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蓋山麓，一處青冢突兀，冢傍松柏蒼郁連理，枝交葉錯，一對鴛鴦相與翻飛盤繞于松柏之間，一引一遞，交頸和嗚，那啼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徹夜不歇，似在向世人陳說著一個曲折斡旋，悲愴哀婉的愛情故事。

這就是我國古代著名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結尾處所描述的動人情景。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于南朝陳人徐陵所編《玉臺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作者為“無名人”;宋人郭茂清的《樂府詩集》將其載入“雜曲歌辭”，題為《焦仲卿妻》，稱“古辭”，并說：“不知誰氏之所作也”。因該詩的首句為“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后人遂以之為題，作《孔雀東南飛》。

《玉臺新詠》在這首詩的前面注有一段序文，說明了故事產生的時間、地點以及創作緣起：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建安”是東漢獻帝的年號，“廬江府”即漢廬江郡，郡治在今安徽省廬江縣西。據此可知， 《孔雀東南飛》大約創作于東漢獻帝建安年間，是當時人根據廬江郡的一個確有其事的家庭婚姻悲劇寫成的。而從漢末到南朝，《孔雀東南飛》在民間口耳流傳過程中又經過不斷的加工與潤色，方才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面貌。

《孔雀東南飛》通過劉蘭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熱情歌頌了蘭芝夫婦忠于愛情，堅決反抗封建禮教的不妥協精神。全詩三百五十五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是古樂府中最長的一首敘事詩。起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以孔雀失偶后徘徊反顧、哀怨慘惻起興，預示了下文悲劇故事的發生。此后，按故事情節的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矛盾的初起。寫蘭芝自幼知書達禮，才藝俱佳：“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但嫁與焦仲卿后卻“心中常苦悲”，這一則是因為身為官府小吏的丈夫不能與自己長相廝守，而更重要的則是婆婆焦母的刁難與虐待：“雞嗚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在這種情形之下，蘭芝不得不忍痛向丈夫自請遣歸：“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自公姥，及時相遣歸”。仲卿不忍與愛妻分離，便去向母親求情，一面為蘭芝分辯：“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一面表明自己矢志不改之意：“結發同枕席，黃泉共為友。”于是便招致了悍母的槌床大怒：“小子無所謂，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從相許!”

第二部分是矛盾的發展。仲卿礙于自己母親的逼迫，不得不讓蘭芝：暫還家”，并以“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相寬慰。蘭芝在焦家三年含辛茹苦，受屈負冤，聞知此言，悲憤難已：“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

雞嗚欲曙，分別在即，蘭芝強抑對焦母的怨憤，飽含對丈夫的眷戀，侵晨即起，臨鏡嚴妝：

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登堂拜焦母，蘭芝雍容大度，彬彬有禮;臨別辭小姑，蘭芝“淚落連珠子”，“涕落百馀行”。蘭之與仲卿這一對恩愛夫妻，終于被迫離散，分別時二人以“磐石”、“蒲葦”盟誓永不相負，而“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第三部分是矛盾的進一步發展。蘭芝忍辱含羞，被遣回娘家。剛跳出焦家的狼窩，又落入劉家的虎口。先是遭到母親的斥責，后又遇到縣令家的求婚，都在蘭芝的極力辯白下安然度過了。但當太守來求婚時，情勢便急轉直下了：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阿兄的趨炎附勢，尖酸刻薄，終于把蘭芝逼上了絕路。她自忖無法擺脫阿兄的逼迫，便心萌死志。為了贏得與丈夫最后一別的機會，“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第四部分是矛盾沖突的高峰和結局。婚期前一天，蘭芝與仲卿終于得以私下相會，而仲卿的誤解與挖苦不禁使蘭芝心如刀割，痛不欲生。二人以“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為約依依惜別。在太守家迎親之夕，“庵庵黃昏后，寂寂人定初”時分，蘭芝終于以一死相抗爭，“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而仲卿聞訊后亦“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孔雀東南飛》最突出的藝術成就在于它塑造了性格特征鮮明的人物形象。劉蘭芝是這一愛情悲劇的中心人物，她善良美麗，勤勞聰明、堅毅沉著。她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在向封建禮教作斗爭中所顯示出的毫不妥協，毫不幻想，勇往直前的反抗精神。面對焦母的專橫跋扈，無理非難，她既不求情，也不屈從，而是主動提出“及時相遣歸”的要求。而當兄長逼嫁時，她更不哀求，“仰頭”作答，當即許婚，實際上是準備以死相抗爭。改嫁前夕，她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表面上是在做嫁衣，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縫制葬服，她要像離開焦母時一樣精神心修飾一番，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從容赴死，這是何等剛烈磊落的胸懷。除此之外，劉蘭芝的性格特征還具有溫順善良的一面。她在焦家三年，受盡婆婆的凌辱折磨，但直到臨別之際，才向丈夫吐露真情。她對仲卿沒有絲毫的抱怨，而處處體諒他的處境。她對自己的前途有著清醒的認識，不抱任何幻想，但為了不讓丈夫過于痛苦失望，臨別之際，仍以“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給丈夫留下一線慰藉。這都體現出蘭芝對仲卿的體貼和了解。而不妥協的斗爭精神和溫順善良的性格特征，遂使劉蘭芝成為古典文學中光輝的婦女形象之一。

焦仲卿是衰落了的大家弟子，在太守府充任一名小吏，因而受封建禮教影響較深，性格亦較軟弱。他熱愛自己的妻子，但在封建倫理道德的重壓之下，又不得不屈從于專橫無理的母親的意志，將蘭芝遣送回家。在愛妻與悍母的夾縫中痛苦掙扎。但他是非分明，忠于愛情，不為母親的威逼利誘所動搖。在嚴酷的現實生活面前，他逐步由軟弱變得堅強起來。開始時，他鑒于“逼迫有阿母”，屈服于家長的嚴威，不得不叫蘭芝“暫還家”，同時，又出于與劉蘭芝的恩愛，除好語撫慰外，并寄希望于以后的再行“迎取”。但當驚聞蘭芝即將改嫁時，他知道一切希望都已破滅，便決心甘冒不孝之名，“吾獨向黃泉”，以生命殉愛情，終于走上了徹底反抗的道路：“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孔雀東南飛》以其精煉的語言，曲折的情節，感人的形象，蘊含了強大的藝術感召力，千百年來，始終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傳誦不衰。到了五四時期，更被一些進步文人改編成各種劇本，以揭露和抨擊封建禮教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