上無不謝之花，天上無不散之云，無不落之月，則謝公又何必為花謝、云散、月落，而抱無窮之恨乎？確亦“大是曉語”。這段議論，已經是奇文奇想、匪夷所思了，不意作者又要為東山辯證、洗冤，謂“山，可矣，去其東而可矣”。這自然是從《說苑·至公》那里偷來的思想資料。相傳楚共王出獵，遺其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去楚，斯可矣，人失之，人得之，何必曰楚？”這自然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光輝思想。然而，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總是把“私”字作為分母，把“公”字作為分子，分母無限擴大，分子的值也就接近于零了，“楚弓楚得”，已經是“大公”了，誰還愿意把“楚”字去掉呢？11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也未能免俗，竟和謝安爭起“墩”來。他在題《謝公墩》的詩中說：“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不知王思任讀了這首詩，是否也要罵一聲“輕薄”，是否也要勸他們去“謝”、去“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