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詩詞

明代弘治至正德時期可稱為明中期。這一時期占主流的作家群主要有茶陵詩派和以復古為號召的“前七子”，其中很少或幾乎看不見江西籍作家的身影。而此時的江西籍作家主要活躍于理學領域(包括王陽明心學)，他們以理學名家，故江西素有“理學之邦”之稱譽，而作為作家的他們卻不能成為主流。

從廣義來說，王陽明心學也屬于理學范圍，正如陸象山心學屬于宋代理學一樣。但從狹義來說，王陽明心學與傳統的理學又有所區別，所以有時被其他學派指為異端。但不管怎么說，王陽明心學是對理學的新發展、新貢獻，對明代乃至后世都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本章的主旨不在于討論理學家、理學流派，而在于借助理學流派及其理學家的劃分，更清晰地把握這些作家的情況，因為明代文學與理學的關系實在太密切。以理學家的分類為作家分類的依據，可使復雜的問題簡單明了化。

明中期江西籍理學作家主要包括諸儒學派作家和崇仁學派作家。前者有：意境雖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的羅欽順，詩多涉理路的李中，詩多理學語而五言、七言嫣然有致的狀元作家舒芬，興幽思遠、盡辟蹊徑而頗有詩名的敖英;后者有：詩多涉理語而近白沙、定山流派的夏尚樸，詩文尚未成家的桂華。同時，江右王門學派作家也顯露頭角，為明中期的江西詩文盡其所能地演繹。主要有：主敬學派作家鄒守益，詩文皆闡發心性之語;主靜學派(又稱歸寂派)作家聶豹，詩文少涉理路而風格平實;主事學派作家陳九川，文大抵皆講學之語，詩小有韻致而不免薄弱。王門學派其他作家尚有：以氣節著而吟詠大抵皆一時遣興之作的劉魁，善推演師說、以“何黃”并稱而其集卻未見流傳的何廷仁、黃弘剛。總之，這些作家都以理學名家，詩文成就總體上不高，詩歌或多或少都帶有理學氣，雜宋調而近擊壤一派，理性有余而理趣不足。

此外，明中期還有一些理學以外的江西籍作家，如：權相作家嚴嵩，雖怙寵擅權，而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為迥出，文亦不俗，故不以人而廢文;“苕溪五隱”之一的劉麟，詩多山林之氣，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頗著風節的劉玉，古詩、歌行語言妥帖，詩風豪宕，五、七言律可步趨唐人;著述頗富的劉節，詩雖多而多不見選錄，其文明白淺切，以下筆不能自休而稍傷于文字冗長;兼收并蓄的游潛，詩風頗近晚唐而兼雜宋調，成就相對突出;自稱放翁的夏良勝，風節凜然而詩文有直氣;以邊功著稱的毛伯溫，文格頗疏暢，詩則所造不深，詞多淺易;內行修潔的歐陽鐸，詩多近體而不及其文，文雖娟秀而狹于篇幅;三入內閣的狀元費宏，詩文多應制奉酬之作，詩風多古雅，其悠游林下之作則頗見其風致;費寀，多應酬之作，而田園詩則有模擬王維詩之傾向;尹襄，詩雖未見選錄，然亦間有可誦之作;汪佃，詩文無大疵累，文章不以時好輒廢繩墨;恃寵嬌蹇的權臣夏言，善詩詞曲，亦善屬文，詩文平易宏整，部分詩有臺閣體之余習，五言特具高韻，多豪宕之作，絕句尤有風致。總之，這些作家與理學作家相比，不僅有個性特色，而且成就相對較突出，可能是受理學的約束較小的緣故。

這時期的江西詞壇，主要作家有羅玘、劉玉、羅欽順、費宏、游潛、嚴嵩、毛伯溫、夏言、舒芬、桂華、聶豹等，作品數量最多的是夏言，達351首之多，其他詞人的作品都不多。其中，成就較高的是夏言、費宏、桂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