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人類，性愛就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外文學發展史中，愛情的描寫源遠流長，并越來越受到作家的重視和讀者的青睞。然一代文學有一代的特點，不同時代的不同作家的愛情描寫，大都具有它所處時代的特征。明吳炳的《綠牡丹》就是一部別具一格的愛情之作。

一、愛情與愛才并舉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父母之命，門當戶對等一系列封建婚姻觀念盤根錯節，濡染人心。于是，在現實生活中，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真正是產生在相互了解、志同道合基礎上的極為少見。男慕女色，女愛男才，一見鐘情，途有磨難，終成眷屬，早已成為中國古代愛情描寫的一種模式。真正敢于打破這種模式，拓展愛情描寫新篇章的，以往不少人認為是自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開始。魯迅先生就這么認為：“自有《紅樓夢》出來之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魯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是的，如果從多方面打破，愛情描寫與深刻反映封建社會末世的衰敗緊密結合去評價，《紅樓夢》無疑是“打破傳統的思想和寫法”的高巔之作。但在充分肯定《紅樓夢》這一成就的時候，把過去的愛情描寫統統限于“男才女貌，一見鐘情”進行評價也是片面的。《綠牡丹》在寫主人公車靜芳與謝英，沈婉娥與顧粲兩對青年男女的愛情產生與發展時，跟以往的“男才女貌，一見鐘情”的寫法就不一樣。

車靜芳是一個貴戶小姐，父母雖逝，但家道依然富足，與哥哥車尚公(下稱車大)，還有保母錢媽媽三人一起生活，日子過得不失貴家小姐之風雅。

謝英父母也已去世，雖才華出眾，但由于家境貧窮，不得不到“累世仕宦，遺不家貲頗厚”的柳希潛(下稱柳大)家坐館謀生。

沈婉娥是請告歸家的翰林學士沈重的獨生女，她的性格溫和文靜，在父親的教導下，才思敏捷，文藻過人。

顧粲是謝英的莫逆之交，雖然功名未遂，但才華橫溢，頗熱心于結社、選刻之事，曾與謝英、車大、柳大一起玩文弄墨。

從《綠牡丹》第八出《閨賞》開始，車靜芳對謝英就產生了眷戀之情。沈婉娥對愛情的追求盡管不像車靜芳那樣熾熱急切，但從第六出《私評》開始，她對顧粲就有了好感。至于謝英對車靜芳，顧粲對沈婉娥的愛情，分別是從第九出《仿俊》和第十出《扼腕》開始的。打這以后，兩對情人，尤其是謝英和車靜芳，隨著劇情的發展意趣越來越相投，感情越來越真切，甚至到了“愁腸如醉，癡情欲死”的程度。不同一般的是，在戲最后一場“圓婚”之前，他們從未有過見面和幽會的時候。

究竟他們的愛情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呢?一語道之，全在于他們都有一顆非同一般的愛才和重才的心。吳炳在建構情節，刻畫正面人物的時候，始終是把“真才”作為人物形象的核心，把愛才所產生的力量作為正面人物愛情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正由于這樣，他們才不見而鐘情，終于成了眷屬。

先來看車靜芳與謝英的愛情。

沈重告別仕宦后，多年的翰林生活使他人雖老，但“詩癖靡深”。為了引勵后生，他不僅對自己的女兒多加教導，且創立詩社栽培其他年輕人。兩對情人的愛情就是在沈重邀請顧粲、車大、柳大會考作詩時萌發的。

會考之前，只知穿街走巷，尋覓風流的車大、柳大生怕出洋相，于是，車大“好歹說盡”，請他妹妹車靜芳為他代筆，然后請人傳遞。柳大的詩作也用這種方法請謝英代筆。會考的結果，柳大得了第一名，車大得了第二名，顧粲排在第三。事后，車靜芳讀了第一名的詩，當場發出“天下竟有此才”的贊嘆，并即時萌生“若得才如此者，以托終身，如愿畢矣”的慕戀之情，甚至還為此而情淚盈眶。可見其鐘情不同一般。

為什么一個年方十五的貴門小姐竟然如許動心呢?乍看似乎也是“女慕男才”在作怪，其實，車靜芳的慕才與一般才子佳人式的慕才不一樣。過去許多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故事，幾乎都是以“男才”和“女貌”為前提的。對女方要求，外貌長相是首要的，當然也講究貞靜溫柔，但對是否“有才”從不太重視，“女子無才便是德”流傳千古，就是明證。況且，以往的愛情故事，表現得大膽主動的往往在男方，女方即使鐘情，往往表現得比較深藏內向。車靜芳盡管外相長得很美，但作者對此只是一筆交代，并不渲染，也不表現男方為此而神往傾倒。重筆描寫的是車靜芳那種“百家諸史，無不淹通;詩詞歌賦，援筆立成”的才女風范。車靜芳所以眷戀于第一名(當是還不知道作者是誰)，不在于“我有德言容功，他有飽腹學才”，完全在于她想到第一名才學比自己高，將來論經談史有知己。正如她在情淚汪汪時所想的：

潸然自忖，不分今生便付沉淪。若奴家是個男子呵，結成連袂好，朝夕細論文，才名伯仲，也不道十分衰褪。

從車靜芳聊為代筆便奪取第二名以及她一眼認定顧粲之詩也是“名流手筆”可以看出，她的才學實在是一般“佳人”所沒有的，錢媽媽說：“飽學秀才考她不過。”并不過譽。正由于車靜芳所懷抱的是這么一種“才名伯仲”的愛情觀，所以在尋找第一名的過程中才表現得如此主動大膽：賞詩之后立即分咐錢媽媽“明日去訪問”，早把情線牽。

謝英所以狂熱地愛上車靜芳，原因是錢媽媽“訪問”時說出車大之詩出自車靜芳之手。開始時，謝英明知錢媽媽問他“可曾娶過夫人”是訪親的口氣，但想到車小姐是白丁車大的妹妹，估計本領與車大差不多少，所以毫不動心。后來錢媽媽拿出車靜芳的筆跡作證據，證實車大考取第二名的詩作是小姐作的，謝英的愛情才馬上產生，甚至事后做出追趕錢媽媽，叩門求愛的舉動。

本來，謝英是個功名未遂的窮書生，車靜芳是“累世仕宦”的貴戶小姐，在封建婚姻觀念看來，他們是難以結合的。由于車靜芳想到的是“我只愛這詩，也不管他姓柳不娃柳，便家世寒薄些，也不妨”。謝英所思的是小姐所作的詩“忒好”，并知小姐也在深深地愛著自己的詩作，于是他們才能沖破阻力，克服從未見面的艱難，雙雙美合。

沈婉娥同樣是個才思出眾的宦門小姐。從她“私評”時一眼看出第一名的詩作“真天下絕調”，第二名的詩作“有些脂粉氣”，第三名的詩作“可稱當行，置之第三，虧他些了。”可以說明，沈婉娥的眼力高出沈翰林一籌。由于父親在上嚴加教管，所以沈小姐的愛情欲望沒有像車小姐那樣公開大膽。但從第二十九出車大假報高中，企圖強來娶親，父親催她扮妝，她誤以為要配白丁，于是“淚痕偷漾”，拒絕梳妝，后知父親是要把她配給“詩才高手”顧粲時，興喜之情難于言表。可以看出，沈婉娥的愛情追求同樣是以“愛才”為根基的。如果沒有這種思想，她為什么在車大“高中”(當時還不知是假)，父親要她打扮時不以為快反以為苦呢?過去，多少佳人夢寐以求的，不正是這種金榜題名后的花燭夜嗎?正由于“高中”消息傳來之前，沈婉娥已知道車大與顧粲的真實細底，所以才有這種車大即使高中也不為快的表現。

顧粲愛上沈婉娥，是從第十出追憶和欣賞沈重所示的“綠牡丹詩”開始的。他說：“女兒詩賦，父親豈可遍示外人?……是了，聞她尚未字人，想是故在人前，夸其才調，以示擇配之意。只一件，若依名次先后，我第三的自然沒分了，難道就招個白丁女婿?”這雖屬推測，但不是沒有根據，因為顧粲在讀沈重所示之詩時，沈重既不說是自己的，又不肯說出做詩人的真實姓名，顧粲即時識別詩中的“愧乏謝家才”是女人手筆，于是萌起了對沈小姐的愛望。為了盡快改變眼前這種“望斷雨云空費想”的處境，實現他那“何期在深閨繡房”的心愿，他不但大膽向沈重提出“復試”的請求，而且用“另謄窗課，同選刻送去請教”的方法，盡快爭得沈翰林的“擇配”之心。這不又是一種因詩萌情，以才博愛的表現嗎?

在中國古代愛情描寫作品中，《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分別是元、明、清三代的代表作。《綠牡丹》與《牡丹亭》問世于同一時代，但在描寫愛情產生時，《綠牡丹》沒有《西廂記》那種“顛不剌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只教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張生初見鶯鶯時的風魔情狀)的描寫，也不見《牡丹亭》杜麗娘那種夢中與情人初見，便松衣寬帶于芍藥欄前的場面。《紅樓夢》的愛情描寫雖然較《綠牡丹》有更為精深博大的成就，但在描寫寶玉初見黛玉時，一個大吃一驚地想：“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見過的，何等眼熟!”一個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這種曲筆較那種“一見鐘情”的寫法高明得多，但認真考究，仍然帶有鐘情于初見的痕跡。《綠牡丹》中的兩對情人從未相見就可以產生愛情，甚至不斷發展，這與傳統的“男才女貌，一見鐘情”寫法比較，確實別開生面。如果說因詩萌情也是一種“一見鐘情”的變樣，但務必看到，其中所“見”的不在于外貌，而是內在的才學，情之所“鐘”也在這。這樣種情與愛才相生相舉，以愛才為愛情的基礎和動力的寫法，正是《綠牡丹》的一大特點。

二、愛情與怨恨交織

法國十九世紀著名作家雨果說過，自然中的萬物并非都是崇高優美的，它們處在一種復合的狀態中，“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惡與善并存，黑暗與光明相共”，因此，“滑稽丑怪作為崇高優美的配角和對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給予藝術的最豐富的源泉。”滑稽丑怪作為“一種比較的對象，一個出發點”，可以使人們由此“帶著一種更新鮮更敏銳的感覺朝著美而上升。”(轉自易洪斌《美學漫談》第100——101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為了使《綠牡丹》的愛情發展顯得更加折跌多姿，使觀眾產生一種更為新鮮的喜劇感，吳炳在著重描寫愛情如何在愛才中萌生和發展的同時，又花了相當多的筆墨去描寫反面人物柳大和車大為隱藏自己的丑陋、爭奪車靜芳和沈婉娥心中之愛所做出的種種虛偽卑鄙的行徑，從而使兩對情人的愛情發展交織著強烈的對反面人物的怨與恨。可以說，如果沒有反面人物的出現和作崇，車謝、沈顧之愛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多姿多彩，如愿以償。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相互出現，在這里已經不僅僅是為了“一種對比”，作家是把反面人物的出場作為激發正面人物的怨恨之情，從而加速愛情發展的另一種動力來處理的，當然也包含著更有利突顯作品的喜劇性(這個問題的詳析見第三部分)。換言之，怨恨在《綠牡丹》中不僅僅是一種對丑惡人物的態度和情感，它與正面人物的愛慕之情交織在一起，成為激發愛情和促進愛情向縱深方向發展的一種主體作用力。《綠牡丹》愛情描寫的這一特點，從戲一開始就有所顯示，爾后，通過兩次會考和一次簾試表現得越來越鮮明，越來越濃烈。

全劇的序幕拉開，性厭詩書、不學無才的柳大、車大來到謝英的書訪。謝英按“會規”要他倆作一篇“特丹賦”，兩位白丁糊思亂寫極不痛快。這時，正值顧粲為選刻之事來找謝兄。車、柳見顧粲只選謝英的作品而懷恨在心。柳大說：“小顧這等放肆!待后日那里考試，偏要考在他前列，方消此恨!”車大表示贊同。

這種開場，看似寫結社文會，實則寫正反兩種人物心靈的碰撞。碰撞的導火線顯然是由于顧粲一出場就顯示出一種重“真才”而輕“無才”的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愛與恨的交結體現。盡管這時的“愛”與后來所發展的愛情不同，但如果沒有這種愛真才和恨白丁的思想存在，就不會引發后面一系列愛情與怨恨的產生。

在第一次會考中，柳大和車大為發泄原先受顧粲鄙視之恨，詭計多端請人代筆，結果真的把顧粲置之名后。這時，盡管顧粲從沈小姐的詩中萌生了愛情，但怨恨之心也隨之加劇。尤其是車、柳趁自己奪取第一、第二之勢，把顧粲騙進家里卑鄙地進行捉弄之后，顧粲對這兩個白丁的怨恨便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當場笑曰：“真蛙井，乍窺天，忘本等。這可以魍魎崢嶸，這可以魍魎崢嶸，聽不得嗥嗥吠聲。”打這以后，他抱著對車、柳的極端憤恨，為披露白丁的本來面目，顯示自己的才能而展開了一場新的較量：他鄭重其事地向沈翰林提出“再考”，而且考規應該“再嚴些”。結果車柳二兄在第二次會考中丑態百出，遭到“真才”的加倍戲弄。顧粲的才華在“再考”中得到充分的顯示，從而贏得了沈翰林把沈小姐許配給他的決心。試想，如果沒有這股強烈的憤恨(怨恨的升級)之情，他的愛情大愿能實現嗎?當然，顧粲心中的怨恨又不完全是來自對白丁的憤慨，其中另一個原因又是來自于對沈婉娥極深的愛。愛得越深，怨恨愈烈，兩者相生相促，交織成為一股擊倒白丁，實現愛愿的巨大動力。這種情中有恨，恨中有情，因恨生情，以情促恨的藝術特色，在謝英身上表現得也非常鮮明。

前面說過，謝英對車小姐的愛慕之情是從第九出錢媽媽前來問親開始的。在此之前，由于處于為人坐館，以此謀生的境地，于是謝英對白丁的怨恨不像顧粲那樣赤裸。但從他的詩作《赴柳宅新館》的情調看，其中“滿紙窮愁，如泣如訴”(沈小姐評詩之語)。此外他一上場就訴說：“柳兄習馀紈袴，性厭詩書，開館月余，足跡未至。”可見他對白丁以及這種坐館生涯并不如意。這種“不如意”發展到柳大求他代筆奪得第一后，便上升為怨恨。恨之因由在于柳大這時不但不知羞恥，反而以第一自踞，公開在謝英面前呈強顯威。說什么“平日小弟筆下極熟落的，不想那日偶然肚痛起來，勉強暫借兄作。”又說：“小弟從來第一，幸托兄庇，這次也只照常。”這種人誰不恨他?等到車靜芳設簾考柳大，柳大又來求謝英代筆的時候，謝英心中的憤恨便發展到極點。為破壞柳大的爭婚陰謀，發泄心中的憤恨，謝英這次不同上回，公然作了譏誚柳大的打油詩，結果招來車小姐的一場哄笑。由此，謝英便遭到柳大的驅逐。

別的暫且不提，僅這首打油詩，就可以看出吳炳融愛情與憤恨于一體的獨特功力。打油詩曰：

牡丹花色甚奇特，非紅非紫非黃白。

綠色烏龜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

謝英借車靜芳所出的“綠牡丹”之題，把柳大比作貪花之烏龜，告誡車小姐要擦亮眼睛，不要上當。作詩之前，謝英就自忖：“柳五柳，你自思量是何等一個人品，便妄想我車小姐來?”“倒不如做一首極歪的詩，等小姐看了大發一笑，絕他求親的念頭。”你看，這不是由于心中早已懷有“我車小姐”的情意，才有這種不顧被驅逐的后果，大膽去作這種譏諷式的打油詩的行動嗎?愛與恨在這里交結得最為妥貼。如果沒有憤恨在其中的作用，車小姐要想辯明真偽，找到意中人，那能像現在這樣順利?

至于女主人公車靜芳、沈婉娥的愛心發展，憤恨之情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雖然不像顧粲、謝英那樣突出重要，但由于她倆面對的是“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的現實，更主要的是她倆與謝英、顧粲都有—顆愛真才恨白丁的心，所以當她倆分清是非，明辯真假以后，愛與恨發展得更快。例如謝英作打油詩被逐后，車靜芳頗有感慨地說：“謝生謝生，誰著你嘲笑狂徒，致遭驅逐!”“前日罵作烏龜，如今又罵作牛，謝相公倒會取笑哩。”再看柳大、車大假報高中，沈婉娥和車靜芳共同拒絕妝扮，車靜芳甚至把鏡子擲在地上，這些行動難道是單純的怨恨發泄嗎?怨恨中顯示出來的是一種真摯的愛，自覺的愛。

三、在笑聲中指摘時弊

在中國古代愛情系列作品中，《綠牡丹》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的成功除了以上兩大特點外，不為愛情而寫愛情，在愛情描寫中時時處處注重反映封建社會后期文場的弊端又成為一個重要的原因。為了使觀眾在愛情的波瀾中對現實生活中假名士，假考風有深刻的認識，吳炳深識笑聲的功力，不管是反面人物還是正面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他們的所做所為都被納入了喜劇的藝術結構，從而使這部作品呈現出豐富的喜劇性，成為中國古代喜劇的佼佼者。總結《綠牡丹》在笑聲中貶丑揚美，指摘時弊的經驗，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突出反面人物之“假”。

柳大和車大在《綠牡丹》中諸多詭計，但統而觀之，可以用一個“假”字來概括。“假”既是這兩個反面人物形象的核心，又成為作者指摘時弊的焦點。這種“假”從戲的開始一直發展到劇終。

在謝英的書房里，面對謝英所出的題目《牡丹賦》，柳大讀作《杜再賊》，車大讀作“壯舟賊”，刺白丁面目一針見血。當謝英告訴是“牡丹賦”時，柳大馬上改口：“正是牡丹賦，一時眼花了。”車大說：“我原識的，故意騙他取笑。”明明不懂偏想裝懂，這兩個人物一上場就假到極點。

第四出沈重邀他倆赴會作文，如果實實在在，自知無能不去也許不惹人恥笑。在“假”的主觀意識的指導下，他們都想出一條倩人代筆的“妙計”。

考試時，沈重宣布“不得私談聚立，不得夾帶傳遞”，兩個白丁異口同聲：“做這樣事的豬狗不值。”話音未逝，考題一出，柳大便立即念叨起蒼頭(老書僮)前來傳遞之事。蒼頭以送筆硯為名把題目偷偷接走時，柳大叮囑：“午飯要早些”(傳遞要快些之意)。當謝英的代作送來之后，場面更為可笑。

柳大：這時候才送飯來，可不急壞了人! (柳大私看，顧粲起身，蒼頭咳嗽，柳大急藏)

柳大：顧兄敢疑小弟夾帶么?飯盒在此，大家來搜一搜!

顧粲：偶然起來，那個有心看你?

柳大：只有這黃虀余沈，青蔓殘羹，此外無贓物。

顧粲：你不夾帶便罷了，何須如此撇清?

柳大：蒼頭快回去，不許再來，省得人眼光落在我身上。

(蒼頭下，柳大私抄)

這時，車大見柳大有了“緣故”，自己的“安心丸尚未到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于是，不得不“再領出恭簽，到門外去候錢媽媽。”

柳大：怎么又要出恭了?

車大：連日大便不謹。顧兄也在此，若疑小弟出去，有些弊病，可隨著小弟，到茅廁上同走一遭，看可有家中男仆相近。

顧粲：又是一個撇清的。

(車大外出張望)

車大：錢媽媽怎還不來?

在考場上他倆本來假得相當離譜，這是人盡皆知的。當沈翰林評卷，夸他倆詩中有妙句時，柳大說：“不欺老師說，門生做的時節也覺有些意思。”車大說：“門生昨日著實用心，做得完時血也吐了幾口。”

隨著劇情的推進，柳大和車大假得更加卑鄙，一個把謝英的詩稿偷為己作，一個把妹妹的詩作抄下來，分別送去給沈翰林——以為這樣更有利奪取沈翰林的“擇婿”之心。更令人笑倒的是，當白丁知道沈翰林已將女兒許給顧粲，并要為謝英和車靜芳主婚時，竟然冒天下之大假：買通報子，假報高中，企圖搶在謝英、顧粲之前強娶。

假的行為在這里只能自己欺騙自己，它既騙不住對手，也瞞不住觀眾。“當我們把所看到的現象跟我們所知道的或者所設想的這種現象的本質和任務，跟喜劇人物真正意圖或可能相對照的時候，我們就發笑了。”(卡爾斯基語，轉自《電影藝術譯叢》1955年10期第20頁)車大、柳大這一系列假的行為之所以令人發笑，就因為他們的本質與現象以截然相反的力度形成一種極為不諧調的碰擊。在笑聲中，使人看到的不僅僅是兩個白丁的虛偽與丑陋，而是明代科場腐敗的一種反映，一個縮影。據說，明熹宗時有個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的狗少爺，他假冒有志之士應試，結果不但高中，且在官場中連升三級。車大、柳大敢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地找人代筆代遞，連那位“慣會代筆”的范虛，他在為柳大代筆時也自稱：“我從來代倩不差池”，“村中童生，年年來求我”。這些都是對“文場自古多奸弊”的一種指摘，一種嘲諷。

第二，動機與效果大相背逆。

車大、柳大之所以成為地地道道的諷刺性喜劇典型，除了他們的行動始終存在著本質與現象的不諧調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這種不諧調所造成的結果不是他們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而是動機與效果的大相背逆。這是《綠牡丹》喜劇性產生的重要條件。

例如，第一次會考的時候，白丁的真實面目與他們的虛假表現產生矛盾，觀眾覺得可笑，然覺得可笑和真正的喜劇性不能等同。喜劇性是可笑性的最高形式，它不僅要求可笑現象在觀眾的審視中遭到否定或毀滅，更重要的是喜劇人物的主觀意識在突然的逆變中遭到一種自我性的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們往往在這一方面，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劇性混為一談。本質與現象、目的與手段之間的任何對比，都可能是可笑的;可笑是這樣一種矛盾：由于這種矛盾，現象在自身之內消滅了自己，目的在實現時失去了自己的目標。但是對喜劇性，我們還應提出更深刻的要求。”“喜劇性不僅首先來自目的本身的矛盾的對比，而且來自與主觀性和外在環境的偶然性相對立的內容的矛盾的對比。”因為“喜劇的主觀性成了現實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切事物的統治者。”(見《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109、111、11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簡而言之，喜劇性除了本質與現象的矛盾外，作為統治一切的喜劇人物的“主觀性”同樣要與別的內容形成一種不諧調的矛盾。從這點來說，在第一次會考中由于兩個白丁“主觀性”結果是如愿以償(取得第一，第二名)，于是動機與效果沒有產生背離，因而這次會考只存在著可笑性，而不具有真正的喜劇性。

第二次會考，兩個白丁繼續作假，企圖請人代筆傳遞，由于沈翰林采納了顧粲的建議，嚴加督陣，既不許家人送飯，又不得門外出恭，結果使白丁預先的計劃全部落空，最后不得不假裝生病窘退考場。明明是想“顯得才思優長”，結果卻交了白卷，動機與效果判若兩樣。

第二次會考之前，車靜芳設簾擇親，柳大滿以為這次既有謝英代筆，又有車大從中幫忙，占娶嬌娥已在目前。萬沒想到，謝英出于一腔愛意和滿腹怨恨，給他代作的是一首打油詩，落得一場生生捉弄。

《假報》一場，白丁兩次遭人捉弄后以為“假報”是最穩妥的一招。車、柳一上場便喑暗自喜：“買得報人施巧計，因緣成就不須媒。”正當兩個白丁興喜若狂，分咐家下“忙排香案，再叫梨園，快宰豬羊”，準備迎親的時候，謝英、顧粲真正高中的消息傳來，面對足夠的憑據，白丁企圖再鬧也毫無辦法。在眾人的哄笑中車大、柳大一敗涂地，文場假士的主觀意識，在以上這一系列動機與效果的悖反矛盾中遭到了最為辛辣的諷刺。

[蘇]A·齊斯認為：“笑聲不僅是一種揭露的武器，它同時又是一種無窮無盡的愉快的源泉，它鼓舞人們堅定對生活與生活目標的信仰。在斗爭中，它不是失敗力量的標志，而是勝利力量的標志，它體現出一種輕松愉快的感覺和勝利的光芒。”(《馬克思主義美學基礎》第25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觀眾從《綠牡丹》反面人物自作聰明，自食其果的失敗中所獲得的正是這種審美感受。為了使這種感受升華得更為真切，更為具體，作家在嘲笑丑態，指摘時弊的同時，又從另一視角突現人物的可笑性。

第三、幽默的詼諧，反敗為勝。

由于《綠牡丹》的創作旨意在于針砭時弊，在針砭中寄托對“真才”的培養與選拔的理想，因此，在刻畫正面人物的時候，所采用的不是本質與現象相互矛盾，動機與效果背逆的喜劇手法，而是重在表現他們如何在幽默詼諧的言行舉止中反敗為勝，從而“鼓舞人們堅定對生活與生活目標的信仰。”

謝英上場，由于寄人籬下的生活，面對柳大、車大這類白丁，雖然不可能象顧粲那樣敢說敢恨，但當兩個白丁出語辱罵顧粲不選他倆的文章時，作為“莫逆”的關系，謝英并不因為食客于人而袖手旁觀。他說：“二兄不必性急，待續集出來，收些人情文字便了。”白丁聽后自以為是為他們著想(這是只有白丁才有的思維)，觀眾聽來，卻知道這是非常得體而又帶譏的言語。“待續集出來”，說明謝英完全支持顧粲這次不選白丁的文章。“收些人情文字”(重點號為筆者所加)，足見“真才”對“白丁”的鄙視。脫口一句，馀味無窮，態度鮮明，含蓄得很。像這種表面看去是為白丁著想，實際上是在挖苦譏諷他或幫他的倒忙的言行，謝英為柳大作“烏龜詩”時表現得更為突出。這首詩似乎是應柳大之求依題詠綠牡丹，其實是把柳大比作癡心王八，告誡車靜芳不要上當。

為什么這種言行能使人產生一種幽默詼諧的美感?因為幽默(詼諧)與滑稽不同，它們雖然都有“寓莊于諧”的共同特征，但滑稽的“莊”和“諧”都比較外露，能令人一眼看穿，立即噴飯。幽默(詼諧)的“莊”隱藏在“諧”的背面，甚至兩者有時都表現得比較深沉含蓄。觀眾目睹此狀，要理解其中之“莊”，往往要展開思維的翅膀進行意會，而不是像滑稽那樣令人一目了然。這種言行本身的含蓄性與觀眾主觀思維的意會性的緊相結合，便是幽默(詼諧)之美的基本特征。如第一次會考時，車大、柳大明明是諸多作假，并當場偷抄傳遞之作，但他們一時說“顧兄敢疑小弟夾帶么?飯盒在此，大家來搜一搜!”一時又說“蒼頭快回去，不許再來!省得人眼光落在我身上。”一時又借口說：連日大便不謹”，出去等待傳遞。這種本質與現象的不諧調，觀眾不但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作者所要表現的“假名士，假考風”之“莊”也一目了然。這是滑稽形態的最佳顯示。像謝英這種“收些人情文字”的口氣，表面看去態度溫和，實際上卻流露著辛辣的諷刺。喜劇的“不諧調”特征，就在“人情文字”(不合格的文章)與“收些”之中體現。這樣的諷刺，當然要有觀眾思維的積極參與才能真正顯示它的功能。觀眾一旦悟出其中的意味，笑不自禁，甚至越想越覺得可笑就在所必然。因為審美性之笑，經常產生在主體思維的突然發現之時，像謝英這樣通過溫和、含蓄的手段進行爭斗，其他幾個正面人物大體一樣。

經過正面人物一番若明若暗，時現時隱的較量，結果，謝英、顧粲的處境從受白丁捉弄變為戲弄白丁，愛情的種子從困境中脫穎而出，終于在笑語喧鬧的笙歌中，在提前開放的綠牡丹前，兩對情人喜結良緣。真是：花開獨一格，愛情別樣觀。