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宏大量，曾國藩立德

寬宏大量是立德之基，更是處世之道。

曾國藩認為，人必先有寬廣的胸襟和平淡的心境，后才能穩健地立足于世。

曾國藩非常佩服唐朝名將郭子儀，不僅對他的英勇善戰、足智多謀欽佩不已，對他的“量”字精神也深為折服。郭子儀的祖墳為人所掘，他不但不報仇，反而引咎自責，曾國藩稱此“是名臣之度量也”。

韓信也是曾國藩心中的模范，韓信曾在鬧市上受過“胯下之辱”，后來成為一代名將，他不但未找這些人報復，反而召他們來任以官職，他的寬容與大度實在是旁人無法可比的。每讀到此處，曾國藩都會贊賞不已。他以此為例告誡部下，稱韓信之舉為“豪杰之舉動也”。

他以此二人為榜樣，與人為善，寬于待人，這在與左宗棠的關系上表現得十分突出。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關系經歷了幾次波折，但曾國藩始終本著“待人以誠以恕”的原則與之相處。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語言尖銳，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雖然很有才華，但是卻屢試不中，科場失意，便蟄居鄉間，半耕半讀。咸豐二年，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升為“刑名師爺”，咸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府達六年之久。他們二人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經常意見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國藩幽默地對左宗棠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宗棠也絕不示弱，立即這樣回敬道：“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他生性桀驁，言詞尖銳，鋒芒畢露，也把“曾國藩”三字喻在其中。

咸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卻以失敗而歸，欲投水自盡卻未遂。于是，他垂頭喪氣地回到省城。左宗棠聞訊，便指責曾國藩說，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速死非義，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雖然直言，但是在為主帥打氣，話語中也流露出幾分敬愛之意，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

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父親病喪，他聞訊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不待君命，舍軍奔喪的做法是很不應該的。于是，湖南官紳也都附和這一說法，這使曾國藩十分尷尬。后來，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他特地登門拜訪了左宗棠，并以“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請求左宗棠篆書，以表謙抑之意。

盡管二人性情不同，經常意見不合，但都是關于“國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遺余力地向清廷舉薦左宗棠，這也顯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說左宗棠“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此，他的保舉才使左宗棠能夠一展抱負與膽識。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贊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曾國藩死后，左宗棠給他這樣的論定：“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游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后，即錄稿咨送，可謂往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也。”

為人處世，胸襟坦蕩、大度寬容可以幫助人們得到別人的真誠相助，在行事過程中更加暢通無阻。

智慧總結

荀子曾說，一個有涵養、懂為人處世之法的人，應該懂得敬重天道、遵循常規、敬畏禮法、自守節操，對待事情要有寬宏大量的氣度。為人處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自己若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處處行得通。今日自己處在順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會處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氣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會盛氣凌人地對待自己。因此，無論何時，要以“寬宏大量”立身，常給他人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