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孝道的批判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著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儒家思想在中國已失去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思想文化方面，各種流派、學說相當駁雜，彼此消長，就知識分子個人而言，也有思想觀念上的發展、變化、前進、退縮等多種表現。例如梁啟超，他對孔教儒學的認識和評判，各個時期都有所不同。對于傳統孝道，晚期的梁啟超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認同。而極端保守者則鼓噪“孔教運動”，意欲恢復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

激進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則接受了西方輸入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對舊傳統采取普遍懷疑和徹底決絕的態度。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吳虞、錢玄同、劉半農等，都是當時反孔的勇士。陳獨秀宣稱：“對此與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攻破孔教，“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李大釗也說：“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會不適于生存，任諸自然之淘汰，其勢力遲早必歸于消滅。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企于自然進化之程，少加以人為之力，冀其迅速蛻演，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他們對儒家傳統思想的批判是全面出擊的。若論對傳統孝道的批判，陳獨秀、李大釗等在總體批判時有所涉及，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亦是名篇，胡適也有對孝道流弊的指斥，但“非孝”火力最集中、猛烈者當推吳虞。

胡適稱為“中國思想界的一清道夫”、“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陸續發表了多篇激烈反孔批儒的文章。他首先抓住儒家思想體系中“孝”的觀念，作為進攻的突破口，并由此推論開去，層層進展，頗為銳利。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中歸結道：“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先，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他又分析了孝與忠的比附，“蓋孝之范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干，而不可動搖。”

吳虞又深入論述了孝、忠、禮、刑的關系，概言之：忠由孝而產生，忠是孝的反射，“他們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順順地聽他們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亂”。倡禮之后，復繼以刑，《孝經·五刑章》有“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語，“這因為以禮教孝，有時而窮，又拿刑來補助禮的不足，孝與禮相表里，禮又與刑相表里了”。吳虞把孝道與家族制度、君主專制政體連在一起進行批判，這是直戳腹心的進攻，他的認識是：“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柱石，則主體墮地。”

吳虞對《孝經》、孝道所做的猛烈攻擊，可以說是空前的。海外學者韋政通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反思時，雖然站在“新儒家”的立場上，但仍然肯定了吳虞等人“非孝”言論的積極意義：“吳虞對家族制度相關的問題，探討雖不深入，但他攻擊家族制度的辟孝的言論，對當時新知識分子要求的個人或個性的解放，產生很有力的影響。個人或個性的解放，乃新文化運動很重要的節目，……像中國如此重視傳統，又生活在重重權威下的民族，如果沒有這一步解放，很難把國人的潛能激發出來。《新青年》在這一點上有不世之功。”當然，吳虞的“非孝”言論，在今天看來，也有將傳統孝道約簡化、側重于行動層次上的批判、未能做文化系統的細致考辨，因而顯出“矯枉過正”的偏激。

當代國學宗師、先師六庵夫子黃壽祺先生曾指出：“故帝王言孝，總關政治用心，或寓欺世之詐偽；人民敬孝，每出天倫情性，誠為人類之美德矣！”把傳統孝道一概推倒、丟棄的做法，是輕率而不可取的。

另外，吳虞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斗者行列，對《孝經》、孝論、孝道進行批判，但他所憑借的思想來源比較駁雜，對以“孝”為核心的儒家社會倫理和家庭倫理表現出相當大的摧毀力量的同時，缺少建設性主張。吳虞曾說：“或曰：子既不主張孔氏孝弟之義，當以何說代之？應之曰：老子有言，‘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六親茍和，孝慈無用。余將以 ‘和’字代之，既無分別之見，尤合平等之規。”但“和”的內涵如何界說，以“和”代孝又如何實行等實質問題，吳虞并無具體說法，后來也只是籠統地提出：“我的意思，以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觀念，卻當有互相扶助的責任。同為人類，同做人事，沒有什么恩，也沒有什么德。要承認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 ‘人’的路上走。從前講孝的說法，應該改正。”這一點，也是吳虞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