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孝經》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中篇幅最為短小的一部，但它在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歷史進程中，卻曾經具有很高的地位，產生過廣泛深遠的影響。

《孝經》集中地闡述、宣揚了儒家思想觀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孝道與孝治，因此，后儒都極力推尊它，賦予它在儒家的各種經典中的特殊地位；歷代帝王曾通過各種形式表章《孝經》，更是強調、突出了它的意義和影響；許多學者、官員、士子乃至平民百姓奉孝道為立身之本，竭力推尊《孝經》；而且，《孝經》的影響作用，還超越了漢民族的范圍，為中國的少數民族所接受，甚至遠及東亞地區的漢字文化圈國家如朝鮮、日本等。本章將介紹《孝經》的地位和影響。

一、《孝經》在儒家經典中的特殊地位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對孝的注重，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孝經》中，孔子說：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在《論語》中，有若說：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在《禮記》中，曾子說：

仁者，仁此（即孝道）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

在《孟子》中，孟子說：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孝經》正是因其所集中論述的內容——被看作道德禮教的源頭與根本的孝道，從而在儒家經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清代學者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指出：

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并稱。……蓋以《詩》、《書》、《易》、《禮》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

除了認為《春秋》、《孝經》為孔子所作而并稱之外，漢儒們還把兩書看成是“相互表里”的關系。我們知道，《春秋》是一部史書，儒家一向認為它筆寓褒貶，微言大義，寓有尊王賤霸、撥亂反正之旨，對糾正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滕文公下》）

漢儒則認為：《春秋》固然起匡正亂世的作用，但仍然只是治標之舉，而作《孝經》以宣揚先王之“至德要道”則是治本之謀：“《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開辟，皆在孝。”（ 《春秋說題辭》）可謂極力推崇《孝經》。

從漢代到清末，后儒推崇《孝經》，認為《孝經》具有特殊地位的說法，是稱《孝經》“總會群經”、“綱紀群經”、“埏埴群經”。

東漢經學家鄭玄稱：

《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 《孝經序》）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六藝論》）

《隋書·經籍志》上的提法類似于鄭玄：

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于孝者也。

《唐書·薛敖傳》上記載：

敖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之要道，真可謂圣人至言，或謂為百行之宗，五教之要。”

北宋經學家邢昺在《孝經正義序》中也說：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

南宋學者黃震在《東發日鈔》中說：

《孝經》者，大道之戶奧，六藝之總會。

明、清學者仍然有許多相類似的說法，如，明呂維祺說：“《孝經》何為而作也？曰：為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孝經》者，《五經》之總會，百王之大法也。”（ 《孝經或問》）明末黃道周說：“《孝經》舊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所以埏埴《五經》，綱紀萬象也。”（ 《孝經集傳》）清韓菼說：“《孝經》一書，蓋萬化之權興，《六經》之統會也。”（ 《孝經衍義序》）清吳騫說：“《孝經》一書，經緯三才，紀綱五行，誠圣門入德首務。”（ 《新雕古文孝經序》）

……

這些提法，大同小異，總之是強調了《孝經》在群經中的特殊地位。這是得到相當廣泛的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