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陳映真·將軍族》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見“趙南棟”條)

內容概要 男主人公“三角臉”是從大陸去臺的軍人。在作品里沒名沒姓，快40歲了，退伍之后在一個到各地巡回演出的康樂隊里混飯吃。女主人公是康樂隊里面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在作品中也沒名沒姓，叫“小瘦丫頭兒”。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大卡車的巔簸中到處表演。演出之暇，康樂隊的女孩子們都跟年輕人泡在一起，沒人找他這個中年人。他活得很寂寞。“小瘦丫頭兒”在康樂隊中也不快活，她不是歌手，但會跳舞，而且是個很不錯的女小丑。她好哭。一天，她纏著“三角臉”要聽故事。他講了個猴子的故事給她聽，但有時也唱小調給她聽。他們提到“家”，他們各自都想家。于是，她向他講了自己的身世。原來她曾被家中以兩萬五千元的代價，像豬牛那樣給賣掉了。買她的人把她帶到花蓮，她說她賣笑不賣身。那人說不行，她便逃了。“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兒”這兩個寂寞的人，夜晚有時隔著三合板的墻壁聊天。她說她欠下的賣身債如果不還，家里還會賣掉妹妹的。為了救妹妹，過兩天她想回家去。他說，他想借錢給她還債。她敲著三合板的墻壁，說：“你借給我，我就做你的老婆。”她甚至都覺察到隔壁的“三角臉”在難為情，說：“別不好意思，三角臉。我知道你在壁板上挖了個小洞，看我睡覺。”他無聲地說：“小瘦丫頭兒，你不懂得我。”于是，第二天深夜，他悄悄地把自己的退伍金——三萬元的存折，放在“小瘦丫頭兒”的枕邊，然后離隊出走了。她看到他的存折，哭了一整天。他們說她吃了他的虧，他跑掉了。但是，贖身錢并未能救她出火坑，她再度被賣，還被胖子嫖客弄瞎了左眼。她一點也沒有怨恨，只是決定這一生不論怎樣也要活下來再見三角臉一面。還錢是其次，她要告訴他終于領會了。5年后，在12月里的一天。一個喪家出殯。三角臉在送葬的樂隊里吹喇叭，在另一支樂隊里卻發現了小瘦丫頭兒。她穿一套藍地鑲滾著金黃花紋的制服，手舞一根銀光閃爍的指揮棒，指揮一隊少女樂手演奏《馬撒，永眠泉下》的樂曲。幾支曲子奏過，他見到她站在陽光里，輕輕脫下制帽，她留著一頭烏油油的頭發，高高地梳著一個小髻，還戴一付墨鏡。他想著，不過五年，一個生長，而自己卻已經枯萎了。她也發現了他，便湊過來，哽咽著問：“是你嗎?三角臉?是你，是你。”他們重逢了。于是，他們雙雙來到一片田野。她說：“我說過我要做你的老婆，可惜我的身子已經不干凈，不行了。”他說：“我這副皮囊比你的還惡臭不堪，下一輩子吧!”“正對，下一輩子吧。那時我們都像嬰兒那么干凈。”遠遠地響起一片喧天的樂聲。他看了看表，正是喪家出殯的時候。他們于是站了起來，沿著坡堤向深處走去。過不一會，他吹起《王者進行曲》，吹得興起，便在堤上踏著正步，左右搖晃。她大聲笑著，取回制帽戴上，揮舞著銀色的指揮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著正步。年輕的農夫和村童們在田野向他們招手，向他們歡呼著。幾只狗也在四處吠了起來。太陽斜了的時候，他們歡樂的影子在長長的坡堤的那邊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人們在蔗田里發現一對尸首。男女都穿著樂隊的制服，雙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揮棒和小喇叭整齊地放置在胸前，閃閃發光。他們看來安詳、滑稽，卻另有一種滑稽中的威嚴。圍觀的人群中有人說：“兩個人躺得直挺挺地，規規矩矩，就像兩位大將軍呢!”

作品鑒賞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與祖國隔絕半個世紀之久的臺灣重返祖國懷抱，終于光復了。隨著臺灣光復，外省人又可以登上寶島和臺灣同胞自由往來;尤其是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臺灣省，隨之而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屬，共達200萬人之眾。海峽兩岸隔絕了半個世紀，突然一下子接納如此眾多的外省人，這對島上的臺灣同胞來說，可以算是他們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了。特別是1947年曾爆發過“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當局對臺灣同胞進行了殘暴的鎮壓，更使得臺灣本省同胞和來自外省的大陸去臺人員之間產生了隔閡。從互相隔閡到相融，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陳映真的《將軍族》，關注的就是生活在臺灣島上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關系，所以發表之后在臺灣名噪一時。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一個是中年的大陸流浪客，一個是被侮辱的臺灣土生土長的少女，他們年齡相差很大，各自的生活經歷和生活經驗也完全不同;但是，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都是飽經滄桑和備受凌辱的卑微的小人物，又無力面對現實，只好把光明和希望寄托于一個神秘而渺不可知的未來世界。作者以溫暖、同情的筆觸，表現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深情，以及人世的悲苦，深刻而含蓄，動人心弦。作者有意將故事安排在葬禮進行之中，太陽那么絢爛地普照著，蒙上了一層隱秘的喜氣，這就制造出了一種貫穿全篇的悲喜交加的氣氛。最后，作者在描述男女主人公一同和生命告別時，用的也是歡樂的筆調，正反映出他們二人由于能夠互相陪伴著脫離悲苦的人世而感受的內心喜悅。這些喜劇的穿插，使這個故事的悲劇性反而更加深了一層，也加強了作品的感人力量和控訴力量。這篇小說也展現了一種生命的莊嚴化——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精神的一個重要特征。作品令人震撼的，也不僅僅是人物的悲劇命運，而是這種命運所負載的生命莊嚴化的強烈性。小說一開始，即以葬禮的進行，讓一種悲喜交合的語言氣氛貫流而來，中間悲劇情節的展開和喜劇意味的穿插，使一種高潔的“尊生”觀念——物質貧困 (貧)而精神不衰(富)、命運多舛(環境)而生命歡悅(人)得以互生互滲，以排遣病態的過分感傷，男女主人公殉情的結尾，伴著《王者進行曲》，帶著“都像嬰兒那么干凈”的夙愿，雙雙走向死亡，在那片苦難的故土上，“兩個人躺得直挺挺地，規規矩矩，就像兩位大將軍”——“安詳、滑稽，卻另有一種滑稽中的威嚴”。作家為生命的莊嚴化尋找寓言，結果是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壓力之下，通過“死亡”的意象與禮儀來看待實際生活。從開頭的葬禮到終點的殉情，作家劃了一個時間的圓圈，不是流水，卻也千載不腐——生命之樹長綠，即使死了，也還要化作連理枝、比翼鳥、雙飛蝶，結為“將軍族”。這樣，我們終于發現作品中具體體現的、與中國人文精神相合拍的人生價值觀念，那就是天人合德，貧賤難移、患難之交的恩愛深情和靈魂潔白，天可賴之以成，人可賴之以久，天長地久，解脫人世悲苦而享受生命的狂喜。這篇小說的結構，作者采用的是“局部追溯法”，故事的主體進行于“現在”的男女主人公在葬禮進行之中重逢，截取“過去”的片斷——五年前他們在康樂隊相識和離別作為補充，使“現在”和“過去”兩者交相羅織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