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近代江西詩詞

清代后期的江西詩人在創作上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家國之痛”這個主旨，一方面是因為這是中國歷代愛國詩人創作的傳統主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變成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化和表面化，愛國文人感時傷世，將社會的突變和國家的貧弱、屈辱及民眾的水深火熱納入文學創作，用藝術的方法展現對“家國之痛”的憂思。

盡管創作主旨相同，但在江西詩人的作品中這個主題又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黃爵滋目睹第一次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對時局的憂慮的表達顯得比較直率，因而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會展現出一種動輒“言關天下，以詩言志”的經世風氣和“凡有艱巨君其先”的有為朝士坐言起行的風采，故而在清代道咸詩壇的詩人群體中，黃爵滋與林則徐、陶澍等被稱為“經世派”。高心夔身處時代與黃爵滋大致相同，但是他在表達對時局國運民生的關照時，顯得言微意深。陳三立與文廷式都經歷過戊戌變法，陳三立還目睹了日寇的鐵蹄踐踏中國的河山，所以在他們二位的創作中，“家國之痛”的主旨中還融入了更多的個人的精神痛苦。陳三立在戊戌變法失敗后選擇了“遺老”的身份，拒不參加當時政界的任何活動，成為所謂的“神州袖手人”;日軍占領北平后，陳三立終日憂憤，病重，拒不服藥，絕食五天后，于1937年9月14日氣絕而逝。文廷式在變法失敗后，被革職驅逐出京，此后一直東奔西走，終因壯志難酬，在抑郁苦悶中與世長辭。

在創作思想上，黃爵滋不滿意當時脫離現實的平庸詩風，表現出要求改革詩風的意向，主張詩歌要有真實的內容。高心夔是湖湘詩派的主要作者之一，雖然創作傾向上取法漢魏六朝，反對宋詩，以擬古、學古為主，但是他能把詩歌創作同時代進步聯系起來，表現出突破因循守舊的傾向。在曾國藩的大力提倡下，推崇宋詩尤其是黃庭堅詩的“宋詩運動”成為清末詩壇創作的一股風氣。而陳三立就是尊崇宋詩的同光體中“江西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同光體成就最高的詩人。他的詩，初學韓愈，后師黃庭堅，好用僻典冷字、險韻拗句，風格枯澀瘦硬，自成“生澀奧衍”一派。文廷式被稱為清末的詞壇巨匠，中年以后的他在創作上主張步武蘇辛，多元并融，其詞學宗尚與以“清季四大家”為中堅的臨桂詞派卓然相異，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